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台灣總統大選，馬英九、蕭萬長高票當選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入聯、返聯兩項公投均未通過，這樣的結果，是各種投票結果組合中最符合大陸政府期待的一項。就台灣民意的展現而言，是台灣民眾對大陸釋出最大的善意，向大陸傳遞台灣民眾期待兩岸擱置爭議，追求和平穩定、共榮發展的意願。 　　對中共當局而言，台灣三二二選舉已是最好的結果，選後初期，大陸並未對選舉結果表態，似乎又出現「聽其言，觀其行」的保守策略。不過，隨著馬英九總統重申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基礎上恢復兩岸對話，大陸當局在言語上雖未明確表態，但行動上已經開始逐步釋出兩岸復談的意願，兩岸也展開選後改善關係的良好政治氛圍。 　　先是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於四月十二日參加博鰲亞洲論壇，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見面，創下了台灣準副總統與中共領導人會面的先例，高層領導人的會面構建了兩岸互動的良好氛圍，也讓國民黨正式執政後的兩岸關係改善與推動有了較好的基礎。 　　緊接著是四月二十九日，贏得政權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應邀前往大陸訪問，與胡錦濤在北京會面，胡錦濤釋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的訊息，兩岸恢復正式協商對話的可能性更加明確。 　　五月二十日，馬英九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呼籲兩岸和解休兵，在九二共識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 　　五月二十八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與胡錦濤在北京會面，這是兩岸執政黨領導人首次會面，二○○五年國民黨與共產黨建立了國共對話平台，但國民黨當時是在野黨，此次則是國民黨執政後國共兩黨領導人的首次會面，也確立兩岸將恢復對話協商。 　　就在吳胡會後的第二天，大陸海協會回函台灣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等人，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率團訪問北京，就兩岸周末包機、大陸居民來台旅遊事宜進行商談。這是一九九九年李登輝總統提出兩國論，大陸片面中止兩會協商後，九年來首次進行的兩岸兩會協商，也是一九九五年辜汪上海會晤後，睽違十二年兩會再次恢復高層協商，更是一九九三年新加坡辜汪會談後十五年，兩會再次舉行的正式領導人會談，且會談在北京舉行，又為兩岸協商對話寫下新的歷史紀錄。

　　兩岸協商的契機

　　兩岸兩會從中止協商，到恢復協商，歷經了九年，但協商層級一下子就從兩會領導人對話開始，而且，協商的地點就在北京，讓人感受到，兩岸協商恢復得很快、很積極，兩岸關係也呈現明顯改善的趨勢。 　　三二二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呈現一種新的氛圍，潛在的緊張關係出現緩和趨勢，五二○馬英九總統就職後，兩岸關係展現一種新的形勢，民進黨執政時期的「政冷經熱」格局有了轉變，兩岸經貿社會互動仍然持續熱絡，但政治關係有所改善，對峙的情勢降低，兩岸執政黨領導人會面，構建了兩岸政治關係緩和的基礎，兩會制度性對話協商模式也重新啟動，逐步解決兩岸互動亟待解決的各項議題。 　　五二○之後兩岸關係確實呈現一種新形勢，這種新形勢最主要是兩岸政治關係的解凍，政治對峙關係有所緩和，雙方找到政治互動的妥協基礎，那就是「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協商對話」。 　　事實上，民進黨政府時期兩岸也存在著協商對話機制，也就是「澳門模式」，透過民間組織出面協商對話，政府實際參與規劃的方式，進行兩岸協商，也達成了春節包機、假日包機、人道包機等成果，兩岸也針對大陸觀光客來台、周末包機等議題，進行了多次協商。 　　不過，此時期的協商談判是以民間組織對話為主，政府雖然實質參與，也實質決定協商內容，但是，形式上是民間對話，政府的角色被刻意淡化。也就是說，兩岸有實質協商，也能達到實際的互動效果，但形式上卻不能由政府或政府授權的半官方機構出面協商，欠缺的就是兩岸政治上的制度化公開協商。 兩岸關係呈現新形勢，主要的關鍵是台灣政黨輪替執政，大陸改變對台灣政府的態度，馬英九總統接受「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強調願意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對話，而大陸政府也主張，台灣接受九二共識，就可以恢復協商，什麼都可以談。 　　「接受九二共識」成為兩岸恢復協商的共同基礎，雖然兩岸對於九二共識內容的認知有所不同，台灣強調的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重點是各表，凸顯的是差異；大陸強調的是「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重點是一中，凸顯的是共識。但是，在「求同存異」的精神下，雙方保持一種模糊的空間，採取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九二共識」一詞，而不去界定或堅持自己的定義與內涵，提供兩岸政治關係緩和的政治對話基礎。 　　總體而言，台灣內部政治環境的改變，提供兩岸政治關係改變的契機，同時，兩岸政府也願意在各讓一步，尋求兩岸合作基礎的前提下，恢復制度性協商對話機制。

　　兩岸協商的方向

　　對兩岸而言，恢復海基、海協兩會的協商對話機制可說是「得之不易」，兩岸應該好好保握這樣的新形勢，建構更穩固的制度性兩岸協商對話機制，讓兩岸的互動有更好的合作基礎。在這樣的新形勢下，基於過去的歷史經驗，兩岸協商應該更積極地擴大合作基礎，建構可長可久的協商機制。 　　首先，如果要讓兩岸的合作對話可長可久，海基、海協兩會的對話機制應該要法制化。如果能夠透過兩會的正式協議，建構一個制度性的協商對話機制，即使兩岸政治環境有所改變，任一方不能片面中止協商，至少保持一個兩岸政府可以對話的窗口，如此一來，可以起到穩定兩岸政治關係的正面積極作用，只要兩岸有制度性溝通管道，雙方歧見就有解決的可能。 　　其次，兩岸可以在海基、海協的制度性對話基礎上，建構兩岸多層次的對話機制。海基、海協兩會作為兩岸政府授權的兩岸協商機構，當然是兩岸對話最重要的管道，海基、海協兩會應建立多層級定期會晤協商機制，定期協商討論兩岸互動衍生的問題，以及兩岸共同關心的問題，溝通觀念，尋求共識。 除了兩會制度性協商之外，兩岸也可持續進行其他層面的互動機制，不論是政黨交流、學術交流、民間組織交流、青年交流，都可以透過多層次的交流方式溝通，建構更穩定的兩岸關係，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兩岸最高層級的制度性協商也是雙方未來可以持續努力的方向，就現行兩岸政治體制而言，台灣總統與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兩岸最高領導人，對各自的重大政策有最重要的影響力，如果兩人能夠坐下來談，將會更有利於兩岸溝通，未來若能建構定期會晤機制，則會讓兩岸的互動更穩定。 　　第三，事務性與政治性議題的協商解決，以歧見少、共識多的議題優先，避免破壞合作基礎。既然兩岸恢復協商不容易，初期的兩岸協商一定要達到更多的合作共識，才能夠建立兩岸政府對話的信心，爭取兩岸人民更多的支持。 目前兩岸亟待解決的事務性協商議題相當多，除了兩會首次復談要解決的大陸觀光客來台與周末包機之外，貨運包機、共同打擊犯罪、貨幣清算機制、投資保障協定等多項事務性協商議題，都有待兩會協商，兩岸可以在最有共識的議題方面儘快協商。這些議題基本上都是直接與民眾有關，若能逐步達成協議，有助於兩岸進一步的合作。 　　在政治性議題方面，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兩岸和平穩定互動架構都是重要的議題，但雙方的歧見必然很多，要在短時間內達成協議，取得具體成果並不容易，且若處理不當，反而可能造成兩岸互動的阻礙。 　　因此，兩岸在政治性議題可以討論，但不宜操之過急，以提出願景為主，有共識部分，可逐步協議，重大歧見部分，可透過學術論壇方式，非正式交換意見，逐步解決爭議。當然，在政治性議題方面，大陸當局應該做好規劃，釋出更多的善意，恐怕才是問題解決的根本關鍵。

　　結論

　　總體而言，兩岸協商呈現新的形勢，如同官方形容的「雨過天青」一樣，呈現很好的氛圍，也帶來很好的機會。如何把握這個機會，建構一個可長可久的制度性協商機制，法制化、制度化處理兩岸協商問題，是兩岸應該共同努力的重要方向。 　　就歷史經驗來看，兩岸領導人都應用更宏觀的角度看待問題，避免採取任何過於強硬的態度，破壞好不容易建立的兩岸和解氛圍。 　　兩岸互動基礎還是建構在兩岸的政治善意上，兩岸當局如果能夠具備更多的換位思考，更多地體諒對方的處境，多釋出善意，少放話批評，多一點善意互動，不使用武力威脅，共同營造協商對話的良好氛圍，是雙方的共同責任，也是兩岸走向和平共榮、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本文刊於97年6月「交流」雜誌第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