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分裂分治迄今已近六十年，台灣歷經兩次政黨輪替使得兩岸關係時有起伏。過去八年的民進黨執政時期，搖擺不定的大陸政策，不僅讓兩岸關係長久陷於低迷僵局，也讓兩岸政府間喪失互信基礎。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的總統大選，國民黨大勝，再度執政，兩岸關係重啟機會之窗，不僅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也成為國內民意的高度共識。
　　兩岸開放交流至今也已超過二十個年頭，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蔣經國前總統的開放政策，改變了台灣，也改變了大陸。當年十一月，政府正式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打開兩岸封鎖的大門，開啟兩岸交流的新時代。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八月，行政院設立大陸工作會報，協調各部會有關大陸事務。
　　一九九○年十月，總統府設置國家統一委員會，一九九一年一月，成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統籌大陸事務。同年三月，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隔絕了近半世紀的兩岸關係，開始有了正式的互動。
　　為紀錄這場當代兩岸互動史的點點滴滴，海基會在成立的翌年初始（八十一年一月）創刊發行「交流」雜誌雙月刊。歲月匆匆，轉眼之間，時序已逾十七個寒暑，「交流」問世也達百期。
　　海基會是溝通兩岸往來的一座橋，在這段關鍵變革的年代、繁複意象的歷史大潮中，發生了很多影響兩岸發展與前途的大事，「交流」一直默默的以務實的筆觸，紀錄著這一切一切…

一九九一年 　　海基會、海協會分別成立

　　一九九一年三月九日，由政府及部分民間人士共同捐助成立的「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簡稱海基會）正式成立，推選辜振甫先生擔任董事長。同年十二月，中國大陸也成立了相似性質的機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由汪道涵先生擔任會長，做為與海基會互動的窗口。隔絕近半世紀的兩岸關係，因為此一聯繫與溝通管道的正式啟動，而進入了新的階段。
　　在兩岸政府的授權之下，海基會與海協會於一九九一年開始展開正式的接觸與協商。一九九三年四月兩岸兩會負責人在新加坡舉行了歷史性的「辜汪會談」並簽署四項協議，成為兩岸建立以對話協商解決交流問題的濫觴。其後兩岸政府也持續透過此一管道進行多次談判。其後兩岸歷經一九九五年五月李登輝前總統訪美的演講、一九九九年七月兩國論風波，兩岸兩會中止聯繫、溝通與協商。
　　二○○八年三月總統大選之後，國民黨重新執政，兩岸兩會再度展開接觸與聯繫，並於六月中旬在北京恢復協商，簽署協議，重啟兩岸互動新紀元。

一九九二年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通過施行

　　政府開放台灣民眾前往中國大陸探親，許可大陸地區人民來台探親、探病、奔喪或訪問之後，兩岸人民接觸往來日趨頻繁，所涉及的法律事件紛至沓來；如何規範並建立兩岸人民交流往來的法律秩序，遂成當務之急。
　　為此，立法院於一九九二年七月十六日三讀通過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同年九月十八日施行，正式為政府處理兩岸關係提供了法律依據與法理基礎。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係以事實統治權之所及，區分「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內容共分為「總則」、「行政」、「民事」、「刑事」、「罰則」與「附則」等六章。隨後，各有關機關分別依據母法，制定了相關的許可辦法，處理有關兩岸交流事務的法令遂得以日臻周延，使兩岸民間交流得以正常推展。
鑑於兩岸主、客觀情勢演變，以及兩岸交流往來的事實需求，為避免法律規範與現實脫節，大陸事務法制亦必須與時俱進，多年來，「兩岸人民關係條例」遂因應國內外及兩岸政經新局，數度配合作必要之調整與修正，俾令法律規範更為周延，不致與現實產生衝突，為兩岸關係逐步走向正常化，建構更穩固的法制基礎。

一九九二年 　　兩岸兩會「香港會談」

　　一九九二年十月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代表在香港就「兩岸文書查證」及「兩岸間接掛號信函查詢、補償事宜」等進行商談，海協會堅持將「一個中國」的表述與實質問題互為條件，經陸委會授權，雙方曾針對如何解決「一個中國」問題進行討論，但最終仍無法獲致任何結論，因此我方建議以「口頭上各自表述」的方式，暫時擱置此一爭議，中共稍後也致電我方，表示「尊重並接受我方的建議」。
　　對於「一個中國」問題的爭議，兩岸願意以口頭「各自表述」來處理，各說各話最終成為兩岸共識的實際過程；此一結果後來被稱為「九二共識」。在此基礎上經雙方努力，促成一九九三年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在新加坡的首度會面。
　　此一「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之後成為台灣不同政黨在兩岸問題上的根本分歧點。二○○○年政黨輪替後，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始終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之存在。二○○八年再度政黨輪替之後，兩岸均承認「九二共識」為兩岸互動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重啟海基與海協的對話與協商。

一九九三年 　　新加坡「辜汪會談」

　　一九九二年元月八日，大陸海協會致函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秘書長率員訪問大陸，就加強雙方聯繫與合作事宜交換意見；八月四日，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又函邀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於當年擇日擇地，「就當前經濟發展及雙方會務諸問題」，進行兩會負責人會談。八月二十二日，辜振甫先生函復汪道涵先生接受其邀晤，並建議當年十月中、下旬或其他適當時日在新加坡，就有關兩會會務及兩岸文化、經貿交流問題，進行商談。惟其後雙方對兩岸文書驗證等議題進行之事務性協商，均因「一個中國」問題而未能達成共識，鑒於氣氛及時機均有所不宜，致使會談之舉行延宕甚久。
　　隨後因達成「一中各表」共識，且一九九三年三月兩會工作層級已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等達成共識，雙方乃於同年四月在北京進行預備性磋商，繼於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在新加坡舉行舉世矚目的「辜汪會談」。
　　「辜汪會談」是臺海兩岸分裂分治四十多年之後，兩岸當局首次授權民間中介機構進行的最高層次談判，它促使兩岸關係邁出了「歷史性的一步」。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於四月二十七日上午在海皇大廈四樓舉行了第一次正式會談，並進行大體討論。雙方並於四月二十九日簽署了「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岸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協議。
　　藉由這樣難得的成果，兩岸建立起制度化的溝通與協商管道，其後，海基會與海協會便在此基礎之上，舉行了十餘次不同層級的會談與協商，使得兩岸在觀念的溝通和共識的建立上，都有了相當的進展。「辜汪會談」的舉行，是兩岸朝向化解敵意、累積善意、建立互信的重要里程碑，使兩岸關係跨進了良性互動的時代。

一九九四年 　　千島湖事件

　　一九九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台北長風旅行社承攬的大陸黃山、三峽旅行團，共二十四名台灣旅客乘坐遊船「海瑞號」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縣的千島湖觀光，原預計當日晚上投宿建德縣清心賓館，詎至四月一日凌晨，旅行團一行仍未抵達。迄二日上午，浙江省負責接待的桐盧國旅電傳長風旅行社告以全團在千島湖旅遊途中失蹤，經展開查證，當日中午證實在「海瑞號」船艙底艙發現三十二具焦黑屍體，其中二十四具為台灣旅客，惟死因未明，噩耗傳至，社會震驚。
　　案發之初，大陸方面意圖掩蓋，堅稱本案為「意外事件」，但在各方強烈質疑後，才改稱「不排除人為因素介入」。在案件偵辦過程中，當地公安機關不願及時公布案情進程，致外界認為，大陸官方刻意採取封鎖消息、控制新聞報導的模式對本案進行隱瞞。嗣後，浙江省公安機關於四月十七日宣布破案時，方承認本案是由歹徒登船搶劫並縱火的「特大搶劫縱火殺人案」，並逮捕了三名嫌犯。
海基會在協處「千島湖事件」相關事宜時，除會同相關機關及專家組成「千島湖慘案」調查、法律小組，研議救濟之途，並積極協調提供家屬必要協助，另立即透過兩會聯繫管道要求派員陪同家屬前往現場協助處理善後，惟未獲海協會同意。大陸方面甚至拒絕台灣家屬探視遺體以及檢閱驗屍報告的正當請求，並在罹難者家屬抗議聲中，逕將罹難者遺體火化。迄五月八日，海基會才獲准組團前往大陸杭州瞭解相關案情。
　　由於大陸方面對「千島湖事件」之處理與作法不當，造成台灣政府與人民的疑惑與不滿，使兩岸關係再度陷入低潮，並導致兩岸文教與經貿交流一度宣告停擺。根據事後的民調結果，台灣人民對統獨的立場因此出現大幅傾斜，顯示「千島湖事件」不僅讓台灣民眾產生中國大陸治安不佳的負面印象，也對當時的兩岸關係造成重大的衝擊。

一九九五年 　　「江八點」與「李六條」

　　一九九五年一月三十日，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發表對台政策談話，題為「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其中提到關於發展兩岸關係的八項主張，一般稱之為「江八點」。主要內容仍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一國兩制」以及不承諾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等，同時反對台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所謂「擴大國際生存空間」的活動，對於台灣與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則不持異議；另建議雙方就「正式結束敵對狀態，逐步實現和平統一」進行談判，以及歡迎兩岸領導人以適當身分互訪等。
　　同年四月八日，李登輝總統在國統會發表談話，提出六點具體主張，對「江八點」逐一回應，即一般所稱「李六條」。主要內容強調兩岸分別由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治理，形成了海峽兩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也才有國家統一的問題；以中華文化為基礎，加強兩岸交流；增進兩岸經貿往來，發展互利互補關係；兩岸平等參與國際組織，雙方領導人藉此自然見面；兩岸均應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爭端，台灣已宣布終止動員戡亂，當中共正式宣布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後，兩岸即可在最適當的時機，就雙方如何舉行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進行預備性協商。
　　李登輝總統於一九九六年發表元旦談話時，進一步指出「江八點」與「李六條」的內容，應該構成未來推動兩岸關係的橋樑，也是雙方求同化異的基礎。「江八點」迄胡錦濤接班，一直是大陸對台政策的主要指導方針，大陸官方每於「江八點」週年由高層官員公開主持紀念會，或由涉台研究機構及地方政府以座談研討方式，藉以拋出重要對台訊息。

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六年　　台海飛彈危機與台灣完成總統直選

　　一九九五年年六月，美國同意李登輝總統以私人身份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並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為題發表演講；李登輝總統在演講中，多次以「中華民國在台灣」（Republic of China on Taiwan），來對應北京當局之主張「一個中國」的論述，並積極闡揚台灣經驗。對此，大陸當局反應強烈，中斷兩會協商並採取飛彈試射以及軍事演習來回應。
　　大陸新華社在一九九五年年八月十日報導，將於八月十五至二十五日，在東海進行一系列新飛彈的試射，距離北台灣九十哩。目的在對外證明解放軍有能力運用飛彈恫嚇台灣，並封鎖台灣的海、空交通。
　　為了影響台灣在一九九五年底即將進行的立法委員選舉，大陸於十一月在東山島舉行了海軍與兩棲軍事演習。其後，面對台灣首度總統直選，大陸官方自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底迄隔（一九九六）年三月，並多次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與飛彈試射。惟台灣人民仍於一九九六年三月順利選出李登輝先生為中華民國第一任民選總統。
　　美國在中共第一次試射飛彈時，雖然沒有採取因應的行動，但是在一九九六年第二次飛彈試射時，就在台灣海峽附近海域，部署兩個航母戰鬥群，協助巡弋台灣海峽。

一九九六年　　「戒急用忍」政策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四日，李登輝前總統在全國經營者大會上提出對台灣企業界投資中國大陸「戒急用忍」的主張，其後界定產業界對大陸投資：(一)區分產業為禁止、准許及專案審查三類，並對高科技產業及基礎建設赴大陸投資予以嚴格限制。(二) 依企業規模大小採累退方式，訂定個別廠商對大陸投資累計金額之上限。(三) 訂定個案投資金額不得超過五千萬美元之上限。
　　「戒急用忍」政策施行後，遭到工商業界的質疑，引發正反兩面的評價，正面評價指稱，「戒急用忍」政策保護了台商促使台灣經濟更安全、更經濟地發展；負面評價則認為，「戒急用忍」的限制過於僵化，阻礙台商與台灣經濟的發展，並曾引發「國家及社會安全與企業利益間如何取得平衡」的辯論。
　　此項政策影響甚為深遠，直到民進黨執政時期仍視為圭臬。之後隨著國內與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戒急用忍」政策也出現調整。二○○○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後，適逢世界經濟不景氣，產業界要求鬆綁「戒急用忍」政策聲音加劇。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政府通過鬆綁「戒急用忍」政策，改採「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放寬對大陸投資資金限制；但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又將兩岸經貿改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政策。
　　二○○八年再度政黨輪替之後，政府大幅放寬兩岸經貿政策，預計到今年底，要鬆綁的兩岸經貿高達四十六項。

一九九八年　　上海「辜汪會晤」

　　兩岸兩會在一九九三年四月於新加坡舉行「辜汪會談」，並簽署四項協議，建立了制度化的溝通協商管道。嗣後，大陸方面藉詞我元首出訪而於一九九五年六月中斷兩會協商，拒絕履行協議，推遲了原訂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中旬舉行的第二次「辜汪會談」。迄一九九七年底，因國內、外情勢變化，大陸方面乃調整策略，不再堅持拒談，惟雙方對協商議題之立場差距仍大。十一月，海協會以邀請海基會秘書長參加廈門經貿研討會之方式，逐步推動復談，海基會則函復建議由辜振甫董事長率團前往訪問，並會晤大陸相關人士。
　　一九九八年四月、七月及九月間，經兩會副秘書長、秘書長兩層級三次磋商，終敲定由辜振甫董事長率團於十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訪問大陸，進行「辜汪會晤」，辜振甫董事長以「融冰之旅」為此行加以定位。
　　辜振甫董事長與汪道涵會長於十四、十五日二度進行會晤，除進行建設性對話，並達成「雙方同意加強對話，以促成制度化協商的恢復」、「雙方同意加強推動兩會各層級人員交流活動」、「雙方同意就涉及人民權益之個案，積極相互協助解決」以及「台灣邀請汪道涵先生回訪，汪道涵先生同意在適當時機來台訪問」等共識。
　　期間，訪問團另會晤了陳雲林先生、錢其琛先生及江澤民先生等中國大陸領導人，就「一個中國」問題、兩岸參與國際活動與民主化等問題交換意見。
　　兩岸兩會中斷協商三年後，經由「辜汪會晤」得以再度接觸，意義自屬非凡。由本次雙方相關人士對話涉及高度政治面之問題，突顯兩岸間分歧之大，尚待雙方以高度耐心，繼續進行對話，方能逐步化解歧見，增進共識，建立互信，進而維繫台海長期的和平與穩定。

 一九九九年 　　李前總統宣示「兩國論」

　　李登輝總統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在接受世界第三大廣播公司「德國之聲」專訪時表示，中華民國自一九九一年修憲以來，已將兩岸關係定位在「國家與國家，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亂團體，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個中國」內部關係。
　　李登輝總統在事後進一步澄清指出，我們的大陸政策沒變，兩岸交流、對話的立場與態度也仍然不變。陸委會也隨後公布「對等、和平與雙贏－中華民國對『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立場」中文書面說明，強調李登輝總統宣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的明確定位，是為了奠定兩岸對等的基礎，以提升對話的層次，進而建立民主和平的兩岸機制，開創新世紀的兩岸關係。
　　對於李登輝總統的談話，北京官方立即作出了強烈反應。在該談話結束後兩天，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發言人聯名發表談話，以嚴厲措詞直接點名批評。之後大陸立即發動對台文攻，同時藉報導共軍動態進行武嚇。海協會並退回海基會對「兩國論」的說明，終止海協會長汪道涵先生原定的訪台計畫，同時停止兩岸兩會的協商與聯繫。
　　這一事件使得自一九九八年「辜汪會晤」後原本和緩的兩岸情勢瞬間急凍，兩岸兩會協商管道中斷，直到二○○八年才恢復。

二○○○年　　台灣首度政黨輪替

　　陳水扁先生與呂秀蓮女士於二○○○年五月二十日正式就任中華民國第十屆總統、副總統，這是中華民國行憲以來首度的政黨輪替。
　　陳水扁總統在就職演說中強調：「只要中共無意對臺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佈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的問題」，此即一般通稱之「四不一沒有」。
　　中國大陸立即由中台辦與國台辦就兩岸關係發表聲明，指稱陳水扁總統在接受「一個中國」原則這個關鍵問題下採取迴避、模糊的態度，沒有表現出和平解決兩岸問題的誠意，並宣示「當今最重要的是，只要台灣當局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與海基兩會九二年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共識，就可以恢復談判」，並對陳水扁總統採取「聽其言、觀其行」策略。
期間陳水扁總統邀集各界人士籌組跨黨派小組，於二○○○年十一月作出「三個認知、四個建議」。「三個認知」是一、兩岸現狀是歷史推展演變的結果。二、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互不代表。三、人民是國家的主體，國家的目的在保障人民的安全與福祉；兩岸地緣近便，語文近同，兩岸人民應可享有長遠共同的利益。「四個建議」是一、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進兩岸關係，處理兩岸爭議及回應對岸「一個中國」的主張。二、建立新機制或調整現有機制以持續整合國內各政黨及社會各方對國家發展與兩岸關係之意見。三、呼籲中共尊重中華民國國際尊嚴與生存空間，放棄武力威脅，共商和平協議，以爭取台灣人民信心，從而創造兩岸雙贏。四、昭告世界，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堅持和平、民主、繁榮的信念，貢獻國際社會；並基於同一信念，以最大誠意與耐心建構兩岸新關係。

二○○一年 　　試辦金馬「小三通」

　　立法院於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三讀通過「離島建設條例」，其中第十八條規定「為促進離島發展，在台灣本島與大陸地區全面通航之前，得先行試辦金門、馬祖、澎湖地區與大陸地區通航」，也就是一般俗稱的「小三通」。
　　同年十二月十三日，行政院根據「離島建設條例」通過「試辦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作為「小三通」的管理依據，並決定於二○○一年一月一日開始實施。金門、馬祖與大陸地區港口開放試辦「小三通」業務以來，兩岸之間的人員與經貿交流因此更趨頻繁。
　　政府推動「小三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促進金馬地區的建設與發展，並期藉此增進海峽兩岸良性互動，改善兩岸關係。但基於國家安全之考量，故採取「整體規劃、階段實施」的方式循序進行，根據兩岸關係發展及客觀條件逐步推動；首先由「除罪化」及「可操之在我」的部分次第實施，再視具體成效與各界反應作後續的檢討與調整。
　　台灣民眾經由小三通管道赴大陸的人數，最近三年來平均每年將近三十萬人次。去（二○○七）年經「小三通」中轉兩岸的旅行人數高達七十八萬人次，為了進一步提供台灣民眾往來大陸地區省時、省錢又便捷的交通管道，政府在今年六月十九日通過擴大金馬小三通方案，只要持有兩岸入出境有效證件的台澎金馬人民，都可以經由小三通往來兩岸。同時，小三通口岸比照國際機場和港口，准許外籍人士出入。

二○○一年底　　兩岸先後成為WTO會員

　　中國大陸於二○○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簡稱ＷＴＯ）會員，台灣也於二○○二年一月一日以「台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的名義正式加入，兩岸先後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一四三和一四四個會員。大陸經貿體制經由ＷＴＯ與世界接軌，台灣則可進行多邊貿易談判享受最惠國待遇。
　　加入ＷＴＯ對一個經濟體而言，除了提供會員體平等和其他會員進行經貿往來的機會，包括享有貿易糾紛的公平解決機制；同時也要求會員體為其他的會員開放國內市場，不應有任何歧視，以消除世界貿易障礙，增進人類的經濟福祉。

二○○二年　　陳前總統的「一邊一國論」 

　　二○○二年八月三日陳水扁總統在第二十九屆世界台灣同鄉會聯合會視訊致詞時說，台灣是我們的國家，台灣不是別人的一部分，不是別人的地方政府，也不是人家的一省，不可成為第二個香港或澳門，由於台灣是主權獨立，台灣和對岸的中國是「一邊一國」，需要分清楚。
　　大陸國台辦指稱「一邊一國」的言論和李登輝「兩國論」如出一轍，這是中共官方首次公開點名批評陳總統。指陳水扁鼓吹兩岸一邊一國，充分證明所謂的「四不一沒有」只不過是欺騙台灣民眾、蒙騙國際輿論的權宜之計。除了國台辦的回應外，新華社、人民日報海外版展開文攻，北京自此對民進黨政府的大陸政策失去信任。

二○○三年 　　兩岸春節包機啟動

　　為了協助解決台商春節返鄉一票難求的問題，經立委連署要求試辦「兩岸春節包機定點直航」案，政府即於二○○二年底積極規劃辦理「大陸台商春節返鄉專案」，經審慎評估後同意台商在上海以搭乘「間接包機」方式或是經由金馬「小三通」返台過年。
　　「間接包機」部分，政府同意開放台灣民航業者向大陸申請以停經港、澳的方式，間接通航兩岸。申請間接包機的航空公司，往返均應中停降落香港或澳門機場，飛航架次及載客額度則不受限制。包機航點，大陸限上海浦東或虹橋機場，台灣限中正或小港機場。
　　惟本案推動過程，大陸當局企圖以所謂「包機直航」作為落實「民間協商」與「三通」之突破點，兩岸之間對於「春節包機」須否經協商及協商方式均存有歧異，曾致本案一度陷入膠著。
　　經由各方努力，海基會透過上海台商協會與國內六家航空公司洽商，相關業者陸續提出飛航申請獲准，此乃我國籍航空公司首次正式獲准飛進大陸領空，並在大陸降落。總計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九日期間，六家航空公司計飛航十六架次；載運經由上海搭乘「間接包機」方式返鄉過年的台商與其眷屬，共計一千三百二十二人。

二○○四年 　　陳前總統在爭議中當選連任

　　二○○四年三月二十日，中華民國第十一任正、副總統選舉完成投開票，民進黨提名的第十任總統陳水扁與副總統呂秀蓮在爭議中當選連任。這次選舉呈藍綠對決態勢，競爭空前激烈。陳呂得票數率百分之五十點一一，國親聯盟提名的連戰與宋楚瑜得票率百分之四十九點八九，陳呂領先連宋不到三萬票。
　　這是一場台灣史上空前緊張的選舉，而投票的前一日出現了「兩顆子彈」事件，深深影響選舉結果。對於「兩顆子彈」事件的真相，社會大眾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造成政局動盪不安。多年以來，一直有百分之六十七的民眾認為應該重新調查。由於這起重大爭議的事件很明顯的是民進黨得利，泛藍陣營為此提出當選無效與選舉無效之訴，惟均經最高法院判決敗訴定讞。不過，事件的發展未曾平息，一直是國內政治分歧的焦點。

二○○五年　　北京的「反分裂法」

　　二○○五年三月十四日，中共「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最受注目的是在第八條中明文規定，若出現台灣從中國分裂形成事實、將發生可能導致台灣從中國分裂的重大事變，以及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完全喪失等三種情形，可以「非和平及其他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此法引起台灣民意反彈，也遭到國際社會共同關切與譴責，中華民國政府公開宣示：海峽兩岸應該秉持民主、自由、和平原則，透過對話化解雙方歧見。中華民國政府將堅持「和解不退縮、堅定不對立」之既定立場，繼續致力維護國家主權、改善兩岸關係以及確保台海和平。
　　「反分裂國家法」的內容，從草擬到出爐，始終兼具了法律與政治的雙重目的，是大陸當局政治統戰的重要工具。「反分裂國家法」是對台「三戰」（法律戰、心理戰、輿論戰）的一環，大陸企圖採用片面立法的方式，為日後以武力侵犯台灣、片面改變台海現狀找尋合法化的藉口，同時達到壓制台灣主體意識並向國際社會施壓之策略目的。
　　依據台灣各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超過八成的民眾強烈反對中國大陸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以非和平手段解決兩岸爭議，並片面改變台海現狀，顯示台灣民意堅決反對「反分裂國家法」對台灣民主與台海安全的嚴重傷害。

二○○五年　　兩岸台商春節包機達成共識

　　二○○三年啟動「春節包機」後，有效解決台商返鄉機位不足的問題，也節省不少轉機耗費的時間。為了進一步便利兩岸人民往來，兩岸民航業者就二○○五年台商春節包機有關技術性、業務性問題達成共識；包機飛經香港但不落地；台商春節包機飛行地點為北京、上海、廣州、台北、高雄；雙方參與飛行的航空公司各為六家，飛行班次是雙方各為二十四個往返航班，航載的對象為台商及家屬。
　　這次包機自一月二十九日首航到二月二十日結束，雙方航空公司四十六架次航班均順利完成飛航任務，接送乘客近萬名，比二○○三年春節包機的客運量二千六百餘人次增加很多。「便利、省時、省錢」是包機乘客的共同感受。省去了在香港或澳門的轉機勞頓，還比非包機航線節省二到三成的費用。
　　除了乘客對這次春節包機反應比二○○三年好外，平均載客率在五成以上，遠東航空台北飛上海載客率達百分之九十，而台北往返廣州平均載客率達百分之五十。這次包機經驗對於日後兩岸協商包機甚具參考價值，二○○六年六月，兩岸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施「專案貨運包機」、「節日客運包機機制化」、「緊急醫療包機」以及「急難救助與殘障（疾）人士等特定人道包機」等四項專案包機。

二○○五年　　兩岸政黨交流

　　中共於二○○五年三月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除遭致台灣人民反感，也引發國際主要國家之質疑與批判。為降低負面效應並爭取國際社會與台灣人民的認同，中共隨即對台釋出各項柔性交流議題，並加強推動兩岸交流互動等作為，邀請我國親兩黨主席前往中國大陸訪問。
　　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先生首先於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一日率團赴中國大陸參訪，並與中共方面取得包括兩岸客貨運包機等「十二項成果」。隨後，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先生即於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啟程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和平之旅。期間，連戰先生與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先生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並且共同發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包括「促進儘速恢復兩岸談判，共謀兩岸福祉」、「促進終止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促進兩岸經濟全面交流，建立兩岸經濟合作機制」、「促進協商台灣民眾關心的參與國際活動問題」以及「建立黨對黨定期溝通平台」等。
　　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先生則於五月五日率團前往中國大陸訪問，展開所謂的「搭橋之旅」。這是中國共產黨與親民黨之間首次進行兩黨交流對話，胡錦濤先生於五月十二日與宋楚瑜先生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就促進兩岸關係改善與發展及兩黨交往事宜等交換意見，雙方亦於會後共同發布了「會談公報」。另新黨主席郁慕明先生亦於七月初率團赴中國大陸訪問。
　　因大陸拒絕與民進黨政府接觸，兩岸制度化溝通與協商管道受阻，致若干涉及兩岸交流往來與人民權益事項遲遲無法解決，政黨交流以「二軌」形式，適時提供兩岸溝通與協商橋樑。

二○○八年　　台灣完成二次政黨輪替與進行「江陳會談」

　　馬英九先生與蕭萬長先生於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正式就任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副總統，台灣人民經由選票順利完成第二次的政黨輪替。
　　馬蕭當選後，兩岸局勢舒緩，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於三月二十六日晚間與美國總統布希通話時表示，希望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岸協商談判，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四月十二日，副總統當選人蕭萬長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身份，在海南博鰲論壇會議上與胡錦濤會面，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兩岸最高層級的接觸。四月二十九日，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與胡錦濤在北京第四度會面，雙方希望能掌握新機遇、加強合作，為共同朝向兩岸和平發展而努力。五月二十九日，國民黨主席吳伯雄訪問北京與胡錦濤舉行「吳胡會」，雙方同意在「九二共識」下，儘速恢復海基、海協兩會協商談判，這是兩岸執政黨領導人首次歷史峰會。經歷「蕭胡會」、「連胡會」與「吳胡會」，兩岸恢復協商已是水到渠成。
　　馬英九總統在五二○就職演說中強調，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
　　五月二十六日，江丙坤先生與高孔廉先生分別就任海基會董事長及副董事長兼秘書長，旋即在陸委會的授權下去函大陸海協會，提議就「兩岸包機」及「大陸人民來台觀光」兩項議題進行協商。海協會嗣於五月二十九日正式函邀江丙坤董事長於六月十一日至十四日率團訪問北京，就上述議題進行商談。江丙坤董事長並定位此行為「互信協商之旅」。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先生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於六月十二日首度進行會談，江董事長在會談中正式邀請陳雲林會長於今年內回訪，並舉行第二次會談，陳會長也同意在適當時機赴台訪問；另雙方同意強化兩會各層級人員的對話及交流，並設立兩會聯繫機制及緊急聯絡人管道。最後，兩會負責人於六月十三日正式簽署了「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台灣旅遊協議」。期間，江丙坤董事長並與大陸領導人王毅先生及胡錦濤先生等進行會晤，充分交換意見及表達各自立場。
　　「江陳會談」是兩岸兩會協商聯繫中斷九年後，重新恢復兩會制度性協商與互動的起點，雙方在擱置爭議、相互尊重、對等協商的原則之下，順利簽署了協議並達成多項共識，不僅對兩岸關係未來發展具有指標性意義，會談的過程與成果，也符合了國際社會對兩岸恢復對話的高度期待。

二○○八年　　我方奧運使用名稱取得共識

　　在北京奧運開幕之前，大陸媒體報導稱台灣代表隊為「中國台北」代表隊，引發我方的異議，我方希望根據兩岸在一九八九年達成的《香港協議》，使用「中華台北」的中文名稱。七月二十五日，大陸「國台辦」表示，奧運期間，奧組委將使用「中華台北」的中文稱謂。大陸「新華社」在報導中，稱台灣參加北京奧運代表隊為「中華台北代表團」，不再稱呼「中國台北」；另一家大陸官方通訊社「中新社」也以「中華台北」隊稱呼台灣代表隊。
　　我方肯定大陸方面釋出善意，對兩岸長遠發展有利。認為如果雙方都能將心比心、設身處地的話，相信雙方的關係會有很正面的發展。陸委會主委賴幸媛表示，樂見大陸重申遵守一九八九年香港協議的聲明，高興看到峰迴路轉，期待兩岸繼續秉持善意，尋求共識。〈本文刊於97年8月「交流」雜誌第1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