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到北京駐點嗎？」，很多人經常這樣問我，我也常自問並困惑著。算起來，從事大陸採訪工作已有十多年了，早就愛上北京的皇城風華、燦爛陽光和誘人美食，也把北京當成自己的第二故鄉。然而，北京採訪環境的不友善，常讓人感到萬分沮喪和失望。想在北京順利完成工作，跑到獨家新聞，簡直是高難度的自我挑戰，叫人「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一樣米，養百樣官

　　在北京，最辛苦，也最挫折的一件事，當然就是與北京大小官員打交道。通常北京官員正式答覆記者的話都很簡短，也很酷，使用頻率最高的二句話－「不知道」、「我沒聽說」。態度好一點的官員，會很客氣地說，「我把你的問題記下了，有答覆再通知你」；作風官僚一點的官員則直接給釘子碰，「我們不回答問題，找新聞處去」；遇到很會「推事」又有點粗魯，還把記者當成「毒蛇猛獸」的怕事官員，就會說，「台灣記者不歸我們管，有問題去問台辦！」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多年前曾計劃採訪大陸交通部高層官員，在十幾通電話轉來轉去後，找到一位交通部的新聞官，先很客氣地表明自己身分和目的，那位官員冷冷地表示先把採訪大綱傳給他「審批」，急於獲得採訪機會的我，想拉攏一下交情，就「套近乎」（裝熟）地跟他說，「同志，請問我．．」，我語音還沒落下，對方就氣急敗壞地大聲在電話裡斥責我，「同志？誰是你同志？你是台灣人怎麼可以叫我同志！」我還來不及反應或答話，對方啪一聲，就把電話掛斷了。 　　「厚！有那麼嚴重嗎？連叫同志都不行」。結果，那次採訪申請，有如石沉大海，連咚一聲的回音都沒有。後來，自我檢討了一下，猜想，對方可能是「黨性堅強的共產黨員」，來自台灣的記者稱他為「同志」，他可能覺得被「冒犯了」。這個經驗提醒我，不要隨便跟人「套近乎」，以免弄巧成拙。 剛開始到大陸駐點採訪，很不習慣大陸官員，老以為北京官員愛耍酷和擺架子。後來，漸漸理解，很多時候，被問的官員是「真的不知道」，因為他不負責也不參與相關業務。大陸政府體制講究分工、分管，在各管一攤的分工體制下，負責新聞的人員，有時在記者詢問之前，尚未掌握相關情況，是經常出現的。至於一般官員，根據大陸政府的內部紀律，是不能對外隨便發言了，除非是交情夠、信任夠。

　　要獨家，不要「毒家」

　　「如何在北京跑新聞？怎樣建立北京人脈？」很多剛入行的年輕記者都有相同的疑問，「誠信和相互尊重，是建立人脈的第一步」，我一貫的答案。很多大陸朋友曾對我直言，覺得台灣人在大陸總有一種優越感，一種高大陸人一等的心態，這令他們很反感。唯有相互尊重，才能建立誠摯的友誼；而謹守誠信二字，更是維繫友誼和建立彼此的信任感。 　　台灣和中國大陸分隔五十餘年，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和處理方式也大不相同。在北京，處處是機密，機密和新聞的分際，沒有明確的界限，很像北京流行的順口溜，「說你行，你就行」，「說它是機密，它就是機密」。對來自於狗仔橫行、新聞自由萬歲的台灣記者來說，在努力跑獨家新聞時，還要拚老命保護消息來源，同時以「戒慎恐懼、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態度處理所有可能涉及敏感新聞。 　　每個記者都想跑獨家新聞，然而，在北京有些「獨家新聞」會變成「毒家新聞」，小則害他人失去工作，大則害人坐牢，不可不慎之。一九八九年有位台灣記者跑到一個全球大獨家─江澤民接替趙紫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現在沒有人記得是誰跑了這個獨家，但是這個獨家的代價是，一位大陸同業為此被捕入獄，判刑十五年。殷鑑不遠，應引以為戒。 　　除了人脈建立外，個人認為，專業知識和素養是判斷新聞價值能力的最重要基礎。有個真實也是經典的新聞圈笑話。一九九八年三月，大陸舉行九屆「人大」會議時，有位記者問其他記者說，「奇怪，怎麼中共十五大才開過，現在又變成九大」，當場令其他記者傻眼。如果一位記者對中共基本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的基本概況，毫無所知，不僅會鬧笑話，也無法判斷新聞的價值，即使是擺在他面前的重大新聞線索，都渾然不覺，更不用提跑出重要獨家新聞。

　　神啊，請讓我的電話暢通吧！

　　在北京採訪，最讓人反感的一件事，就是電話監聽已到令人抓狂的地步。北京監聽台灣記者電話，是眾所皆知，北京對此也毫不隱諱。今年是敏感年，單純監聽的發展，也發展封鎖和干擾記者的對外通訊。 　　今年三月十日，手機老是撥不出去，當時以為是線路忙碌，就沒太在意。當天晚上，某位同業發給我一則簡訊，抱怨我電話老占線，一直打不通。當下，我是一頭霧水，因為一整晚我的手機根本沒響過，更誇張的是，手機訊號是滿格。打電話去電訊公司投訴，他們認為是電話晶片出問題，要我更換新晶片。 　　手機通訊中斷，對記者來說，簡直是沒了手腳。隔天一早，衝到電信大廳去修好我的「手腳」。電訊公司的技術人員把我的電話晶片放在電腦上測試，然後很酷地對我說，「你的晶片沒問題」。晶片沒問題，那為何電話會出現「間歇性斷訊」。我堅持要換新晶片，技術人員沒辦法，進去請示高階主管。高階主管不情願地走到測試晶片的電腦前，打了幾個密碼後，看了幾秒鐘後，回我一句，「喔，你這個，有兩個號」。我呆住了，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有兩個號，這是什麼情況呀，是不是被盜用？會不會幫人付電話費呀？ 　　我霹靂叭啦地問了一堆可能的情況，電訊公司的主管突然發現自己可能失言，不再回答我任何問題，一再跟我強調，「你的晶片沒問題，也沒被盜用，帳單不會有問題」。此時，我心裡突然明白，手機「間歇性斷訊」可是某些部門的傑作。三天後，我才明白，原來，我被斷訊的那天正是拉薩開始出現騷亂。 　　接下來的駐點三個月期間，電話斷訊干擾不時出現，後來，連其他台灣記者也陸續出現手機斷訊的狀況。最後，大家都學會了苦中作樂，出現斷訊時，互相用市內電話撥打對方手機，比賽一下看誰的手機先通。幾次被莫名其妙地斷訊後，記者就變得神經兮兮，經常盯著電話看，擔心是否又被斷訊了。北京有關部門的通訊干擾，實在是「太超過了」，不僅嚴重影響採訪工作，甚至可稱得上是精神虐待了。

　　小記者的異想世界

　　兩岸新聞交流進入相互駐點時代後，我就很羨慕大陸同行。常想，如果有一天，北京也跟台灣一樣，新聞採訪環境十分自由，至少有五家新聞台二十四小時播個不停，官員民代都很喜歡開記者會，又有眾多名嘴爆料，也不用擔心什麼國家機密不機密的問題。那麼，北京駐點採訪工作，一定與現在有很大的不同。不過，從目前北京政治改革的龜速來看，在可預見的幾年內，這應還僅是我小記者的異想世界而已。〈本文刊於97年10月「交流」雜誌第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