台灣經濟與兩岸經貿回顧與展望
台灣經濟與兩岸經貿回顧與展望
文／林建甫、呂帛晏
兩岸經貿關係在ECFA簽定後邁向新的里程碑，未來合作將會朝制度層面深化，透過資金與人才的移動，雙邊的經濟已經從過去的單向投資，走往相互依存的關係，期待在共同市場的起點上，兩岸的合作發展模式能夠成就大中華經濟圈的成功典範。
回顧兩岸經貿沿革
過去兩岸經貿交流常受到政治情勢的牽引，從1949年中央政府播遷來台的彼此敵對關係，再到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後的兩岸開放，經歷過50年以上的漫長歲月，兩岸經貿也從過去的隔絕到間接、再逐漸往正常化邁進，期間經歷過多次轉折，但不變的是兩岸經貿關係越來越密切。
我國在1960年代間，政府以進口替代與鼓勵出口政策發展對外貿易，當時透過加工出口區的設立，為經濟發展立下了穩固的基石，70年代後政府開始積極進行基礎建設，基礎建設的提升帶來了產業轉型，輕工業逐漸被鋼鐵、石化及機械等產業取代，期間雖然經歷了退出聯合國、石油危機與中美斷交，但經濟快速發展的趨勢卻從未曾改變。
中國大陸在1950、1960年代期間，經歷過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1與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大陸政府一度禁止私有生產，造成生產效率大幅下降，農糧產量嚴重不足也使飢荒問題浮現，再加上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局勢動盪，也讓經濟發展停滯，當時大陸政策錯誤與鎖國心態，隔絕了兩岸間的經貿交流。
到了1979年大陸才釋出善意，人大常委會2發表《告台灣居民同胞書》，表示兩岸應該結束敵對狀態，並開始通郵、通航及通商擴大彼此間的交流，但是當時我國認為此只是中國大陸統戰手段之一，對大陸採取「三不政策」3，以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方式應對大陸問題，該時期兩岸主要是採取間接貿易的模式，雙邊透過第三地進行交流。
我國於1987年終止戒嚴與動員戡亂時期，並開放大陸探親，政策方針由限制轉為管理，推進兩岸交流的進程，並且大陸國務院亦在1988年頒布「關於鼓勵台灣同胞投資的規定」，希望吸引廠商赴大陸設廠投資，但我國對大陸企業投資限制仍多，所以該時期經貿交流是單向對中國大陸進行投資。
雙邊民間交流在1990年後漸趨頻繁，但也讓犯罪、繼承與婚姻等問題浮現，當時由行政院主持成立「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接受政府委託及授權，直接和大陸進行事務協商，並且雙方於1992年對於「ㄧ個中國」的問題進行溝通，我國提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立場，並強調以交流、對話與擱置爭議的核心價值進行互動，隨後即在1993年舉辦了辜汪會談，取得4項具體協議4成果，建立雙邊交流的基石。
李登輝前總統在1995年訪問美國，這使得中國大陸不斷向美國進行抗議，甚至對台灣海峽進行飛彈試射，企圖影響我國1996年總統大選，但李前總統仍舊高票當選，隨後我國對於大陸投資問題採用「戒急用忍」策略，限制高科技、5仟萬美元以上與基礎建設投資不能赴陸。
2000年政黨輪替後政府對兩岸經貿政策由戒急用忍改為「積極開放、有效管理」5，但是由於政治人物意識形態問題使得兩岸關係轉趨緊張，再加上多數民眾意見無法有效凝聚，原本開放的政策無法有效落實，使得台灣在全球經濟角色上逐漸失焦，無法參與整合的邊緣化危機導致台灣出現失落的10年。
我國雖然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但是隨著多哈回合談判的破局，讓外界開始質疑多邊貿易組織是否能夠發揮功能，國際間遂轉向以彈性較高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模式進行區域整合，但是當時緊張的兩岸關係，使的我國洽簽FTA的步調大幅落後。
兩岸經貿在不同時代下對經濟意義也有所不同，過去中國大陸對台灣來說只是出口或投資選擇之一，但是在區域整合及全球化的時代，大陸代表的不只是全球經濟規模第二大國，更重要的是其成為台灣國際化的重要環節，透過兩岸合作，將能夠讓台灣在全球產業競爭中取得有利位置。
兩岸經貿關係蛻變
在2008年國民黨重新執政，將經貿戰略調整為透過兩岸開放接軌全球，即把經濟主軸拉至兩岸經貿，並且在2010年第五次江陳會正式簽訂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正式宣告兩岸經貿正常化的時代來臨。
在後ECFA的時代下，兩岸的經貿的角色也開始轉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其影響力也慢慢在國際秩序中蔓延，尤其金融海嘯重創成熟國家經濟實力，大陸的經濟地位也更形重要，我國必須要重新調整對兩岸經貿觀點，未來台灣應以技術優勢主導中國大陸市場發展及產業走向。
擅用中國大陸市場的台灣
台灣對大陸出口佔總額的42%6，對大陸投資也佔總對外投資比重的82%7，數據不只證實兩岸經濟高度連結，在內涵上更指向ECFA後的兩大趨勢，其一台灣廠商正積極進行中國大陸佈局，透過投資讓生產鏈進行更緊密的結合，而且接單的目標不再限定於成熟國家，大陸消費市場也是重點；其次投資的性質除了製造業之外，廠商更往服務業進行滲透，這也說明了未來台灣經營方向將會更貼近中國大陸本地商機，而隨著台資企業經營方向的轉變，擁有技術及發展經驗的台灣廠商，將更有機會主導中國大陸市場的走向。
未來台灣與大陸在製造生產面向上，將會有更深層次的合作，這也表示兩岸的景氣的連動性將越來越深，除此之外台灣資本市場出現越來越多的中國大陸概念股，揚子江也成為第一家在台發行台灣存託憑證(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s，TDR)的中國大陸企業，再加上人民幣朝國際化的方向發展，未來雙邊金融市場的接觸也勢必更加頻繁，在金融與投資活動的催化下兩岸共同市場有機會逐漸成形，而未來台灣也必須更了解擅用大陸市場。
制度與規格的交流
投資機構預估2030年前中國大陸的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將會超過美國8，龐大的經濟規模將會帶出消費的力量，這會讓中國大陸擁有制定規格的權力，過去受制於美國掌握產業規格的局面有可能會被打破，甚至在亞洲經濟整合的浪潮下，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有機會成為亞洲產業規格的制定者，而我國各項產業的技術優勢，將有機會導引中國大陸產業規格的走向。
中國大陸在十二五框架下，要由著重經濟成長轉為發展，這意指未來大陸將會更加重視經濟發展成果是否能讓民眾享受，也透露出未來大陸的發展將會更為多元，環保、教育及品質等都將會成為中國大陸的核心價值，而台灣在經濟與制度發展上相對成熟，未來隨著台灣人才與資金進入大陸市場，將有機會將各項制度及觀念帶入中國大陸，甚至主導中國大陸各項制度發展。
兩岸雙邊經濟交流，逐漸由間接走向正常化，正常化不僅會帶來貿易量的大幅增加，彼此產業的連結度也開始上升，這會導致雙邊關係轉化，未來影響力將會從過去著重的硬體改為軟體，制度與經濟將會出現更深層次的連接，兩岸共同市場有機會緩慢成形。
兩岸產業合作新契機
在兩岸共同市場逐漸成形的過程中，雙邊舊有的合作模式也將會被淘汰，尤其在十二五計劃的揭示後，中國大陸的經濟的發展重心已經從過去的保增長往調結構的方向移動，未來兩岸合作的內容將會重新改寫，製造、金融及內需產業將會成為合作的新亮點。
兩岸製造業的互補關係
台灣高效率的管理能力加上中國大陸低廉的勞動成本，形成在過去台灣在代工產業的強大競爭力，但是在富士康事件9之後，勞工要求加薪的聲浪在大陸沿海各地傳開，這使得勞工薪資大幅攀升，再加上人民幣升值及缺工問題浮現，都讓大陸的勞動成本快速增加，未來大陸產業方向必須面臨調整。
台灣在1980年代即面臨過該狀況，而且也順利將核心的競爭力由成本轉為技術，未來技術與經驗將會是雙邊合作的關鍵。台灣在研發技術上投入甚多，不僅研發經費長期保持在10%成長水準，研發支出佔國內生產毛額比例更達到2.77%10，高於德法等已開發國家，技術上的優勢將成為合作的基石，未來台灣廠商將可以透過授權等方式將技術或設備轉移至中國大陸，台灣廠商只須擁有關鍵技術的研發能力，透過台灣技術中國大陸生產的模式，不僅可以讓中國大陸製造業的附加價值提升，更可以加深雙邊產業的垂直整合。
目前行政院所提出的六大新興產業項目為「生物科技」、「觀光旅遊」、「綠色能源」、「醫療照護」、「精緻農業」及「文化創意」，而中國大陸的新興產業發展計劃，也說明未來生物科技、新能源與電信產業將是其發展重點，兩岸在綠色能源與生技醫療項目有所重疊，這也說明了雙邊對於產業的發展策略相似，可就既有項目進行合作，共同開創新興產業的發展契機。
金融合作的雙邊契機
台灣金融業經營環境不佳，不僅業務漸趨飽和，存放利差也長期維持在低檔，過去10年當中，沒有一年的銀行業資產報酬率(Return of Asset)符合1%以上的國際水準11，造成此情況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廠商紛紛赴中國大陸投資，使得潛在廠商大幅流失，其次為我國銀行家數過多，使得業務多以殺價模式競爭，金融業急需要增加產業成長動力。
中國大陸經濟逐漸步入轉型期，希望由出口轉為內需拉動成長，此也意味著大量的金融需求將會孕育而生，但中國大陸卻沒有足夠的金融人才來滿足業務成長的速度，台灣的金融業者在同文同種的特色下，將會比其他外資機構更能貼近中國大陸市場，未來有機會填補中國大陸在金融服務不足的部分。
兩岸金融業務互補性甚高，雙方皆可透過技術及業務的交流互蒙其利。首先，十二五計劃明示要強化中小企業發展，而其發展的關鍵因素在於資金，台灣銀行業在中小企業放款經驗豐富，若台資銀行順利登陸，將有助於中國大陸中小企業政策推動；其次，中國大陸不僅對證券業限制仍多，外匯與資本市場亦充滿濃厚管制色彩，反觀台灣承銷業務具有價格競爭力，而且外匯及衍生性商品發展已久且管制較少，開放的優勢不只能吸引大陸企業來台籌資，也能夠吸收投資大陸的國際資金，是大中華區絕佳的金融平台。
中國大陸內需帶來的合作機會
中國大陸從2000年之後經濟成長率都維持在8%以上水準，再加上人民幣升值與工資大幅攀升，三大因素成為大陸內需成長的引擎，而且近期大陸政府積極調控房地產市場，希望經濟板塊能夠往其他產業移動，讓消費成為拉動增長的主要項目，消費力量的崛起會讓內需產業合作契機浮現。
台灣過去在全球產業鏈的角色著重在代工，不能往品牌發展的重要關鍵在於台灣並沒有足夠的市場基礎，現在中國大陸正往消費的路途上邁進，過去台資企業長期在大陸扎根的過程中，累積對大陸市場的深刻了解，再加上ODM12項目一直是台灣廠商的優勢，過去累積的製造代工經驗將會成為品牌發展的利基。
台灣各項產業的發展歷程較久，所以產品路線上較為多元，台資企業除了擁有快速製造優質商品能力外，也具有精緻細膩服務的實力，所以即使面對中國大陸有大眾及頂級客層的區別，台灣也有能力應對此情況；其次在大陸老年化與少子化的人口趨勢中，台灣醫療保健與老年安養的機制，即可移至中國大陸開發該項商機，而少子化現象背後的父母升學期盼，將會擴大文化教育產業的合作空間，尤其兩岸考試文化與制度相似，台灣業者將能夠更貼近大陸市場。
結論與建議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兩岸的經貿關係也已經開始質變，過去中國大陸對台灣來說只是出口與投資的選項之一，但現今的兩岸經貿卻已經成為台灣跨出國際化與區域整合的重要環節，未來彼此間的交流不再只是單向，如何透過雙邊的合作取得全球競爭優勢將會成為發展重點。
在ECFA後兩岸經貿已經開始蛻變，在市場逐漸開放的過程中，不僅經濟連結度會增加，國內廠商也更有機會在大陸大展拳腳，未來台灣的發展經驗有機會領導中國大陸市場走向；其次在制度上，大陸消費力量帶來的不止是商機，更有制定產業規格與架構的權力，而台灣擁有的技術優勢，也有機會引導中國大陸產業規格的方向。
未來兩岸間的合作將會從製造、金融及內需三大面向展開，其中台灣在生產及金融技術上具有領先的優勢，台灣可以藉由合作順利開拓中國大陸市場，得到技術的中國大陸也能夠提升產業的附加價值，其次中國大陸即將要邁入消費成長的黃金時期，也代表著現在是台灣廠商由製造端轉向品牌及通路的最佳時機。
在兩岸經貿開始正常化的起點，台灣不能夠再用舊有的觀念去進行思考，中國大陸代表的不再只是成長快速的商機，亦或著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在東協加一啟動後，中國大陸將有機會成為區域整合的重點，而台灣要如何應對，以經略中華放眼全球的格局去看待兩岸經貿，並以台灣的技術及制度優勢主導中國大陸發展走向，才能在國際競爭的產業環境中勝出。
（本文作者林建甫、呂帛晏分別為台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助理研究員）（本文不代表本會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