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新形勢下的協商與談判
時　間：6月19日下午2：30至4：30 
地　點：海基會  
主持人：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高孔廉
與談人 　周繼祥   台灣大學教授　李允傑   空中大學教授　潘錫堂   淡江大學教授
 　　　　龔明鑫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劉大年   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高孔廉
　　非常感謝各位撥空來出席這場由「交流」雜誌所舉辦的座談會，請各位多多指教。今年五月底我和江董事長到海基會任職以後，就積極籌備兩岸恢復協商，並在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完成協商，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希望各位針對這次協商，提出有什麼應該要改進的地方，作為未來的參考。各位也都看到兩岸之間還有好多議題，包括貨運包機、海運直航、新航路、探勘海域油氣、共同打擊犯罪等很多議題要談，在準備工作上有什麼需要加強的地方，請大家提供高見。

周繼祥
　　這次海基會代表團去大陸談判，「承先啟後」的意義重大。馬總統前幾天曾說，這次談判是接續八年前的談判，亦即「承先」。我把發言的焦點放在「啟後」這一段。這陣子有關兩會談判的報導非常多，但也造成一些困擾，眾多訊息，何者為真？何者為非？這些都會影響兩岸談判的過程。例如之前爆出來的說是會前已有一個草約，而在野黨一直在爭論這草約是怎麼來的？程序是怎麼樣？有沒有經過授權？是不是合法？總體而言，海基會代表團這次赴北京談判雖然匆促，但也不容易，時間這麼短，就能順利的帶回一定的成果。
　　回頭來看，在整個談判過程中的確出現很多問題，舉凡媒體所報導的都是可以檢討的。首先是事前的籌備工夫，以一九九八年的「辜汪會晤」為例，我方為此先開了很多次會議，事前的準備工作做的很長，也曾邀請學者專家提供意見；但這次可能是時間比較倉促，事前準備工作並不是那麼多，凝聚的共識也好像沒有達到相當的程度。「辜汪會晤」的團員有康寧祥，那時他是代表在野黨，吳榮義、蔡英文、包宗和則代表學界。相對而言，未來海基會在組談判團隊的時候，要注意到社會觀感，一定要考慮到在野黨所能扮演的角色。兩岸談判已經不是海基和海協兩會的事情而已，海基會所代表的意義，可以拉高高度到代表整體台灣社會，因此，成員可以有更大的包含性，免得有人晾在一邊說風涼話；而在野黨則用一種懷疑的眼光在看，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也就是說，在出發前的準備功夫可以更細膩、精緻一點。
　　兩岸談判已經不是海基和海協兩會的事情而已，海基會所代表的意義，可以拉高高度到代表整體台灣社會，因此，成員可以有更大的包含性。
　　在一九九八年的辜汪會晤我也是工作人員之一，知道這個工作很辛苦，中間有很多環節。前方談判要跟後方保持溝通，臨場很多狀況，包括訊息的傳遞等，都要妥為處理。也難怪看過八年前大陣仗的國內媒體，在相較之下，會認為這次海基會的應對進退好像比較亂。不過，可以理解的是，大家對海基會期待很深，也希望海基會多做一些檢討，對下次談判做更多準備，把參與的層次放大，把準備的時間拉長。此外，相關議題的事前準備很重要，過去海基會設有談判小組，平常就做一些議題的準備，蒐集各式各樣的資訊，或請教學者專家。畢竟談判的意義太重大了，它不是那一個政黨的專責，而是由海基會代表整個台灣社會的利益去談判。
　　從過去經驗看來，這次談判團隊官方的色彩更強，我們看到海協會角色的扮演，和海基會不太一樣，到現在為止，除了張樹棣是以陸委會主任秘書身分來兼海基會副秘書長之外，海基會董事長、秘書長以下成員都跟陸委會沒有直接關係。相對來看，海協會不是這樣，海協會除陳雲林是國台辦主任退下來之外，孫亞夫、鄭立中、李亞飛等，都是以國台辦現職的身分兼任海協會職務，是一套人馬、兩塊招牌。其實，我們有很多機制，可以邀請其他單位的人員到海基會來，反正有回任條款，以後可以再回任到公務體系，早一點先把可能要參與談判的人，從各部會抽調到海基會來，這在技術上不難，可以讓談判成員早一點接觸這些議題。
　　此次協商只是第一步，以後還有更多要談。「啟後」的部分，除了準備的功夫，和參與的擴大、對在野黨的尊重，還有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在監督方面。
　　這是從比較兩次談判來看，當然，也牽涉到海基會經費的問題，但我想既然馬總統這麼重視制度化協商管道，要經費應該不難。所以我建議海基會應該可以把準備功夫做得更大，從各部會抽調一些人馬提早做一些準備。
　　五二○之後執政黨扮演的角色，我認為不必太凸顯，黨對黨協商只可以是一個輔助機制，但為了不讓黨對黨這個管道太被強化，我建議可以讓更多民間管道來協商。海基會、海協會的軌道固然是不可替代的，但可以透過其他三軌、四軌、甚至五軌，來扮演不同的角色，像有些過度敏感的議題，便可讓學者先來談，因為學者沒有包袱；再看議題的性質，來決定由那個軌道繼續談。台灣這個多元社會有多元的聲音，藉著多元軌道的意見交換，多少可以凝聚一些共識，也可減輕外界對國共兩黨進行密室政治的疑慮。
　　總而言之，此次協商只是第一步，以後還有更多要談。「啟後」的部分，除了準備的功夫，和參與的擴大、對在野黨的尊重，還有很重要的一項，就是在監督方面。立法院王院長日前提出「兩岸簽訂協議監督機制」，這個監督條例是按照兩岸關係條例來起草的，它有憑有據、不是無的放矢，如果此次談判代表團出去前，立法院先把此一議題拋出來就很難看。
　　但現在立法院將週末包機當做是節日包機的延長，還沒有牽涉到事前要立法院審議的問題，只要送到立法院備查就可以；可是將來兩岸兩會若進一步去談某些重大協議，按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可能是要先給立法院審查同意，這還牽涉到保密的問題。
　　談判不可能敲鑼打鼓去談，事前有草約、有密使去談，我都覺得可行，但是要顧慮到監督的機制，尤其是立委諸公看到前方搶盡了鎂光燈，當然會有想法。
為了讓將來兩岸兩會的工作更順利，海基會應考量立法院適度的參與、事先的協調，這部分的工作恐怕也要加強。特別是有人批評說，這次協議是事先講好的，海基會只是來蓋個章、背個書，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義。
　　私下溝通管道固有其必要，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納入監督機制，有更多的溝通，不要造成一些誤會。站在對二千三百萬人民有利的角度來看，海基會代表在出去協商前，如能在台灣內部有更多協調，我覺得這樣會更好。

高孔廉
　　我提出兩個問題請大家提供高見，一、談判與會晤的性質應該有所不同，國外的談判團隊不知道有沒有涵蓋在野黨，談判團隊是代表政府行政部門還是代表黨？第二、國際間的協議、協定或條約，到底要不要事前送立法機關審議？

李允傑
　　我認為兩岸的新情勢目前形成兩個氣候，一個大氣候，一個小氣候。大氣候是：在兩岸之間，首先在北京方面來說，當前最重要的工作是順利將奧運完成，以及抓緊兩岸二十年和平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並且營造兩岸穩定發展的氣氛。經過民進黨執政八年兩岸關係的停滯對立，北京認為國民黨重新執政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今年三月二十二日台灣再度政黨輪替之後，北京認為台灣方面的「法理台獨」疑慮已消除，兩岸之間能回到「九二共識」的政治基礎上，這是大氣候。
在大氣候之下，形成一個小氣候：即兩岸的領導人或領導階層雙方都有心、有使命感，希望建構一個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特別是胡錦濤個人有著強烈的使命感，相較於以往的江澤民或鄧小平，胡錦濤親自抓緊中共的對台工作。在台灣方面，自二○○五年四月「連胡會」後，蕭萬長、吳伯雄及江丙坤等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相繼訪問大陸，促進兩岸間相互瞭解、溝通及建立互信的作用，兩會復談之所以如此順利，事實上不能抹殺了前面鋪陳工作的貢獻。
　　但是，我要談的是，前面已經做好了鋪陳的工作，後續是否需定型化呢？我稍後要談的，是否需要將「接力協商」的模式定型化（即先前由國民黨與中共談好後，再由海基會協商簽字之模式）？此種模式是一個關鍵重點。至於有關兩次會談的差異點可從幾個方面來探討：
　　一、因為兩岸有了政治互信的基礎，中共的一貫做法是，如果雙方沒有政治互信的基礎，一定會設法突出前提，即「一中原則」的前提，在以往民進黨執政時期，中共的做法即是如此。國民黨執政後，因為「國共平台」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政治互信基礎，在兩岸復談時就不提「一中原則」了。如果我們詳閱「江陳會談」的協議與紀要全文，皆未出現任何有關「九二共識」與「一中原則」的文字。在談判過程中，可能高秘書長也沒有聽過有關「一個中國」原則，只有在「江胡會」時，稍微提了一下「九二共識」。換言之，雙方有了政治互信與善意的氛圍後，中共就不再談政治，也就是「擱置爭議」，接下來是「共創雙贏」，亦即優先處理經貿交流中有交集的部分。
　　二、兩次會談最大的差異點，在於此次「江陳會談」完全不談政治，上次「辜汪會談」時辜前董事長還提及了「波茨坦宣言」，強調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雙方處處在「政治」上過招。「江陳會談」只談經濟不談政治，此為最大的不同之處。
　　此次會談沒有波折，並不表示將來發展會很順遂，我認為將來的議題，就像兩岸已有所認知，是「先易後難」，隨著難度的增高，波折亦會不斷。
　　三、此次參與「江陳會談」的台灣官員層級為歷次最高，參與人數十九人中，有八人是政府官員。換言之，雙方已正視官方代表的現實。此為第三個不同之處。
　　個人認為兩次會談最重要的差異，在於整個政治氣氛的不同，因為政治氣氛不同，造成雙方想要談成的氛圍。心態決定了結果。當談判雙方都想談成時，過程與結果就會完全不一樣。記得在「辜汪會談」時，感覺雙方是「諜對諜」的氣氛，例如，台灣方面出招強調「中華民國存在與分裂分治的現實」，或者是中共方面出招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等，雙方在文字遊戲上較勁，但在此次會談中是完全擱置的。台灣當前要拼經濟，並藉著兩岸開放來聯結全球，兩岸經貿正常化對台灣方面是有利的。觀察此次「江陳會談」過程中，幾乎沒有什麼波折，這是好現象。
　　但是，此次會談沒有波折，並不表示將來發展會很順遂，我認為將來的議題，就像兩岸已有所認知，是「先易後難」，隨著難度的增高，波折亦會不斷，即使在此次「江陳會談」如此順利的情況下，還是會出現一些小漣漪，例如：「兩會互設辦事處」的小插曲。
　　隨著兩岸談判難度的增高，未來的談判可分為下列幾個方面來看：
　　第一，一、二軌之間要如何扮演好彼此的角色？誠如周教授所言，北京是「以黨領政」，只要黨中央決定即可定案，至於後續的談判，只是貫徹黨的意志而已，才有所謂的「一套人馬、兩塊招牌」，白手套與手是合而為一的。但台灣不同，台灣是一個民主社會，有不同的政黨，台灣不是「以黨領政」，而且在行政部門之間亦存有「本位主義」的觀念，也會產生協調的問題。所以，北京方面是中央集權，上面一個命令，下面就一個動作；台灣方面必須花較多的協調成本，來凝聚共識與整合意見，最後才能達到口徑一致。
　　第二，此次的談判，北京的中國社科院台灣研究所周志懷副所長認為，此次會談是「接力協商」的談判模式。簡言之，國民黨的「國共平台」跑第一棒，談好後再交給海基、海協兩會來談。我們可以思考一下，未來此種模式繼續下去好不好？也就是說，國民黨談好後，陸委會與海基會只是「背書」而已，這是不是我們所要的？我個人認為，若長期將此「接力協商」定型化，國民黨跑第一棒，海基會跑第二棒，事實上不是很好。除非國民黨中央能完全接收到與陸委會、海基會相同的指令、訊息與底線，亦即完全整合在馬英九總統的指揮之下，否則，國民黨談好之後，陸委會與國安會不一定能接受，對此個人認為有兩個解決辦法：
　　一、將國民黨中央整合於馬總統的指揮之下，因為北京方面將兩岸未來要協商的政治議題（例如終止敵對狀態、和平協定），視為是「國共內戰」的延續，如果是由「國共平台」來談，比較不會有兩個國家談判的國際觀感。所以，北京方面不管是對台研究的學者或媒體，如文匯報、大公報、新華社等，皆不斷強調「國共平台」的重要性；換言之，中共重視「國共平台」更甚於兩會復談。雖然有人認為規格不重要。但是，「吳胡會」的規格相對於「江胡會」的規格，我個人認為北京是有意要凸顯「國共平台」的重要性。如果無法改變此一現實，可讓國民黨赴大陸前先講好，不談任何的具體的東西，只講大方向與原則，雙方相互的暖場、緩衝與溝通，而國民黨的訊息與底線必須與陸委會、海基會是相同的，這是馬總統的國安團隊必須整合的工作。
　　二、國民黨赴大陸協商前，須充分與陸委會、海基會協商；或者是讓陸委會、海基會人員加入「國共平台」，亦即在第一階段協商時，就有海基會的談判人員參與其中，這樣有兩種模式。
　　我個人也同意，將來不管在一軌、二軌或三軌，除了黨政平台及民間團體，例如「澳門模式」的「小兩會」或者是學者專家智庫等，皆可成為二軌、三軌或四軌，但無論如何皆無法取代一軌。台灣是多元社會，如何讓多軌最後經過凝聚民主的共識，還是服從一軌的目標，個人也提出幾個具體的建議，以及將來海基會在談判方面須補強的問題。
　　三、協商前沙盤推演與實兵演練是非常重要的，此次會談因為國內剛完成政黨輪替，時間上匆促上陣，彼此的熟悉度略顯不夠，特別是「兩會互設辦事處」的問題起了一點漣漪。原先陳雲林提議以「香港模式」方式用旅行社名義設辦事處，幸好有高秘書長經驗老到，建議是否以「兩會互設辦事處」為宜；此舉為高秘書長穩健熟練之處，但若是其他談判人員，可能無法有如此熟練的臨場談判應對功力，也可能在此部分沒有事先的沙盤推演，所以顯現在談判臨場上或口徑約束上的不一致。
　　四、如何在出發談判前，做好明確的分工與授權？授權是垂直，分工是水平，垂直與水平之間的整合也是重點。
　　五、談判團隊的紀律與協調。台灣作為一個民主社會，面對中共集權領導的談判班底來說，必須再三強調這部分。
　　整體而言，未來整個談判是「問題不大，困難不少」，亦即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困難挑戰還是不少。

高孔廉
　　由於媒體對這次協商的過程並不是很清楚，因此有些報導不很正確。以這次的接待規格看，其實不能夠拿「吳胡」和「江陳」來比。因為性質完全不一樣，我們是正式去協商談判的，中共原先建議採取「吳胡會」的規格，我們認為不宜，因為我們不是來訪問的，我們是來協商的；他們曾建議專機、地毯的接待方式，是我們不要；而且我們考慮到將來他們回訪的時候，我們要怎麼接待，他們可以把高速公路封起來讓我們走，在台灣可以嗎？辦不到。因此我們這次去協商，不能說他們的接待規格比較低。
　　至於接力模式，接力模式是周志懷的講法，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種講法？其實這種講法也不完全是事實，因為不是國共講完之後我們去接力，其實這個接力，接的是原來「小兩會」的會談，不是接國共的部分。
　　我不是否定國共的功能，他們的事先溝通還是有功能在，剛才也提到多軌，溝通管道越多越好。另外，授權與否，外界也是有些誤解。報導說我們逾越授權，其實不是這樣。授權我們很清楚的就是「包機」和「觀光客來台」，這兩項是要談協議的，一定要照著授權的內容走，不能夠超出授權的範圍。
　　但是除此之外，只能說是「對話」，你提，我就回應一下，這些在沒有被授權的情況之下的回應，不能說是有共識的，這是很明確的。在談判桌上回應對方所提，並不就表示同意。再就事前準備來說，其實我們準備很多，在我之前已經準備很多；我來了之後，經常忙到晚上十一、二點，事前也做了很多溝通。

潘錫堂
　　這次兩岸兩會在北京的談判到底有什麼成果？比較具體的成果當然跟簽署協議有關。首先在落實週末包機這個部分，週末包機是把四個節日的包機擴大化，這樣一來，勢必有利於漸進式邁向年底的平日包機，也有助於兩岸人員互動往來的便利性與便捷性，這是第一個成果。
　　第二個成果，就開放陸客來台觀光而言，勢必可透過大陸居民來台觀光及消費，一方面增進對台灣的了解，一方面提振台灣的觀光旅遊產業，有助於提升台灣的經濟發展。
　　至於在本次協商的意涵方面，我認為也有兩項：
　　第一項，是正式的恢復海基、海協兩會中斷長達十三年的協商機制。海基、海協兩會最後一次進行談判的時間應該是一九九五年五月，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針對「第二次辜汪會談」舉行的第一次預備性磋商，各界矚目的「第二次辜汪會談」原訂在當年八月進行，當時的主談人是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焦仁和與大陸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這是兩岸最後一次的談判，最後還對八項議題達成共識。不過，當大陸代表回到北京之後，李前總統登輝先生立即在六月初赴美訪問，於是大陸方面展開一連串中斷及阻撓談判、對話的不理性做法。兩岸談判雖然因此中斷，但是兩會之間仍然還是有一些對話，希望彼此可以消彌誤會、重啟協商。一直到一九九八年十月，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終於再度率團訪問中國大陸，除了在上海舉行「辜汪會晤」，也分別跟錢其琛與江澤民進行會晤。然而，這次兩會負責人的會晤本質上並不是協商、談判，應該算是兩岸兩會在中斷多年的協商談判之後，所進行的一個禮貌性拜訪，目的是為了營造和諧的氛圍，俾利兩岸能儘早重啟協商。當時雙方並達成邀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在隔年秋天適當時機回訪台北的共識，讓辜、汪二老在台北再度見面。但是，那年的七月，李前總統又拋出「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導致大陸方面又藉詞中斷了兩岸的協商談判，甚至連協商談判的暖身活動也都全面抵制。
　　因此，這次兩岸兩會在北京的復談，應該說是恢復了兩岸兩會中斷十三年的協商機制，也恢復了兩會中斷將近十年的正式對話。
　　本次兩會復談中，兩會所擺出的層級都是歷年來最高的，海基會的協商代表團中有政務官，海協會的副會長像鄭立中、孫亞夫也是以副首長的層級來坐上談判桌。
　　第二項，我們看這次兩會談判層級提升到副部長級的政務官，這絕對是空前的，但不會絕後，以後兩岸應該會沿續這個模式。換句話說，這為今後兩會的協商談判奠定了一個全新的模式，如同剛剛其他的先進提到，本次兩會復談中，兩會所擺出的層級都是歷年來最高的。現在兩會最高領導人，分別是江丙坤董事長和陳雲林會長，至於海基會的協商代表團中，不管是傅棟成或游芳來都是政務官，一個是陸委會的副主委，一個是交通部政務次長；對照大陸的國台辦副主任兼海協會的副會長像鄭立中、孫亞夫也是以副首長的層級來坐上談判桌。這代表兩岸的決策官員已從幕後站上台前，不管他們用兩會的顧問或是用副會長的身分直接坐上談判桌，可以在談判過程當中提高協商談判的效率，即時針對技術性、專業性問題提出看法；當協商陷入膠著難以突破的時候，馬上可以尋求雙方雖不滿意但勉強可以接受的折衷解決方案，甚至拍板定案。
　　我覺得過去在一九九五年兩岸兩會談判中斷之前，當時海基會跟海協會的協商就常採用這種模式，海基、海協每三個月有一次副秘書長層級的協商，在當時很長的一段時間，海基會主談的副秘書長是許惠祐先生，海協會的主談則是孫亞夫，三個月就要交手一次。從第一回合、第二回合，每三個月交手一次，以他們層級來看似乎不怎麼高，他們接到的授權也很有限，到最後常常都因為欠缺臨門一腳，於是就功虧一簣，雙雙打道回府，待下一回合再說；若下一回合談的差不多，緊接著兩會的副首長層級就可以登場。我記得當時交手較多的是焦仁和、唐樹備。我將這種副秘書長層級在前面先談，後面副首長層級再談的方式，歸納為談判模型的「水平前後型」。
　　另外還有一種「垂直交叉型」，我印象中一九九五年一月兩會在北京協商時曾經採用過。什麼叫「垂直交叉型」？就是同樣議題同時透過不同層級在不同的談判會場裡分組進行，各組在談判時，若實際遭遇技術性或關鍵性問題，馬上pass到另一邊徵詢意見，直接打通「任督二脈」，若打通不了，則馬上請示後方的陸委會。我認為這種談判方式，比起「水平前後型」有效率。
　　我覺得這一次「江陳會談」比過去的模式更有意思，因為這一次的層級不僅僅包括「垂直交叉型」的談判模式，還融合了兩會最高領導人在內的三個階層，等於是畢其功於一役。在此之前，因為已經有「澳門協商模式」的「小兩會」在包機跟觀光議題上累積了一些談判成果，就差最後關鍵的臨門一腳，所以臨時又將兩會副秘書長層級的協商跳過，簡化過程，由兩會副首長層級直接就針對協議文本進行協商，然後就簽約。我覺得兩岸在將來談判的規格、層次以及模式上，都可以做通盤的研究，看看那一種最有效率。
　　這次兩岸針對包機以及觀光的談判可以很迅速地達成共識並簽署最後協議，其實在博鰲論壇「蕭胡會」時已經有蛛絲馬跡可循，接著國民黨吳伯雄黨主席到北京也見了胡錦濤，在「吳胡會」的談話中，其實已經預埋了這次高秘書長跟江董事長率團到北京的一個伏筆。當時，我們就可以預見在兩個禮拜之後舉行的協商會很順利。
　　另外，我想再談談兩會復談成果。這次「江陳會談」對於兩岸關係影響有二個：第一，恢復兩會制度化協商機制以及兩會最高領導人的互訪機制，包括緊急聯絡人的機制也從單一變成多元；第二，兩會將會逐步地協商較為敏感與高難度的議題。過去一九九五年兩岸談判還沒有中斷之前，我方的談判是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就像允傑兄講的「由易入難」，好像車子要從山底開上山必須要盤旋而上，但我覺得較艱難的或較敏感的，也不見得會在很遙遠的未來才會觸及，如果迅速的話，下半年很多的議題包括貨運包機、海運直航，還有綜合經濟合作協定的議題，例如投資保障、避免雙重課稅等問題，都必須要及早準備。假設今年下半年兩岸協商談判都很順利，並且累積一定的談判成果，我想大家認為比較敏感的議題，例如協商結束敵對狀態還有兩岸外交休兵，也可以進一步討論。
　　談到兩岸外交休兵，八、九月馬上就快到了，大陸最關心的大概是台灣的領導人會不會屆時又要宣誓「重返聯合國」或「加入聯合國」，甚至做出具體的動作來推動。假設台灣做了某種程度的自我克制，而且在對美的軍購方面也做某種程度的暫緩跟克制，根據最近幾個月我應邀到北京跟大陸高層官員的對話（包含陳雲林），他們表示只要台灣做某種程度的自我克制或釋出善意，大陸必定也會做出相對的回報。以台灣加入世衛的問題來說，大陸內部對於是否使用「中華台北」的名義，曾經有很多的爭議，根據他們沙盤推演的結果，雖覺得不滿意但尚可接受；我研判具體的時間點應該是在明年五月前，因為今年會期已經過了。但要釐清的是，中共同意台灣用「中華台北」名義參與的不是ＷＨＯ，而是ＷＨＡ，是世衛組織的年度大會。中共的立場應該是先世衛大會而後再談世衛組織，並且先以觀察員身分入會，至於能否成為正式會員，恐怕是很久以後的事了。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雙方秉持互信，而且在今年下半年相關議題的協商都很順利，我認為在明年上半年，有很多敏感或比較棘手的問題陸續就會浮上檯面，甚至比一般人的預期來得早；因為兩岸都在加大力度，積極營造和諧的氣氛。但我覺得有一個問題很值得注意，有關加入世衛的問題，胡錦濤跟蕭萬長的博鰲會、執政黨吳伯雄主席的「吳胡會」、以及台灣去的一些專家學者與政治人物都曾經做過「暗示」或「明示」，強調入世衛是兩岸協商國際空間的第一步；日前也有一些媒體注意到，除了入世衛之外，今年下半年大約在十月前後，一年一度的ＡＰＥＣ亞太經合會即將召開。歷年的亞太經合會，我們的總統從李登輝先生到陳水扁先生都希望能夠自己去參加最後的「非正式經濟領袖高峰會」，可是每年都不得其門而入，只能委派代表出席。在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後，我想馬英九總統應該也很期待親自參與ＡＰＥＣ亞太經合會的「非正式經濟領袖高峰會」。但回歸現實面，在這個場合裡希望中共不阻撓也不封殺馬英九先生以適當名義參與，並與胡錦濤不期而遇或輕鬆對話，恐怕也是過度超越現實的期盼。不過既然很多人期待中共對我們釋出善意，或許這就可以當做是一個檢測的關鍵：如果代表馬英九總統去參加亞太經合會領袖會議的人選，不要限制是經貿官員或是企業界領袖，能讓台灣層級比較高的官員出席，例如行政院院長。當然，在目前兩岸關係才剛回溫的時候，我們也不太需要有過高的期盼。
　　談判的系統組成應該是一條鞭的，在野黨可以在立法院監督，若協商獲得成果當然也要回來到立法院接受檢驗、監督，但不需要在協商談判過程中，親赴前線說三道四或阻撓，我想這個觀念相當重要。
　　我認為，今年亞太經合會的經濟領袖高峰會，應該還是可能採取往年的模式，就是馬英九總統循過去的模式派一個代表；但假設明年兩岸在觸及較敏感的議題，包括協商結束敵對狀態、簽署和平協議，還有兩岸外交休兵，雙方都做某種程度的自我克制之後，或許二○○九年的兩岸關係會比較可能有改善的空間。
另外，我想談談有關如何整合台灣內部的朝野共識，來支撐未來兩岸協商談判時代的來臨。因為這是很重要的關鍵，不要說談判隊伍在前面衝鋒陷陣，但後方卻老是唱衰、老愛扯後腿，惟有有效整合台灣內部的朝野共識，才能真正面對兩岸協商談判的時代來臨。
　　有關每次協商談判隊伍組成，是否要延攬一部份或幾位在野黨代表的問題，根據我的了解，世界各國幾乎沒有邀在野黨參與協商團隊的，基本上可以在出發前邀他們來座談、諮詢提供意見，但是組成的談判隊伍不需有在野黨的代表，除非在這次出發前已經篤定不想談成結果。其實談判的系統組成應該是一條鞭的，在野黨可以在立法院監督，若協商獲得成果當然也要回來到立法院接受檢驗、監督，但不需要在協商談判過程中，親赴前線說三道四或阻撓，我想這個觀念相當重要。
　　再者，根據我的研究跟觀察，北京方面是有意特別側重「國共平台」，而淡化兩會的協商機制。這裡面有幾個原因：第一，兩會談判時，海基會除了必須取得陸委會的授權委託協商以外，還要接受立法院的監督，但大陸的海協會跟國台辦、中共中央台辦，卻是「三塊招牌一套人馬」，就像川劇「變臉」，你要什麼臉，隨時變給你，根本不存在監督制衡問題，當然也相對地有效率。畢竟協商團隊像是打仗一樣，可是台灣的談判代表卻受限很多，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海基會跟陸委會的關係無法像大陸的國台辦、中央台辦和實際主談的海協會可以緊密整合在一起，中共說了就算。相對地，「國共平台」可就單純許多，於是在野黨才會一直質疑「國共平台」會不會逾越應有的角色與分際。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他希望兩岸協商談判能單純化、效率化，所以某種程度會特別重視「國共平台」。在我的理解裡面，中共並不把「國共平台」當做「二軌」，因為不管「一軌」或「二軌」，談判談成最重要。

高孔廉
　　中共究竟把「國共談判」當做「二軌」或「一軌」，我並不清楚。但我感覺到兩岸的決策體制是完全不一樣的，他們的決策是層層上報，拍板定案後，再來跟你談。在這種情況下，先期溝通就很重要。溝通的形式有點像「Ｕ」字形，一開始是由上而下，上面先溝通後，底下開始談，再開始由下而上，我覺得好像這樣比較有效率。如果一開始由下而上，由於根本沒獲授權，怎麼談呢？

龔明鑫
　　關於授權問題，據我了解，像美國ＦＴＡ的自由貿易協定，它是國會授權，有快速通過的時程，但是現在已經結束。不管有沒有事先通過授權，簽署的協議最後仍要國會批准才算數。所以現在美韓之間雖然簽了ＦＴＡ，卻還不能夠執行，就是因為兩國國會都還沒有通過；也就是說，如果立法院沒有通過的話，這個協議是無法生效的。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的，或許有其他的例子也不一定。
另外，與其他國家所謂的二軌，政黨也有，但我看到比較多的是透過兩邊的智庫做對口，智庫的型態彈性大而且可以多樣化，雙方政府官員可以透過智庫來參與。老實說，現在兩岸之間的二軌、三軌很多，不是這麼缺，我比較擔心的是有關於兩岸議題，台灣跟美、日之間的二軌，已經沒有了，這個是蠻麻煩的。過去來講，兩岸之間的議題，我們會透過二軌的智庫形式跟美國進行溝通，過去陸委會前副主委童振源或許就是扮演這個角色，但現在已經沒有了。美國跟日本無法得知兩岸之間到底在做什麼事情，我覺得這是比較不好的。在過去，兩岸之間只要有重大協議，通常會透過二軌的形式與美國、日本的智庫進行溝通，對於兩岸未來的發展也是比較好的，我建議可以思考如何去重新建立這個部分。
　　兩岸對談中斷十三年後第一次復談，第二次也已經確定在三個月後，我認為意義很大。長遠樂觀看來，兩岸復談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這是一個多回合的競逐，不在是一次定輸贏。
　　這次兩會復談就正面上的意義來看，經濟實質的效益為何？有各種不同的推論。到底效果多大？甚至有人說是負面的效果，這需要一段時間的檢驗才精確。但形式上來說，兩岸對談中斷十三年後第一次復談，第二次也已經確定在三個月後，我認為意義很大。因為第一次來講，就媒體報導看，某部分我們有些吃虧。雖然我們確定了「客運包機直航」、「陸客來台」等議題，但除此之外的「貨運包機」卻沒有在這次達成。但長遠樂觀看來，兩岸復談有了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這是一個多回合的競逐，不是一次定輸贏。就外界觀感來講，這次復談我們好像吃了一點虧，但第二次之後就不一定了。再者，就「貨運包機」來講，我倒不覺得國內有不同聲音，對談判過程來說全然是負面的影響，因為它相當程度可說是扮演黑臉的角色，我甚至覺得國內輿論對「貨運包機」有點壓力的時候，反而使得在前面的談判隊伍可以說：因為我壓力很大，這個東西一定要排到議程裡面，甚至要在一定的時間內達到具體成果，否則我回去沒辦法交代。這就是我們黑白臉怎麼扮演的問題，到底是要反對黨扮黑臉？還是談判隊伍中就有企業主、企業人士參加，由他來說：這對我們企業來說就是最重要的議題，為什麼沒有排進來？或藉口這對經濟效益上的效果可能是很有限的，適時造成對方更多的壓力，我覺得可以做些思考。
　　就未來的準備上來說，事實上這次去談判的三項授權中什麼東西要優先談，事實上跟陸委會講好了。但下一回合優先談什麼？我想可能還是需要重新釐清，到底那些議題是雙方都具有急迫性的？那些東西是對我們比較有利的，對他們是不利的？那些東西對他們有利，但對我們來說比較不利的？這中間的策略到底如何運作？我們要提出的議題到底是什麼？這也回應了馬總統一直提到的綜合經貿合作協議，這個題目要用包裹式策略一起討論的話，困難度是蠻高的；但一項一項切割處理的話，缺點是雙方可能比較沒有平衡協商的空間。
　　我的想法是，如果綜合經貿合作協議的具體內容沒有辦法談的話，照理說這個協議的架構可以先談，這個架構將來要包含什麼內容可以後續來談，但首先一定要有一個架構。馬總統一直希望，這個綜合經濟合作協議談成以後，將來可以跟其他國家談ＦＴＡ，但我覺得這個期待實在過高。不過只要這個架構提出來之後，大家願意以這個架構來談，擺脫中國大陸還有澳門跟香港之間的ＣＥＰＡ模式，只要去掉了這個部分，事實上這回合的談判台灣就是有得分。而只要開始談這個架構，我們就可以嘗試把這個架構拿去跟新加坡談經貿協議，這效果我覺得是非常大的。是否用包裹式的方法去談，大家看法或許不同，當然包裹式談成的機會是比較低，但我覺得這個協議的架構可以先提出來。
　　另外我們談到經貿國際空間的問題，ＡＰＥＣ馬上就要來了，馬上面臨代表人選的問題。因為台經院負責ＡＰＥＣ的秘書幕僚工作，過去我們希望是副院長層級的代表人選，到後來請卸任的官員，他對我們整個行政運作至少是了解的，但是到後來只請企業人士代表出席，事實上這樣的代表人選幾乎沒有辦法在ＡＰＥＣ跟其他國家、甚至中國大陸談具體的雙邊合作協議，因為他只是一個企業家而已。所以我覺得可以跟中國大陸協商的是，我們派去的代表人選，至少可以有相當程度地代表台灣跟其他國家談經貿上的協議。在我看來，如果要派企業主，不如就請海基會江董事長擔任代表，更具象徵上的意義。但這樣也有很大的風險是，未來類似的會議人選，我國代表是否都得事前跟中國協商？
　　最後，談到兩岸之間的經貿關係目標正常化問題，過去李登輝總統時代有「國統綱領」做為兩岸之間階段性的指導原則，各個階段都有它的條件。但現在國統綱領沒有運作，到底兩岸經貿所謂的正常化要分幾個階段？在怎樣的條件下到達另一個階段？所謂「到達」，要到怎麼樣的程度，是不是能有個勾勒？我覺得都要更清楚。比較清楚的時候，我相信可以凝聚國內反對黨的共識。假如說大家對這些階段性條件可以接受的話，以此為基礎，相信我們的談判隊伍也可以有所依據，不會隨著媒體輿論或企業利益起舞而亂了腳步。

高孔廉
　　關於美國、日本扮演二軌的問題，在這以前，是由美國的智庫在辦，由他邀請學者、軍事專家進行，如果這部分他們未來有繼續辦，我們照樣可以透過這個模式來參與。

劉大年
　　從整體的角度來看，我個人認為這次協商是成功的，不管從中外媒體、各國政府的立場，或是從國外的智庫的評論來看，都很肯定這次協商的成果。既然這是一個成功的會議，對於兩岸未來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簡單地說，就是希望這個協商可以有效改善兩岸關係，並且能夠繼續，同時也賦予更多的期望。當然在繼續與期望之下，國內也會出現雜音，比如對於談判的底牌提早浮現，或是對於一些實質上問題的不同看法，但我覺得這些雜音是可以想辦法克服的。
我個人認為，這次會談最主要的目的在於建立「繼續談判之基礎」。大多數的人會認為，陸陸續續往下談的結果是兩岸經貿關係將會發生很大的變化，當然這包括了一些實質開放層面的部分。我覺得國內各界對於這樣的變化好像不是非常地瞭解。以此次協商的主題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為例，可以發現無論在協商進行時或是在談判之後，都缺乏一個強而有力的論述，當然這不一定是要由海基會來做，但這種論述卻須要加強。例如第一階段開放陸客來台為三千人，若是此能落實，一年下來約有一百一十萬人，比我們現在最大的觀光客源——日本還要多。如果照馬蕭政見未來開放一天一萬人，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萬人，這大致與目前每年來台的外國人數相當，這將會創造很高的經濟效應。我認為要消除國內雜音，就必須對這個經濟效益多做一些說明。
　　另外根據過去的經驗，當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的時侯，有些觀光客可能會脫逃，所以未來在大陸觀光客增加下必需建立安全機制。因為如果你開放三千人來台，平均每團待十天，代表每天有三萬個大陸人停留在台灣，這是台灣過去所從來沒有面對的情況，所以安全機制就更加顯得重要，但是有些人對這個問題一直都不甚了解。同樣地，我認為直航的安全問題其實也是一樣，也必需通盤地加以考量。
　　其次各部會針對談判議題所提出的論述應該要有一個完整的架構。我們來看一下馬蕭的政見，就會發現在達成兩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與兩岸共同市場終極目標之前，比較務實的目標應該是「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目前開放大陸觀光客、直航以及未來的貨運直航，均可視為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一環。除此之外，有一些單方向措施也是屬於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的範疇，是目前就可以做的，比如說對大陸產品的進口限制、上市上櫃公司對大陸投資百分四十淨值的限制。另外在馬蕭的政見中也談到開放陸資來台，也可以單方向立即推動，但是陸資來台到底要做什麼事？從事不動產？或是直接投資？還是可到金融市場去？這些均需要進一步評估。
　　另外如果這些限制被解除了，那麼對於中國而言是有利的，因為他們等於多了一個出口及投資管道。因此未來進行兩岸兩會會談時，如何將這樣的利多當作一種籌碼，我個人覺得值得深入思考。如果最終的目標是要讓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這些項目都必須要事先規劃。
　　在達成兩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與兩岸共同市場終極目標之前，比較務實的目標應該是「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目前開放大陸觀光客，直航以及未來之貨運直航均可視為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之ㄧ環。
　　剛才我所提到有關經貿方面比較細節的問題，包括陸資的問題、進口產品限制、赴大陸投資的限制等，就我的理解，目前各部會都在做評估，但是對於開放的程度與進程，我個人認為必須做全盤的考量；換句話說，未來海基、海協兩會談判的時候，應做出一個整體性的搭配。究竟未來的目標是在未來四年或是幾年內達成，這些需要落實的政見，如何完成也需要有一完善的考量。特別是此政見之落實的前提是推動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而且唯有兩岸經貿關係正常化以後，才有可能有效地與全球連結，台灣才有可能在國際經貿中脫穎而出。
　　總之此次兩岸會談，無論是在實質面及建立互信方面，均有一良好的開始。畢竟因為過去隔閡太深，所以各界對於此次會談有很高的期望，至少雙方已踏出了第一步。未來如何在自願的動機，平等的原則，漸進的過程，互惠的基礎下，共創雙贏的結果，就有待雙方共同努力了。

周繼祥
　　這次協商有時間和非簽成不可的壓力存在，因此有一個很奇特的觀察點是，那天江董事長會見胡錦濤時，仍然談到十六個字，但在「博鰲論壇」時，胡錦濤將「建立互信」擺在最重要的地方，各方解讀認為他是在暗示「互信」是很重要的；而在「江胡會」時，他把「平等協商」當成最重要的，這就出現另一種解讀說是胡在暗示「下不為例」，這次我被你們牽著鼻子走，要七月四日就七月四日，有那樣一種味道，所以他才把什麼是「平等協商」提出來，對內部做一個清楚的交待，暗指下不為例，不要強人所難。
　　所以我一直強調，談判要有縱深，要有一些不同角色的扮演。台灣的情況非常特別，如果把在野黨撇在一邊，這個談判就很麻煩，所以我還是建議，海基會應該要把格局放大，假如在野黨代表肯去，可以相信他就不會在那邊搗蛋。記得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的時候，在野黨人士自己出錢到新加坡去監督，看海基會有沒有賣台。類似像這樣的情況，在出發前應該可以談定，因為大家都是識大體的，在雙方擺出談判陣仗情況下是不會跟自己人開玩笑的。所以我認為，在當前兩岸的特殊情況下，要照顧到另外五百四十四萬人的想法，我們站出去，人家問你是那裡來的，大家都只會說是台灣來的，「二千三百萬人利益優先」是朝野很難得的共識，不管是「統派」還是「獨派」，都是以「二千三百萬人民優先」，執政黨也不會只顧到七百五十六萬人民。在面對中共的時候，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這是我們非常難得的最大共識，所以我建議海基會多對在野勢力伸出手，特別蔡英文女士現在擔任民進黨黨主席，她是一個可以溝通的專業人士，我建議高秘書長多向其請益。
　　此外，這次簽署的一個協議、一個紀要，基本上是回到當年錢其琛講的：「兩岸問題以『兩岸』解決」。過去民進黨不願意迴避台灣主體意識，要在雙方接觸時強調我方的主權，讓對方覺得是鐵板一塊，這是國民黨和民進黨很大的差別。當民進黨還有台獨黨綱的前提，中共就不會給好處，所以他故意給你穿小鞋。倘若現在談判架構就設定在當年錢其琛所訂的框架下，就用「兩岸」的名稱，「兩岸航線」、「兩岸人民」，雖然沒有「一中一台」，沒有「兩中」的困擾存在，但在這種情況下，還是要有所堅持，特別是要尊重和體察「自由時報」所代表的那些聲音，眾目睽睽之下，在兩岸之間談判的時候，你能擱置主權爭議到幾時？就這麼單純嗎？兩岸之間就真的沒有界線了嗎？這點會慢慢發酵，既然國民黨現在是贏家，立法院又占三分之二席次，我覺得可以多釋出善意，讓在野黨多提一些忠誠反對的建議。

高孔廉
　　七月四日並不是所謂非簽不可的壓力，馬先生只有講過七月，七月四日絕對不是馬、蕭，或是陸委會、海基會講的。另外，如果不定位為「兩岸」，其他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對方不願意稱之為「國際」，我們不願意稱之為「國內」，現在還有什麼其他更好的辦法？「兩岸」是目前所能夠想像最可行的方案，記得在民國七十七、八年，制定法律的時候，原稱之為「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外界則簡稱為「兩岸條例」。

李允傑
　　關於「究竟談判團隊要不要納入在野黨人士」？個人認為不妥，談判團隊不宜納入在野黨人士，原因如下：
　　第一，如果談判團隊加入在野黨人士，萬一隨時向國內的在野黨中央回報，然後在野黨中央再利用黨團召開記者會，則容易造成談判破局。在當下的談判氣氛中，海基會是否要承擔談判破局的責任？這是值得思考的問題。不過，在野黨的政治人士，可否考慮加入二軌、三軌的平台中，例如智庫的對話機制，既然有「國共平台」，也許可以有「民共平台」（民進黨與共產黨）的出現，在野黨可將意見與北京方面交流；甚至在民間團體中，在野黨人士可用諮詢顧問的身份參與其中，事先將其意見表達、整合，皆是可行之道。或是有些親綠的學者，身份較不具敏感性，而北京方面亦可接受這些學者登陸情況下，在雙方簽定文本的協議前，都可以加入事先的二軌或三軌的暖場(warm up)。
　　至於事後，民主國家皆有其監督機制，任何談判的後續，例如海基會的董事長要赴立法院報告備詢，甚至如有任何法律變更條文，還必須經立法院審議通過才行。例如西方國家所簽Ｆ ＴＡ（自由貿易協定），皆需國會通過才正式生效，監督不成問題；但在野黨要參與前線的談判團隊，在台灣有窒礙難行之處。個人還是認為在野黨應以參與二軌或三軌的方式為宜。
　　中共不希望台灣搞「法理台獨」，希望能讓中共順利地進行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共現今的目標已不全然在於台灣，目標是美國；因為要抗衡美國，所以中共必須有崛起的穩定環境，他們希望台灣不要造成困擾，能讓大陸專心發展。
第二，現今台灣談判的籌碼愈來愈少，那麼為何大陸還願意與台灣談判呢？簡言之，就是「以大事小」，重點即在於「防獨」重於「促統」。中共不希望台灣搞「法理台獨」，希望能讓中共順利地進行三十年的和平崛起，中共現今的目標已不全然在於台灣，目標是美國；因為要抗衡美國，所以中共必須有崛起的穩定環境，他們希望台灣不要造成困擾，能讓大陸專心發展。只要台灣「不獨」，中共也願意克制自己，甚至給予台灣一些好處。所以，可以發現現今兩岸對談中，大陸方面已很少用「九二共識」或者是「一中原則」，只有在其內部談話中，才會提及「一中原則」。
　　我個人也同意，今年七月至八月台灣接著馬上又要面臨有關「重返聯合國」的議題，此議題對台灣來說是「務虛」的議題，每年都提議，皆被打回票，提了也是白提。個人認為在目前兩岸良性互動的氣氛下，台灣要考慮是否維持下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對於「重返聯合國」議題，今年是否應該暫緩？
　　至於台灣對美「軍購」方面，因涉及原因複雜，如果一旦對美停止軍購，會影響台美關係；但如果繼續維持對美大量軍購，又會影響兩岸關係。北京方面非常在意台灣對美的軍購，所以台灣對美軍購是否可以採取緩議或緩購（不是不購買，只是暫緩而已），將時間延至明年的四月或五月，看看台灣能否順利參與ＷＨＡ，甚至是ＷＨＯ的觀察員。如果北京方面對此兌現諾言，讓台灣有國際空間，則在「重返聯合國」與「對美軍購」兩方面，台灣也可釋出善意的回應。但此部分的議題很難透過兩會談判來正式談，如果能夠有默契的話，還是要回到二軌、三軌或者是「國共平台」來談較為適當。今年十一月份將舉行「國共論壇」，論壇中將會區分成數個組別，其中可能會有若干組特別來討論「兩岸國際空間」、「兩岸貨幣監理」或者是「清算機制」等有關涉及主權的議題。
我認為在「國共平台」上，海基會是否能以從政黨員的身分或者是諮詢顧問身分，事先就加入「國共平台」參與討論，如此才能「如手使臂」、「身心合一」，而非國民黨自己做一套，而海基會沒有參與事先的討論。總之，海基會可否以諮詢顧問的身份加入「國共平台」、或二、三軌對談中，或是可否在海基會的談判團隊中，加入國民黨智庫或專家學者，雖不上談判桌，但可扮演後勤諮詢的角色，這是值得雙向思考的問題。

高孔廉
　　我是覺得「正式談判」和「會晤」需要區分，會晤性質是比較自由的，可以有不同意見的參與，這也是一件好事。

潘錫堂
　　有關如何整合國內共識的問題，其實很難做。如果要期待民進黨調整心態，可能最多也只能流於道德上的呼籲，朝野要共同思考，怎麼有效整合台灣內部的共識，才能真正支撐兩岸談判協商時代的來臨。我的看法是：
　　第一，對應國民黨執政後的心情，民進黨在心態要去調整始終持著「賣台」、「讓步過多」的這一類質疑。有些人認為兩岸協商之所以會有進展，基本上是國共兩黨一唱一和「唱雙簧」，硬要把民進黨逼到無路可走，甚至要把民進黨消滅掉，實在讓人匪夷所思。這種思維應該被揚棄，大家應該要用比較正面、正當的心態來監督兩岸的談判，不要陷入愈來愈狹隘化、邊緣化，而且完全背離主流民意的思維。
　　第二，不管是台灣內部、對岸以及美國都很關心，到底馬英九總統要不要恢復「國統會」？馬英九總統如果不恢復「國統會」代表什麼意思？馬英九總統是不是想延續阿扁「終統」的路線？我認為馬英九總統必須審慎處理這些問題，因為這些問題無法迴避，惟有積極去面對處理，才能化解不管內部、對岸甚至美國不必要的質疑。
　　馬英九總統可以考慮把「國統會」更名，改成「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或「兩岸和平發展與合作委員會」，由馬英九總統親自出任主任委員，蕭萬長、吳伯雄、行政院長、立法院長都納入成員，其他在野黨的黨主席也可以出任副主任委員；這樣一來，不僅可以廣納朝野各政黨領袖及代表，共同組成與運作這個委員會，也可藉著這個平台來凝聚、整合台灣朝野兩岸政策的共識，甚至擴大朝野兩岸政策的基礎，這樣才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有效支撐執政黨的兩岸政策，因應兩岸談判時代的來臨。
　　陳水扁總統在二○○四年雙十國慶，曾談到兩岸和平互動穩定關係架構擬定的問題，「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也可以共同研議兩岸和平穩定互動關係的框架，這個是長久的事情，我想未來也躲不掉，每隔一段時間，不管是媒體或輿論就會提醒：你到底會怎麼處理？這也是無可逃避的問題。

龔明鑫
　　我覺得凝聚共識的第一步是要先「釋疑」，外界的一些懷疑，我覺得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於兩岸經貿的正常化，到底正常化的狀態是什麼？階段性到底該怎麼做？事實上馬總統很清楚的說「不統、不獨、不武」，這是他最重要的主張。大家會很關心的是，兩岸之間一直交流下去的話，會不會名義上是「不統」，但實際上是往「統」的方向走？我覺得這是一個疑慮。
　　如果把兩岸關係所謂的正常化的狀態說得很清楚，就不會有這樣的疑慮。另外我為什麼一直提到談判內容，因為我們跟其他國家簽訂ＦＴＡ，如果要用國際的框架、國際的協定跟中國大陸簽的話，他一定不會同意。那麼我們可以轉一個方式，也就是說，我們跟他簽的方式，也跟別人簽，如此這既是兩岸也是國際。假設我們想跟日本簽訂ＦＴＡ，我們把內容涵蓋在綜合經貿協議裡面，我們跟大陸先簽，名稱或許就叫兩岸綜合經貿合作協議，簽了之後我們拿這東西跟日本簽，所以它既是兩岸的東西，對我們來講，也是國際的東西，這對是「統」是「獨」的疑慮，我想會降低很多。

高孔廉
　　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我們收穫非常多，各位所談的有些可以列為未來很重要的參考。有些可能是各位只看到媒體的報導，跟事實有點距離。
　　這次協商，我們不否定以前所做的貢獻，以前是已經舖了一段路，但這段路實際還沒有完成，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辦法簽，我們接手了以後，實質內容比以前多了一點，也正式完成簽署，最重大的意義是恢復兩會之間的正式聯繫溝通管道，而且設有緊急聯絡人制度，最近黑龍江車禍事件就是靠這條管道聯繫發揮功能，接回團員；而且有了這條管道以後，雙方可以避免誤判。
　　希望以此作為起點，我們爭取實質的利益，恢復我們經濟的榮景，然後才有更大的力量來跟對方談。〈本文刊於97年6月「交流」雜誌第9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