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在寫歷史—第二次「江陳會談」我見我思.jpg

文/汪莉絹

　　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在離台的答謝宴時說，「海基會和海協會的同仁都努力在做相同的事，但他可以體會，同樣的事，在台灣做起來比在大陸困難多了！」陳雲林這席話，想必令人感觸良多，尤其是負責第二次「江陳會談」籌畫與安排的工作人員，更是點滴在心頭。

　　台北「江陳會談」對所有參與者都是一次難忘的歷史事件親歷記，不論是大陸海協會代表團成員、海基會或陸委會等各部門官員，媒體工作人員，甚至台灣社會大眾，對這幾天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感悟和啟發。作為媒體人，從媒體角度來觀察台北「江陳會談」，只有一句話，就是－我們都在寫歷史，這是一次大家共同參與的歷史事件，我們參與、也見證了歷史。

　　作為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最高層級的特使訪台，陳雲林訪台背後的政治意義相當高，不僅代表兩岸制度化協商管道向前邁進，也是北京「特使」第一次踏進「台灣」，其歷史意義和影響都是無可比擬的。在這場歷史性的江陳台北會談中，媒體雖不是談判主角，卻扮演重要色色，也是重要的傳播載體。

　　這次「江陳會談」，台灣新聞圈有多項創紀錄的事蹟，首先，光是上千名記者搶著報名採訪台北江陳會談，就創下了台灣新聞史的一項紀錄。報名記者逾千，參與的記者類別之多，也堪稱是空前罕見的，更是兩岸協商史的第一遭。台灣媒體大多有路線之分，不同路線記者很難得碰在一起，以往的兩岸會談或者在北京的第一次江陳會談，都是由主跑兩會和兩岸的記者組成，這次會談則讓不同路線記者來個大動員、大集合。

　　以聯合報來說，最初安排採訪會談的記者主要由政治組、經濟組、大陸中心，後來會場外出現各種抗議場面則由社會組和地方中心記者負責。四項協議簽署後，生活組加入報導後續影響；為了報導陳雲林愛吃的牛肉麵，消費組也出動了；士林唱片行的台灣之歌事件，連影劇組也捲入江陳會談新聞報導行列。台北「江陳會談」可以說是讓台灣新聞界動起來，「大家一起來」跑新聞的大競賽！

　　媒體總動員，老中青三代記者也難得齊聚一堂。會談那幾天，在圓山大飯店的大廳，很稀罕地看到高矮胖瘦老中青各具特色的記者，出沒其間，有十多年前曾跑過歷次兩岸協商的老記者，也有第一次才採訪兩岸會談的年輕記者。不同的經驗和資歷，提供每個記者不同觀察角度，呈現出一種多元、立體的圖像。當然，這其間也發生不少趣事、怪事和糗事。

　　令我印象最深的一件趣事，是發生在會談的某一天，聯合報大陸中心主任王玉燕和我，在圓山飯店一樓大廳閒逛，想找找那幾個以為沒有人認識他們，不時「冒險」跑到大廳拍照留念的大陸海協會代表。突然，某一家電視台的年輕女記者攔住我們兩人的去路，表示要採訪我們。由於此前玉燕主任曾接受新華社的採訪，談「江陳會談」的情況，我以為這位年輕女記者認識玉燕，想請她談談「江陳會談」的政治意義和影響。誰知，這位漂亮的女記者劈頭就問我們，知道不知道這裡發生什麼事？原來，她把我們兩個當成日本觀光客，想問我們對圓山大廳「熱鬧滾滾」的看法。

　　「日本觀光客？」我心裡想，玉燕主任當時應該用「海角七號」裡的茂伯口吻，加上一個茂伯經典酷表情回她說，「哇係國寶咧！十年前的兩岸協商就是被我們跑垮的啦！」顯然，玉燕沒有想到茂伯這招，她一面大笑，一面輕聲細語地跟這位年輕女記者說，「我們也是記者，來跑會談的」。

　　初生之犢的年輕記者，敢言、敢闖，讓「江陳會談」的新聞有不少新角度，老記者的敏銳觀察則讓新聞更為全面，更有深度。例如，警察出動秘密的攔蛋武器「天網」，就是本報一位資深攝影大哥最先發現的。攝影記者習慣於在新聞現場趴趴走，這位攝影大哥以他的新聞敏銳度發現附近警車裡藏著「怪網子」，於是便拿起相機對著網子拍攝，其他記者看到他在拍照，也紛紛跑過來看到底是什麼東西。這個好玩的防蛋襲「天網」，被我發展成一條新聞，還放到一版位置，真是超級感謝這位攝影大哥。

　　不僅僅是這位攝影大哥，會談中還有不少跑新聞、寫新聞功力一流的新聞界前輩，讓我欽佩不已。其中，工商時報的張佩芬大姐就是一位。她跑航運新聞近十多年，兩岸航運界人脈廣沛，來台灣參加會談的前大陸交通部水運司長胡漢湘，本來還在跟其他記者大談兩岸直航利益的場面話，張姐一連串提出幾個犀利問題，讓他無法招架，連連用迴避又安撫的口氣跟她說，「我們是老朋友了，兩岸航運的事，你最清楚了，這些問題，我們還會再商談的」。「薑還是老的辣！」，一點兒都沒錯，資深的專業記者幾個問題，就讓官話連篇的受訪官員無所遁形。

　　台北「江陳會談」，台灣新聞界展現出的專業、活力與拚博精神，讓身為新聞界一員的我，為之自豪；不過，也有一些怪現象，讓人感到憂心。我個人雖不是新聞科系出身，但一直記得剛進報社時，長官的交待就是「新聞的正確性比快速更重要」，這是新聞人的基本價值理念。我想，即使台灣各家媒體各有立場，報導事件的角度各有取捨和不同面向，新聞正確的基本要求，各家應該都一樣，而「假新聞」應是不被容許和接受的。

　　個人認為，此次「江陳會談」中有幾則新聞是「太超過了」，「太超過」之一即「大陸記者吃自助餐，台灣記者吃泡麵和便當」的新聞，我不知道製作這條新聞的記者真實想法是什麼，不過，這則呈現片面事實的報導，並沒有提到「大陸記者自己付費，台灣記者吃免費便當和泡麵」，已造成一些閱聽者認為台灣籌備部門「厚此薄彼」的錯誤印象。另一則新聞是指大陸記者報名不受限制以及大陸記者二百人來台採訪，這兩則新聞都屬於容易查證，但記者卻沒有去查證，算是有些失職。

　　「小瑕不掩大瑜」，總體來說，「台北會談」台灣新聞界打出漂亮的一仗。以豐富多樣化的報導，使「台北會談」展現精彩多元化的面貌，不同於歷次在北京舉行兩會商談的「單調和直線式」。正因各家媒體即時呈現談判各方、台灣各界對在事件之中的互動和意見表達，不論是北京高層或台北主政者，都能從中獲得更多重要的反饋訊息。

　　談論至此，免不了提及媒體安排與互動問題。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新聞大戰，對籌備安排媒體採訪的部門而言，無疑是一項高難度的大考驗，尤其是台北自由採訪與激烈競爭的媒體環境，安排媒體採訪是件吃力不討好、壓力沉重的差事。從接受報名、製作名牌、採訪安排、採訪通知到幫媒體訂便當、維持採訪秩序、提供新聞稿等，可以真切感覺到幕僚單位很努力、盡心地想把事情做好，不過，許多事情的安排顯得手忙腳亂，準備不夠周全。
或許是距離上次海協會人員到台灣協商，已逾十年，十年來，物換星移，特別是海基會和陸委會的人員早已換過好幾批，跑線的記者也是新人換舊人了，大家都是新手上路，只能是要「摸著石頭過河」，從實際經驗中摸索與學習。一開始，可能就沒有預想到台灣新聞界對台北江陳會談的高度熱情，採取開放報名態度，等到湧進上千名記者報名後，才緊急地與各家媒體協商限縮名額，這樣前後不一致的政策，讓大家白白忙亂一場，也招來一些批評。

　　除缺乏經驗外，媒體不想「照搬北京會談的採訪安排模式」的期待，使媒體與幕僚作業之間出現落差。以往，兩岸兩會的重要談判都在大陸舉行，諸如九八年的「辜汪會晤」、第一次的「江陳會談」。因此，在新聞安排方面，大多按照著北京的思路走，而北京傾向於管理式的安排，維安嚴格，秩序井然，採訪一場高層會談或會面，至少要花去一個下午的時間，其中，有二個小時是等待。最後，僅錄到或拍到五分鐘談話。這樣的安排，老實說，是遠遠不符合台灣媒體的需求。

　　這回，第一次在台北，台灣媒體首次有了「主場優勢」，兩岸談判也第一次這麼貼近台灣民眾，媒體和一般民眾對台北會談資訊的傳播快速與詳細，要求也就更多。另外，台灣開放的新聞環境與北京的新聞環境原本就大不相同，在新聞安排方面，當然也不能照搬北京「會談模式」。台北會談和北京會談的不一樣環境和不一樣需求，值得新聞安排部門或幕僚，多加留意和思考。

　　經過這次「亂中有序」的台北會談採訪經驗，各方在摸索過程中汲取不少寶貴經驗。相信透過各方的溝通和協調，下次兩會的台北協商，可以運作發展出一套屬於台北「江陳會談」的媒體遊戲規則，為下一段兩岸歷史留下更全面、更精彩的紀錄。〈本文刊於97年12月「交流」雜誌第1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