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兩岸關係展望座談會
時  間：98年1月20日（星期二）
地  點：海基會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海基會馬紹章副秘書長 
與談人：楊開煌（中國大陸研究學會理事長）
　　　　杜震華（台灣大學國發所副教授） 
　　　　李允傑（空中大學公行系教授） 
　　　　董立文（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 
編者按：以下學者專家的見解，不代表本雜誌或海峽交流基金會之立場。
 
馬紹章：
　　我們好不容易揮別了二○○八年。過去這一年來，大家都強烈感受到經濟不景氣，甚至有很多的預測指出，谷底還沒有到來，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二○○九年能夠從谷底翻身。去年，雖然經濟不景氣，但是在兩岸關係的發展上，我們卻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去年五二○之後，兩會恢復會談，舉行兩次協商，並且簽署了六大協議。在第一次協商時，簽署「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及「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第二次協商，兩會分別就海運、空運、郵政及食品安全簽訂了四項協議。對於這四項協議，一般認為突破最大的就是兩岸實現了海空航運「大三通」。就像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先生在兩岸經貿論壇所提到的，把兩岸納入了一日生活圈。我們如果以台灣地區為中心，在一千五百公里的半徑範圍內都可以納入一日生活圈的範圍。你可以早上從家裡出發，中午一邊吃飯、一邊開會，晚上再趕回家裡吃晚飯。這個進展對很多台商而言，意義非比尋常，尤其是可以節省很多的時間成本。兩岸之所以能取得這麼大的進展，最主要是兩岸建立了一個基本的互信，找到了共同的交集，也就是「九二共識」。在這個基礎上面，兩岸恢復協商，簽署協議。但是，互信是可以分為很多層次的，包括政治的互信、軍事的互信、文化的互信、經濟的互信等等，所以「九二共識」只是一個互信的基礎。我們希望未來兩岸的互信能夠逐步地加深、逐步地擴大，但是最重要的一個互信基礎是「以兩岸人民的利益為依歸」。因此，我們希望在這個互信的基礎上，兩岸未來的協商能更順利的進行，為兩岸的人民謀更多的福利。
　　進入二○○九年，大家都說希望「牛轉乾坤」，所以今天我們「交流」雜誌特別舉辦了這個座談會，邀請了四位研究兩岸問題的學者專家，共同探討兩岸新年的新發展。在去年「胡六點」發表之後，他們都有很多極精闢的見解，接下來我們就先請楊教授，看看今年兩岸互動會有什麼樣的進展？影響兩岸關係發展又會有那些變數？
  
楊開煌：
　　展望明年的兩岸關係個人以為最重要的是先要解讀「胡六點」(編者案：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陸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卅周年的大會上，發表名為「攜手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講話，俗稱「胡六點」)。我認為這應該是在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都將成為中國大陸對台工作的主要工作指導。首先是「胡六點」從發表的形式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有三點必需注意的：
　　第一是發表者的身份：一九七九年的「告台灣同胞書」是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名義，比如說，在三十年前用的頭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可是在中共政治運作中，「人大」雖是中國大陸憲法名定的「最高的權力機關」，但卻是在黨領導下的權力機關，在實際的運作中，特別在當年的時空情境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這個機構實質上是沒有任何權力的。一個在中國大陸沒有權力的機關來發表一個並不屬於它的職權範圍的「對台政策」，因為「對台政策」一直是黨務或軍務的工作，這就難怪當時蔣經國政府認為只是一種統戰性作法；而這次胡錦濤用的頭銜是「三位一體」，從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一直到中央軍委主席，這三個頭銜不僅象徵了中國大陸的最高權力，而且確實擁有最大的、實質的、可執行的權力。因此在我看來，這次的宣示肯定是中國大陸對於兩岸「和平統一」政策所作的一個重要調整的宣示。
　　第二是發表的形式：一九七九年的「告台灣同胞書」是經由人民日報發布消息的方式來宣告，沒有任何的儀式來烘托其策略改變的重要意義，感覺上只是中美建交的一個配套的政策而已；而此次的宣示則是採取在中共政權的典禮儀式上相當隆重的方式來發表，足見其慎重和重視的程度，也說明此一政策的重要性。
　　第三是當天的紀念會由「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先是說明了「人大」在這卅年如何立足在「人大」的立場推動對台工作，推動國家統一；之後是「全國政協」副主席林文漪也從大陸台胞的角度說明對國家早日統一的期待，以及大陸台胞對對台政策的推動和努力；十分特別的是大會還安排了「全國學聯」主席劉凱先後發言，他的發言集中在兩岸青年在兩岸統一、兩岸關係的發展上、過去的貢獻和未來努力的方向，特別希望兩岸青年在共同文化的哺育和薰陶下，對國家統一、民族復興作出新的貢獻。此一安排似乎意味著北京己經認知到和平統一的長期性和艱鉅性，故而新的對台政策這樣的紀念方式代表上下一心，任務傳承的決心，與一九七九年的和平統一，列為八十年代三大任務大不相同。
　　其次以「胡六點」為重心，從理論層次來看，也有二點與以往的統一工作是不同的。
　　第一是「胡六點」解釋了「統一」的意義，這是中共的領導人第一次對於「統一」這個詞彙作出解釋。過去對中共而言，所謂的「統一」很簡單，就是「消滅中華民國」，和消滅蔣介石代表的中華民國政府，改由中共或在中共中央許可下來統治台灣，就是「統一」；到了一九七九年提出「和平統一」的時候，所謂的「統一」就是「消滅中華民國」和「消化中華民國政府」，但是中共不來統治，所以「統一」就是中華民國「易幟」(改名、改旗、改歌︶，其他一切不變；現在按「胡六點」的說法，就更明確指出：兩岸的「統一」不是主權和領土的再造，而是「終止政治對立」。這樣的一個「統一觀」，和胡錦濤在講話中所提出的「一個中國」框架的用語，很可能是一種有意義的指向、有意義的信息。果如此的話，在這個新的「統一觀」之下，其對台政策、對台工作有些什麼變化，對我方來講到底意義何在？這是我們必需關切注意的。
第二是「和平發展」作為新的兩岸關係的取向，從「十六大四中全會」一直到「十七大」，以及胡最近的講話，都強調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大大超過兩岸統一的提法，甚至是取代兩岸統一；當然「和平發展」的兩岸關係新取向，是從二○○五年國民黨連前主席訪問中國大陸時，國共兩黨簽訂了「五大願景」，在共同體認的第三部分就提出「和平與發展是二十一世紀的潮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也符合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利益」。此後，胡錦濤的歷次相關發言，就一直維持著這樣的定調。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當然不是中共對台提出「和平」的號召、「和平」的構想，從毛周的時代就提過「和平解放」，鄧小平時代提出「和平統一」，一直到現在的「和平發展」，這裡面都有「和平」這一個訊息，但是細心理解一下，就可以體會出三個不同時代的「和平」，其中的意義不一樣的。在「和平解放」時期，對毛澤東來講，「和平」是聊備一格的手段，而且是分化台灣，美化共產政權形象而已；到鄧小平時代，「和平統一」的「和平」基本上帶有「統戰招安」的味道，也就是挾持在國際上的優勢地位，特別是中美建交之際，開出誘人的條件，讓我方願意繳械投降，運用「招安」的手段把台灣問題以不戰而勝的方式加以解決；現在胡錦濤所講的「和平發展」，如果套用Max Weber的話，我認為中共過去以「和平」作為對我方政策的必要的「理性工具」，那麼到了「和平發展」階段，此一手段意義的「和平」，應該己經具有相當「目的理性」的意涵，也就是說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不僅是針對台灣問題，也同時是中國大陸自身發展的需要，是大陸建構周邊和平不可或缺的要素。和平的追求對中共而言的，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過程也是目標。因此它所代表的意義跟過去是不太一樣的。
　　「統一觀」的新詮釋與「和平」的政策意義的變化必然帶來對台工作方針、工作作風的變化。
　　最後從內容上來看，很明顯地有三個主要內容：第一個是「經濟合作要升級」，第二個是「文教交流要深化」，第三個是「政治對話要啟動」。從這三個內容來看，我們又可以看出「政治上的突破、政治格局的對話啟動」應該是「胡六點」所闡述兩岸關係的重中之重。從這六點來看，有四點與「政治」有關，︵包括人員往來一項中，有條件與民進黨溝通︶，一點與「經濟」有關，一點與「文教交流」及「青年交流」有關。之所以訂定有這樣的工作內容，主要在於北京當局對台灣情勢的判斷，誠如大家所常說的，兩岸關係在去︵二○○八︶年出現了眾所周知的難得的戰略機遇期；所以雙方雖說原有「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的默契，然而在順境下，大概都不會輕易的放棄處理複雜議題的機會。在政治上只要有任何突破，那怕只是些微的突破，大概都是他們所樂見、所想要努力的，這包括了「結束政治的對立」、「擴大的政治交往」、「啟動涉外的協商」、「對話和平的框架」。
　　從經濟的角度來說，大家都很清楚，雙方都很積極，希望在可預見的未來，作為一個兩岸經濟正常化的架構｜ＣＥＣＡ，可以開始啟動框架的談判，使兩岸的經濟合作能夠大幅度地升級。過去是二個地區的經濟合作，將來應該是要成為一個經濟體，誠如江丙坤董事長所說從發展模式來看，依賴大陸並不是壞事，因為這代表大陸需要台灣，大陸的經濟發展有相當部分是靠台商的努力。現在要擔心的反而是有一天大陸不再需要台灣。兩岸經貿關係發展的關鍵不在依賴太深，而在大陸不讓台灣依賴，因為這表示大陸經濟已經有根本性的改變，台商將面臨生存問題。可見兩岸經濟必然是越來越密切。
　　除此之外，「文教交流」、「青年交流」的議題，在「胡六點」是相當重視的，過去在「江八點」的時候是放在第六條，但這次「胡六點」則放在第三條，可見「文化交流」「青年交流」對中共中央而言，將是未來對台工作的重點。在胡的講話中還特別有一段文字指出。「中華文化在台灣根深葉茂，台灣文化豐富了中華文化內涵。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這一段話既肯定了台灣文化，也區分了愛鄉愛土和分裂意識之間的區別，應該說這樣的區分是有助於中共的涉台幹部與台灣綠營人士的接觸，同時由於中共真正體認到對台工作的長期性和連續性，所以把「青年交流」的工作擺在相當重視的位置上，看來中共的共青團在往後的兩岸青年交流方面應該也會有比較突顯的角色。
　　我認為從國內到國外，大家在看到胡錦濤的講話後，基本上持正面解讀的人比較多，贊同的人也比較多，顯示對於今年的兩岸關係，大家應該會以比較正面的角度、正面的方向來看待，但是能不能真正的順利發展，我覺得最大的關鍵應該還是在兩岸的自身。第一個關鍵是「馬政府的政績」，在目前全球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想要在二○○九年寄望台灣地區的經濟有所起色，幾乎是不可能，但是如果馬政府的兩岸政策能夠讓經濟不再繼續惡化下去，然後逐步地讓大家看到未來的希望，那麼馬政府的兩岸政策所受的質疑和指責就會降低，則後續的兩岸政策作為也就可以得到台灣民意支持，使得他在兩岸的問題上可以做比較大膽的嚐試；反之，當然不可能有突破性的發展。第二個關鍵是中國大陸，他們的問題其實比我們更複雜。中共可以說是剛剛渡過一個極複雜、極波動的二○○八年，明年對中國大陸而言，更是一個突發事件高發期的一年，而且又碰上很多週年紀念的一年。「建國六十年」是大家都知道的，另外是「六四」三十年，同時也是「五四運動」九十年，然後是西藏拉薩暴動的五十年。這些關鍵的年代往往會引發群眾集會，而群眾集會容易在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下產生一種盲目移情的效果，演變成大的動亂。對中共而言，上述的重要事件不能不紀念，要紀念就增加群眾集會機率和正當性。由於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經濟發展帶動愈來愈突出的社會問題，其問題的性質、範圍也愈來愈嚴重，所以中國大陸非常擔心任何一個偶發的事件會釀成一個社會事件，導致最終演變成一種對政治合法性的挑戰。如果中國大陸能夠像二○○八年一樣，安然渡過二○○九年的各種挑戰，那麼將會有助於兩岸關係朝穩定的方向發展；反之，中共自顧不暇，兩岸的發展自然也有變數。
　　除此之外，美、日等國尤其是美國在台海之間的利益糾葛，面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所採取的算計，當然也是變數；不過在當前的國際形勢下，這些只是「依變項」，基本上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總之，二○○九年的兩岸關係基本面是好的，但存在不確定性的兩岸關係。
 
杜震華：
　　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一月十六日參加研討會時表示：今年上半年將舉辦的第三次「江陳會談」，將以金融議題為核心，希望兩岸簽署金融監理備忘錄，達成兩岸市場准許進入的規定，讓台灣銀行業者能在大陸設立分行，並經營人民幣放貸業務，提供大陸台商融資服務。
　　江董事長也提到兩岸簽署綜合性經貿合作協議︵ＣＥＣＡ︶相當重要，因為東協十國出口產品到大陸將有百分之九十的產品是零關稅，台灣若無此項待遇將會喪失競爭力。
　　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一月十六日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指出：今年可能陸續提上議程的有：開通兩岸空中定期航班、啟動兩岸銀行、證券、保險及貨幣領域合作，共同打擊犯罪以及投資保障、避免雙重課稅、知識產權保護、漁業勞務合作、農產品檢驗檢疫等。
　　由以上報導，可見兩岸今年的互動會朝向金融發展，但在三通直航、打擊犯罪、投資保障、課稅、智財權、漁業、檢疫等方面都極可能納入協商範圍。
影響今年兩岸關係發展的變數，包括國內和國外兩方面。國內方面又包括政治和經濟變數。政治變數主要是在野黨的杯葛動作，經濟變數主要是國內景氣的好壞。如果在野黨的杯葛動作很大，會對兩岸發展速度產生壓力，拖緩其發展進程；而如果國內景氣狀況越差，對於兩岸發展所抱希望就會越大，越能夠容忍兩岸發展之速度。
　　在國外變數方面，在經濟上國際景氣復甦的狀況將會影響台灣依賴大陸的程度。如果國際景氣快速好轉，台灣對於兩岸發展的依賴程度將會減輕，對於兩岸經貿合作發展的企望將會較為和緩；否則就會加快腳步和大陸進行經濟合作。
　　至於兩岸應該怎樣做才能建構一個全面的、穩定的互信環境？一個全面的、穩定的互信環境，必須建立在一個「可預測」的發展基礎上；而這個「可預測」的發展基礎，目前只有單方面是明確的。亦即北京是明確地要「統一」台灣，而台灣卻沒有明確的「統一」承諾。這使得北京在和台灣互動的過程，不願意有太快、太大的進展，特別是在台灣的國際經貿空間，或是協助陸客來台旅遊上面。
　　北京對台最新政策已經清楚表達在胡錦濤於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座談會中的講話，亦即所謂的「胡六點」。
　　如果台灣領導人可以做出政策性的呼應，清楚表達執政黨願意如何回應「胡六點」，就可以提高台灣對此重大議題的「可預測性」。當這種可預測性提高之後，要建立一個全面而穩定的互信環境，當然就比較容易。
　　如果台灣不便做出正式回應，則恢復「國家統一綱領」可以替代正式的回應；但如果完全沒有回應，全面而穩定的互信環境不太可能建立。
 
李允傑：
　　誠如剛剛楊開煌教授所言，影響二○○九年兩岸關係最重要的變數就是「胡六點」。中共的治國一向是以「意識形態」由上而下實現它的路線。例如，在經濟路線上，過去是標舉馬列主義，後來漸漸轉變成初級階段、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尤其是在江澤民「七一講話」中提出「三個代表」後，徹底的改變了過去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線，這說明它的經濟路線是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調整，以因應外在環境變化。
　　「對台政策」是中共的另一個主軸，對台政策關係到大陸的民族主義。從鄧小平以來，就是以「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為主軸，到底「胡六點」改變了沒有？我個人認為大的主軸、框架沒有變，但是說法更彈性，包裝的更軟性。尤其提到「兩岸之間的對立，是由於中國的內戰所遺留下來的政治對立，不涉及到國體與政體的改變」，這種說法是否隱含一個模糊的空間，是否未來可以出現「一中兩個政權」呢？台北政權與北京政權對立，可以形成兩個政權平等的談判嗎？其中隱含一個模糊的地帶，但我認為，至少胡錦濤到目前為止沒有大破大立，「一國兩制、和平統一」的主軸沒有改弦更張。
　　我認為「胡六點」是兩岸關係一個重要的談話。對「胡六點」的解讀關鍵點有二：一是為何有「一中」用詞的突顯與轉折，二是為什麼選在這個時間點？
　　首先，自去年三月馬蕭當選以來，北京認為是一個難得的「機遇」，由此兩岸進入蜜月期，在此蜜月期讓兩岸有個「共識點」，即「擱置爭議、先經濟後政治」。所以我們看到，從「博鰲論壇」和連戰、吳伯雄的訪問大陸，以及兩次「江陳會談」，兩岸的交手互動幾乎只講「擱置爭議」，或是說「九二共識」，很少提及「一中原則」，給台灣有「一中各表」的模糊空間。但在「胡六點」講話全文中，「一個中國」出現了八次，「和平統一」出現了十三次，「九二共識」出現了兩次。我個人的解讀是，顯然地，從去年三月馬蕭當選以來兩岸蜜月期，出現了重要的轉折。
　　這個轉折的形成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兩岸在原先蜜月期有「先經濟後政治」的共識，但在兩岸三通與經濟交流迅速取得進展的同時，馬英九總統多次在國際媒體表達台灣的國際空間與大陸撤飛彈問題。馬總統的想法是藉著兩岸關係改善的氛圍，進一步擴大台灣的國際空間，如此可證明從「兩岸和解」走向「活路外交」是一條可行的途徑，對馬政府有加分作用。但北京認為這兩項問題都涉及兩岸主權與政治定位，既然台灣要提，就無法迴避，乾脆一籃子綁在一起談。
　　換言之，「胡六點」即代表了北京的態度，願意處理台灣國際空間與軍事互信的議題，但北京方面不願意如馬政府所期望的「繞過政治談判」，直接對台灣讓步。例如，「撤飛彈」問題，就直接撤掉飛彈，或把飛彈轉向亦代表撤了飛彈；或者是「兩岸國際休兵」，就直接休兵就好了嘛！或者是直接讓台灣加入ＷＨＡ。但北京方面對此非常謹慎敏感，因為涉及兩岸主權問題，他們認為要談就要先談「一中框架」。
　　第二，「胡六點」最重要的政治訊息，是北京預告處理台灣國際空間的前奏。尤其是其中第五點有關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提及是「在不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前提下，通過兩岸務實協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這主要是針對五月台灣參與ＷＨＡ的問題表態。其次，探討兩岸經濟共同發展與亞太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可行途逕，其實是預告北京為了台灣參與「東協十加三加一」開啟可能機會之窗。去年九月在廈門「九八會議」時，我個人亦參與發表，曾提及中共可協助台灣循ＡＰＥＣ的模式加入「東協十加三加一」。當時許多媒體朋友，甚至是大陸的媒體以及「商務部」就有一些回應。我個人認為，中共方面亦知悉此一訊息，願意處理此一議題。但另一方面，北京方面擔心，台灣一旦擴大了國際空間之後，反而成為台灣未來「不統」的籌碼。再加上考量未來台灣內部政黨輪替，可能造成覆水難收的風險。例如，一旦讓台灣加入某一個國際組織後，假如民進黨再次執政，就很難再讓台灣撤出該國際組織。
　　其實，「胡六點」就是一部兩岸走向「終極統一」的意向書，它希望台灣能給個保證，確保一旦中共於國際外交方面對台灣鬆手之後，不會造成「台獨坐大」的失控情勢。由此不難發現「胡六點」發表時機的選擇，選在「告台灣同胞書三十年紀念日」，對北京而言是一個政治正確的時間點，亦未脫離「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主軸，有權力正當性傳承的意義。同時，今年五月份即將處理台灣加入ＷＨＡ的問題，在處理此一議題前，中共希望台灣能給個承諾，中共方面才能決定處理此一議題的策略。換言之，我個人把「胡六點」理解為，在「給」台灣方面國際空間之前，向台灣「要」的一份「未來統一的承諾書」。其中矛盾之處，在於北京是先設定目標，但過程可以彈性處理的「對台戰略」，這與馬總統的「先發展過程，目標以後再談」的兩岸政策是有矛盾的。因為在兩岸政治關係上，胡錦濤期盼馬英九能以領袖的高度做出承諾，引領民意向未來統一靠攏。但馬總統的正當性來自選舉，他不可能違背台灣的主流民意，尤其現今的主流民意是「不統、不獨」，如果我們把「永遠不統、不獨」、「不統、不獨，維持現狀，以後再走向統一」和「不統、不獨，維持現狀，以後再走向獨立」等三項，加總的比例大約為百分之六十至七十，更何況現今台灣內部藍、綠兩方意見分歧，尚未準備好與對岸進行政治談判。
　　所以，兩岸現今的主權與政治的矛盾，在「胡六點」提出後提前浮現了。而此矛盾的後續發展，是否衝擊兩岸經濟合作的交流與協商的機制，或者影響到兩岸關係的和平穩定，今年五月的ＷＨＡ大會將是一個關鍵的觀察指標。如果台灣進入ＷＨＡ受挫的話，我認為會影響到台灣在九月份參與聯合國的策略，如此一來，兩岸原本要「外交休兵」，很可能會因為兩岸互信不足，而陷入一個惡性循環，進而衝擊到兩岸經濟合作交流與兩會協商機制。
　　關於兩岸政治互信的全面建立，以現實面來看，目前確實有一定的難度。由於雙方的「兩岸政策」都受制於各自內部的政治結構與政治生態。台灣方面長期以來要求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但北京始終不願意承認，擔心會造成「兩個中國」或「Ｂ型台獨」。「胡六點」就是在安撫中共內部的質疑：究竟「和平發展」是走向「和平統一」還是「和平分治」？因此兩岸執政當局都應該思考，以同理心來建立兩岸互信的環境。我認為台灣方面，在未來兩岸談判中難以迴避「一中」問題，應該思考發展「民主一中」的新論述，即兩岸應共同努力尋求未來自由民主均富的「一中」，在實現「民主一中」之前的過渡階段，兩岸維持「一中各表」的默契，是建立政治互信的最佳方式。
　　中共方面應該思考的是，在兩岸經濟合作的效益尚未彰顯之際，例如「大三通」，大多數民眾反應機票票價太貴、砂石船限制營運的問題、陸客來台觀光人數少等問題。在台灣人民尚無法感受到兩岸整合的實惠之際，假如現階段兩岸貿然跨進政治主權議題，恐將治絲益棼。長期來看，兩岸和平協議終究無法迴避。兩岸無論是「探討」或「協商」政治定位問題，恐怕還得有更具開創性的新思維來處理「一中」原則。
　　新思維應讓兩岸從過去針鋒相對、只爭朝夕的窠臼中跳脫，尋找能夠兼顧兩岸政治現實的新途徑。我認為有兩個途徑：一是回到今年四月以來兩岸「擱置爭議」的默契；另一是擴大「一中框架」的包容性，將「一中各表」視同不違背「一中原則」。換言之，「不否認中華民國」可以讓兩岸關係與藍綠關係找到共同的交集與平衡點，既不違「一中框架」，且有助於共產黨與民進黨開啟對話，有利於兩岸的穩定和發展。在這一點上，就像胡錦濤常對其黨內幹部所說的：需要解放思想。
　　至於兩會今年會談的重點包括：兩岸金融ＭＯＵ的簽署、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陸資來台、避免雙重課稅、農產品檢驗檢疫及兩岸共同打擊犯罪。不過，有兩點必須注意：第一，兩會談判在處理新議程的同時，別忘了檢視上次協議的落實成效。例如，陸客來台觀光、三通直航的效益，陸資來台的規劃尚未落實，究竟陸資可投資那些項目，或者是有那些保障等等，皆尚未定案；又譬如ＭＯＵ的談判，是不可能像「天下掉下來的禮物」，大陸方面一定會要求對等開放，我方則要求承做人民幣的業務等。對於這些議題，與其兩岸不斷的簽訂新的協議，倒不如雙方都能虛心的檢討過去所簽的協議，究竟落實的成效如何？
　　政治主權與國際空間議題在未來一年內恐將無法迴避，應考慮授權海基會談判底線及策略，以因應即將面臨的ＷＨＡ與聯合國等相關的重大議題。
    
董立文：
　　有關兩岸未來的進展與變數，就可能影響的相關因素，個人粗步臚列了四項：第一個當然是眾所矚目的「胡六點」，第二個是馬英九總統的反應，第三個是中共的政局，第四個則是美國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居首的「胡六點」，「胡六點」提出後直到今天，在台灣內部各方的解讀仍然是差異極大，前面發言的幾位先進也各自都有不同的理解。我個人認為，我們大家對「胡六點」的理解，就像是在「拼拼圖」，必須從最左邊的到最右邊的全部拼齊，但當中沒有所謂對錯的問題，而是要特別注意到「胡六點」裡面有所謂善意的部分，也有具敵意的部分。我觀察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從一月一日到今天，我們的總統府、行政院以及執政的國民黨中央，甚至到民進黨中央，對「胡六點」的回應基本上都是很低調的。這似乎可以證明一件事，那就是「胡六點」的發表，為二○○九年的兩岸關係發展，投注了一個很詭異的氣氛。
　　其次，是馬英九總統對「胡六點」的反應。我認為，「胡六點」當中清楚傳達要求台灣進行統一的政治談判，如果我的理解正確，那麼馬英九總統要如何回應這個要求，就會成為重中之重，當然也是胡錦濤最重視的關鍵。
　　第三個因素，我要特別強調中共的政局。溫家寶曾經在日前表示，二○○九年將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既然如此，二○○九年也勢必將是中國的社會穩定最困難的一年。而直接涉及中共政局的變化，馬上會面對的就是「十八大」的政治接班問題。
　　要看待第四個美國因素，我要另外提出三個觀察指標。第一個指標是今年年底台灣的縣市長選舉，這個選舉的性質類似台灣的期中信任投票，而且會跟現在兩岸正在折衝有關，與今年五月台灣能否參加ＷＨＯ或ＷＨＡ的活動會有直接相關。我試圖做一個大膽的判斷，「胡六點」當中既然已經提出，而且定位為「台灣參與國際活動」，我要強調「胡六點」並沒有使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字眼，那麼，北京方面會把兩岸是否要先簽訂和平協議的問題跟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活動區隔開來。這代表，中共會先「給」，中共「給」了之後，馬總統所做的反應就更加重要了；這應該是五月間的事，但絕對會牽涉十二月間的選舉，因為台灣縣市長選舉也是中共對台政策的重要指標或選擇，假如馬英九總統的反應不如胡錦濤之意，中共便可能採取口惠實不至或相對停滯，俟觀察台灣的期中選舉結果之後，再來做下一輪的判斷或決策選擇。對中共來說，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對馬英九總統的大陸政策「加碼」，來幫助國民黨取得勝選，然後再進一步藉機跟國民黨要求要進行兩岸和平協議的談判。
　　第二個觀察指標是兩岸和平協議的進展，既然胡錦濤的談話已經提出進行趨向統一的政治談判要求，今年之內，兩岸的和平協議談判能否提上議程，當然就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如果不行的話，研判中共的對台政策或中共對馬英九政府的政策，也會相對有另一個轉折。
　　第三個指標是美國新政府對華政策的宣示，「胡六點」提出的時機剛好在美國政府面臨換屆改組之際，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對亞太政策的新負責人都還沒有實際到位，必須等到這些人到位後提出新的政策宣示，自然將會牽動兩岸關係的發展。
　　提到兩岸互信的問題，我歸納出以下五個將面臨的挑戰：第一個挑戰就是「由下至上」跟「由上至下」的對立。「由下至上」當然是代表馬英九總統所提的「先經濟後政治」，但「胡六點」中明顯看出要政治與經濟並進的主張，甚至在很多問題上要求要先確立政治的框架，兩者的衝突將是第一個關鍵的挑戰。
　　第二個挑戰是「胡六點」提出來之後，中國大陸有很多學者專家在質疑，到底甚麼叫做「互不否認」。「胡六點」基本上是對馬英九總統大陸政策的四項基本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互不否認」、「暫不統一」的明確回應，但現在卻將焦點集中在甚麼叫「互不否認」。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對方確實注意到，我們的政府從馬英九總統、外交部長到陸委會主委與總統府發言人等，都一直在談論或強調「互不否認」，陸委會甚至主張「兩岸關係要從互相否認到互不否認，再走到相互承認」，可是這種說法似乎引起北京很大的反彈，因此，我們又有一段時間沒有聽到陸委會提到上述的「三部曲」。針對「互不否認」的議題，在我蒐集的資料中發現，北京進一步提出了三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是兩會層次的問題，第二個是兩個政府層次的問題，第三個是兩個國家層次的問題，他們覺得「互不否認」似乎包括這三個主要層次，而裡面衍生的問題包羅萬象多達九十餘項，最後他們提出了一個強烈的質疑：「台灣到底要甚麼樣的互不否認？」
　　第三個挑戰也是出自「胡六點」中最關鍵的話－「兩岸關係是內戰所遺留下來的政治對立問題」。我認為，我們應該對這句話提出嚴正的質疑，這句話是過去沒聽過，在「胡六點」中被提出，問題很嚴重，因為他重新定義了兩岸的現狀，也重新定義了未來。我們應該要提出甚麼樣的質疑呢？第一個，六十年前「國共內戰」悲劇的結果為什麼到今天還要台灣人來承擔？第二個，過去六十年來國共兩黨的政治對立，現在的台灣人民要如何來繼承？第三個，政治對立是否也要分成三個層次，按照中共區分「互不否認」的方式，由兩會層次、兩個政府層次到兩個國家層次來處理。再換個角度看，談到「國共內戰所遺留下來的政治對立問題」，不免又讓很多人產生混淆，如今國共兩黨早已經坐下來把酒言歡，那來的政治對立？又有什麼政治對立呢？
　　第四個挑戰，是趨向統一與維持現狀的矛盾，這是未來兩岸若要簽署和平協議時，馬上就會碰到的棘手問題，這牽涉到所謂的「互信」，甚麼叫「互信」？北京想要趨向統一，台北則要維持現狀，二者之間如何尋得交集？
第五個挑戰是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到底有沒有選擇未來的權利與自由？現在的在野黨民進黨從二○○八年的五二○之後，就把重點不是擺在「台獨」而是放在「保台」上。所謂「保台」的意思，就是要保護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有選擇未來的權利，這也是民進黨對兩岸如果即將進行和平協議的協商談判，所要堅持的最終立場。
 
馬紹章：
　　謝謝董教授，剛才前一輪的發言非常的精采，四位授教分別針對「胡六點」銓釋。雖然我們的政府還沒有做出正式地回應，但是四位教授的銓釋都值得我們有關機關參考。接下來我們第二輪的發言主要是針對題綱裡面的第三個及第四個問題，兩岸國際空間在未來可能有什麼樣的發展？因為在「胡六點」裡面，特別提到「國際空間」的問題。二○○五年國民黨前主席連戰訪問大陸的時候，雙方已經開始針對這個問題進行溝通與交換意見。這次，等於是胡錦濤第一次對這個問題做出比較正式的回應。當然對於這個回應，各方也有不同的解讀，因此我們也想聽聽四位教授的意見。尤其在參與ＷＨＡ方面，今年會有什麼發展？畢竟胡錦濤用的是一個消極的提法，也就是不會造成「一中一台」或是「兩個中國」的條件。除了這二個條件以外，其實還有第三、第四、第五種選擇，我覺得雙方都可以共同再去思考。第四個問題是，我們海基會與海協會今年會談時應該有那些重點？那些地方應該要再加強？去年第二次「江陳會談」的時候，雙方已經有很多的共識，要談的議題都已經訂出來了，但是這麼多的議題要在兩次的會談裡面一次把它全部解決，可能也是一項極艱鉅的任務，有關這些議題的先後次序、輕重緩急，我們也想聽聽各學者專家的意見。另外，隨著兩岸的發展，我們兩會角色的定位是否需要再重新調整、重新定位，也希望聽聽各位學者的意見。
 
董立文：
　　談到兩會會談的重點、定位與功能，牽涉經濟事務的協議多屬專業領域，例如銀行、證券等，因不在本人涉獵研究範圍，故無法提出具體建議，但我仍要利用這個機會提出一項觀察。當雙方試圖協商「兩岸經濟關係制度化」及「兩岸綜合性經濟合作協定」的過程中，我發現北京方面正在努力做一件事，就是逐步明確雙方的「政治身分」。因此，我對海基會要提出的第一個建議是，不論經濟、文化或交流等事務，其實從北京的角度看，他都是步步為營的，為的都是要確定雙方的「政治身分」，我們應該要特別留意才是。
　　再者，外界常有「國共平台」與兩會角色衝突或競合的問題。我記得在去年九月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的講話中已經很清楚定位「國共平台」，這是奧運會結束之後，中共對台政策一次新的定調跟發展，其中還定位兩岸關係大合作、大交流與大發展等，諸如此類，但其中也有幾段牽涉「國共平台」的談話。王毅認定「國共平台」在兩岸關係中要起「鋪墊」作用與「先導」作用等，以及推進兩岸關係的關鍵功能。但我認為「國共平台」在現實上仍舊有四個缺點，第一個缺點是「不透明性」，雙方實際協商的內容跟公開的議程是絕對不一樣的。舉例來說，ＷＨＡ的事、和平協議的事以及王毅是否要來台訪問的事，應該都在「國共平台」協商的範圍，但在公開的談話中，我們絕對看不到任何相關的訊息，易讓人有黑箱作業的聯想。第二個缺點是「不受監督」，第三個是不代表台灣民意，第四個則會讓台灣的黨政關係難以理順，所以「國共平台」會向所有人們都發出錯誤訊息，包括國際在內。我認為，在這種情形下，不論王毅怎麼說，陸委會應該重新對兩會定位跟功能再做確認。我很贊成剛剛楊開煌教授所提，兩岸關係處在一個轉變的關鍵時期，海基會可以出面做更多的事情，譬如邀請兩岸相關學者專家進行「和平論壇」，即是很好的方向。我們注意到，去年年底的「國共平台」，國民黨曾表示有廣泛邀請非黨籍人士與民進黨人士共同參與，但實情是，不只民進黨，其他在野黨也不可能去出席；但如果邀請單位是海基會，則可能存在更大的空間與可能性，因此，在兩岸交流的各類平台上，海基會均應該當仁不讓。
　　第三個建議，我們是否也應該思考主動提出對中共的「政治期望」，有些議題不需要透過兩岸協商協決，例如大陸主動撤離對台飛彈、在國際打壓方面主動休兵等，我們也可以要求大陸釋出相應的善意。另外，在談判上也應該要有「最低底線」的劃定，「胡六點」中談到台灣參與國際活動的問題，我要再次強調，這不僅不是「參與國際空間」，而且還是一種實質上的倒退。我認為，兩岸應劃定底線，就是最終結果不能比雙方沒有協商之前的情形更糟糕，譬如過去的ＡＰＥＣ或所謂的「奧運模式」等。未經雙方協商，台灣便已經擁有的資格或條件，那至少是我們的「起點」，否則我們要協商何用？
　　第四個建議，今年一月九日，海基會江丙坤董事長曾到大陸訪視台商並在深圳與海協會會長陳雲林先生見面，當時，陳雲林發表的公開談話著實讓人印象深刻，他說「台商要奮進，不能等、靠、要」。我認為，這句話的內涵不只適用於與經貿事務有關的兩岸關係，同時也適用於兩岸的政治關係。類此談話，應該是由台灣人自己說出來，不要讓對方說，不然實在很難堪。
 
李允傑：
　　針對兩岸國際空間與海基、海協兩會今年會談的重點問題，剛剛董教授所提之觀點，個人大致上都同意。但是，兩岸之間的對弈，有時很難採行「一廂情願」的做法，例如，大陸提出：「兩岸之間不是國體、政體的改造，而是中國內戰所遺留下來的對立」，大陸講這些話的意思是告訴台灣，歷史是不能割裂的，既然歷史不能割裂，台灣就必須概括承受。換言之，大陸的意思是，兩岸之間任何的談判皆屬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的談判。但我認為，六十年前的國共內戰，至今台灣已形移勢轉，亦不是國民黨說了算的局勢。台灣還有一個曾經執政過的民進黨，現今兩岸之間，亦非國共兩黨說了就算的局面。因此，個人認為：
　　第一、兩岸之間應該要有新思維，此新思維同樣適用於「國共平台」的問題，北京方面認為「國共平台」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要重視，原因是國民黨不可能永遠執政，萬一國民黨在野，就要維繫一個穩定兩岸的一條線。
　　第二、中共認為「國共平台」的互動符合一個國家內部事務，不涉及國與國之間的問題。就台灣方面來說，「國共平台」扮演潤滑劑的作用，避免雙方在議題上產生尖銳的對立問題，可以產生潤滑作用，中國人有句話：見面三分情，亦即雙方可以有事先溝通的潤滑作用。
　　但是，畢竟「二軌」不能取代「一軌」，海基會還是獲得官方正式授權的單位。個人認為在「國共平台」問題的處理方面：第一、國民黨應該體認到，畢竟「二軌」不能取代「一軌」，身為執政黨，亦應與政府有配合的默契。第二、中共曾提及將來要與民進黨對話，如要破除「國共平台」的疑慮，可以考慮增加「民共平台」。換言之，中共不只是與國民黨對話，也要跟民進黨對話。如果真有「民共平台」，亦可考量將之演變成「兩岸和平論壇」。但是，中共方面要求民進黨先放棄「台獨」後才與之對談。民進黨方面認為，如果要先放棄「台獨」後才對談，那還談什麼？就是因為彼此立場不同才需對話、溝通，才需要瞭解民進黨究竟在想些什麼。為什麼民進黨始終堅持他們的悲情，為什麼他們認為台灣要獨立、自決，民進黨的疑慮為何？是因為二二八事件？或是與中國交往的不愉快的歷史經驗呢？中共必須要瞭解的是民進黨的心態。我也曾多次於媒體上發表文章主張紅、綠要對話，兩岸之間的問題才能平順的解決，或順利的取得彼此間的交集與共識。
　　剛剛有關國際空間的問題，個人已提到觀察ＷＨＡ的關鍵指標，兩邊的回應都會很小心，以免兩岸當前的良好形勢功虧一簣。有關ＷＨＡ的問題處理，考驗著兩岸領導人的智慧。
　　至於兩岸在二○○九年的重要議題如下：第一、簽訂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這是大陸台商企盼二十多年了，過去北京方面認為不需要，因為大陸有「台商保護法」，只要有單行法規即可。現今台灣要開放陸資來台，亦是簽訂投資保障協議的最好時機，包括在去年底上海「兩岸經貿論壇」，北京「國台辦」的重要智囊、清華大學台研所劉震濤所長，也認為兩岸簽署投資保障協議是一個適當的時機。最重要的是先將此談妥，才能讓大陸台商有實際的保障。例如北京新光集團的投資糾紛，至今尚未完全解決，本人認為此協議是對台商很實惠的協議。
　　另外一個是ＭＯＵ，ＭＯＵ也喊了十幾年了，直到最近北京方面也願意談，不管是ＭＯＵ也好、投資保障協議也罷，都非想像中的容易，天下亦沒有白吃的午餐。在ＭＯＵ方面，中共勢必要求台灣對等開放，但對方財力雄厚，一旦開放，大陸數以千億的資金湧進台灣，台灣方面反而會擔心市場被瓜分。但台灣也想前進大陸擴展版圖，包括能否承作人民幣業務、貨幣清算機制等問題，或多或少都會牽涉到業者利益與主權的問題。我認為台灣的主管機關，必須在談判之前，事先與國內業者舉行座談，進行溝通，或者是徵求意見稿，要真正知道國內業者需要什麼才是最務實的。同樣的，在陸資來台方面，經濟部亦規劃數年了，但卻還處於「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局面，究竟什麼項目？什麼產業？能否雙重課稅等問題都尚未定案。本人認為相關主管機關，如經濟部、金管會等相關單位要加快作業，將我們的談判底線或策略、業者的企盼等問題彙整列出，授權海基會進行談判。ＭＯＵ、投資保障協議及陸資來台等三點，是我認為二○○九年最優先的議題。
　　同時，個人亦認為海基、海協兩會談判，無須每次都急於簽署大量的新協議來拼業績，這是不必要的。事實上，當協議簽得愈多，如果協議是空包彈，或者無法具體落實時，國內的政治效應就會發酵。例如，在陸客來台觀光方面，大家都在期待兩岸大三通後，陸客來台觀光會帶給台灣實質的效益，結果有落差。雖然台灣方面有一些配合不足或團費太貴的問題，但主要的問題在於大陸方面並未全面開放，北京方面為何要限制大陸觀光客大量來台？其考量點為何？本人認為，與其不斷的趕進度，倒不如先檢討過去落實的狀況。否則，政治效應就會發酵，假如兩岸兩會過去簽署許多協議，卻無法發揮應有的效益時，被民眾認為是空包彈，民眾會質疑兩岸簽署眾多協議有何用呢？本人認為政府與海基會應特別注意兩岸簽署協議後，國內相關主管部門或國安團隊應特別注意協議簽署後，落實成效如何？有必要做一全面性的檢討。
　　最後，我在第一輪所提及的，在未來一年有關ＷＨＡ、ＷＨＯ、九月份聯合國大會是否提案？如何參與？兩岸之間的政治定位與國際空間的問題勢必難以迴避。在此情況下，本人認為政府有必要對海基會增加授權，在談政治主權與國際空間議題時，有那些談判的底線與策略。例如，第三次「江陳會談」將至，如於五月份前舉辦是一個很好的時機點，究竟在五月份台灣要如何處理此問題？兩岸可以先非正式的討論，對於兩岸之間化解一些歧見、衝突與磨擦，會有正面的助益，前提是海基會要獲得授權。兩岸之間是否可以非正式的討論一下相關問題？或是兩岸應該有一個默契，這是蠻重要的。就像莫非定律一樣，以為是小事情，一旦擦槍走火，就把兩岸間努力融解的冰山又再度凝固起來。
 
杜震華：
　　兩岸國際空間可能會有怎樣的發展？由於台北對於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並沒有一個清楚的回應，兩岸國際空間不太容易獲得北京單方面的重大承諾。亦即，對於台北「需要國際空間」的呼籲，北京應該只會有最起碼的應付，例如同意台北參加世界衛生大會，而且在其他國際機構或場域採取一種「且戰且走」的模式，在台北反覆提出要求之後，再做出可以交代的回應即可。
　　這不僅使得台北獲得國際空間的速度和實效極為有限，而且可能因為還是經常處於一種被「打壓」的狀態，對北京感到不滿。這種不滿會讓部分人民對於執政黨對北京的「傾斜」感到不滿，容易讓反對兩岸和解︵以獲取政治利益︶的政黨或政客炒作反對、杯葛的空間。若兩岸之間在外交上有「擦槍走火」的狀況時，極容易杯葛經濟互動的進程，讓經貿合作難以前進，甚至經濟交流情況會倒退。
　　談到海基與海協兩會今年會談的重點，兩會今年會談的重點可能會包括上述項目。但是，ＣＥＣＡ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常被台灣忽視。沒有和亞洲主要經濟體簽署區域貿易協定，其實已經讓台灣付出重大代價。「東協加一」商品自由貿易在二○○二年十一月簽署，翌年七月生效。統計由二○○二年底到二○○七年底為止，全球外來直接投資的累計總量提高一百二十五％，東亞提高了一百六十％。在其中，印尼提高七百三十％，泰國提高一百二十三％，馬來西亞提高一百零四％，韓國提高九十一％，新加坡提高八十四％，香港提高二百五十二％，而台灣僅提高六十二％。台灣是東亞主要的競爭對手中提高最少的，顯示台灣已經「被邊緣化」了。除此以外，台灣的國際貿易、國內投資都在付出代價。因此，高度重視ＣＥＣＡ的簽署，以及儘早進行相關的協商，是刻不容緩的重大工程。沒有必要將這種協商放在其他問題解決之後，否則將緩不濟急！
　　目前的兩會角色和定位的確特殊，由於陸委會過於保守，使得兩岸合作的先期性研究和整合工作極為有限，根本不符未來兩岸交流互動的需要；但相關之大量研究和整合工作又似乎不適宜由海基會進行，此使得台北對於兩岸交流的準備工作並不完善。然而，目前的模式又僅在「初期」的階段，似乎不適合立刻進行大幅改變。因此，可能要等待一段時間再進行改變較好。
　　然而，台灣在周邊國家相繼簽署自由貿易協定的浪潮之下，發展空間其實已經受到影響，也就是已經被「邊緣化」了。近來一家台灣刷卡機製造公司遷廠到新加坡，而新加坡的勞動和土地成本都明顯高於台灣，可以看出台灣沒有加入周邊區域經濟整合的結果，無法以優惠的關稅出口，已經影響到廠商的投資意願。因此，快速和中國大陸和解，簽署兩岸之間，以及和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整合協定，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事務，不要低估其對台灣的影響！
 
楊開煌：
　　關於海基會的角色與定位的問題。我不曉得海基會的危機感是來自於什麼地方？如果是來自於多軌的話，其實很容易釐清。「學者」與「政黨」是「對話」，「其他受委託的單位」是「協商」，海基會是唯一代表政府與對岸進行談判的機關。如果把這個問題釐清楚，我認為在可預見的未來，海基會應該沒有所謂定位的問題，因為只要進行法律性協商、以法人代表來進行協商的時候，一定是海基會，其他都不作數。
　　不過除了上述的制度性協商之外，我建議海基會似乎可以自今年開始在台灣舉辦「兩岸和平論壇」，或者是「兩岸和平發展的論壇」，邀請大陸研究台灣、國際、或軍事問題的學者來台灣。就像中國大陸每一年所舉辦的「兩岸關係研討會」一樣，如果能有這樣的一個論壇，就有可能創造出一個可以使得兩岸各主要政黨都有發言機會的平台，當然此一構想主要是為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創造對話的機會，這也符合「胡六點」明言有條件與民進黨接觸的提法，也許剛開始大家會非常的緊張，會非常的在意彼此的言論，甚至會吵架，就像我們九二年到大陸開會一樣。但是，假如例行的一直辦下去，從第一屆到第Ｎ屆不斷地進行溝通，我相信時間久了，對於兩岸關係，特別在彼此誤解、彼此不瞭解的政黨之間，自然能夠搭起一個比較順利的溝通橋樑，對於兩岸的和平發展應該是非常有幫助的，希望海基會能夠思考這個問題。
　　關於「國際參與」問題，從中共的角度其實非常簡單，它分成二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國際」的，一個部分是「外交」的。在國際的裡面又分二個部分，一個是「國際組織」，一個是「國際活動」；在外交裡面則分成「外交」與「外事」。從五二○以後中共的作為來看，應該非常清楚，就是國際活動這一部分他們是有彈性的。國際組織在沒有協商以前仍是緊守嚴防。為什麼國際活動或者國際組織的活動可以有彈性呢？是因為它採取逐案、逐次、逐年審核，所以什麼黨上台、下台不會對北京造成困擾。而國際組織則是一經加入，不可能排斥，所以中共在這一個層次上，就比較謹慎。在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上，中共關注到三個問題：第一，加入的身份是什麼？第二，加入的名稱是什麼？第三，加入以後的權利是什麼？這等於是台北入會的三關。過去在某些兩岸均存在的國際組織，協商的模式都是「背靠背」的協商，這種背靠背的協商就是兩岸雙方均透過第三者的協商模式，此一模式對我們當然是比較吃虧。將來如果能發展成為「面對面」的協商，不管是名稱、身份、或是權利都可以當面說清楚。比如說ＡＰＥＣ這種事情，我們大概就沒有機會來辦所謂「各經濟體的非正式領袖高峰會」，我們也不可能輪流來辦年會，因為當年我們與香港參與ＡＰＥＣ時，被設定的地位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在國際組織上，如果想要拓展、想要突破，真是困難重重、關卡重重；但是就國際活動來說，彈性應該比較大，特別是在目前的台灣情勢下，我方可以透過面對面協商的模式來擴大我方的國際活動參與。
　　從外交來說，可分成「外交」與「外事」。所謂「外事」，就是民間的、經濟的、文教的與人道的，這個部分大陸也可以做一些彈性的讓步；而「外交」是屬於政治的、軍事的與安全的，這個部分在兩岸沒有協商以前，也是緊守嚴防。我相信任何一個中共的外交人員聽了胡錦濤講話之後，你叫他馬上改弦更張，與台灣的駐外人員握手，可能性不高。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慣性，自己的堅持，不可能前一分鐘罵你，後一分鐘就言和。人都有自己的主體性，這是一個過程，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在中央下了文件之後，一定要層層學習、層層寫報告，然後才能夠真正體會到底黨中央的意思是什麼？他自己的作為如何調整，屆時才能看到轉變。所以台灣在這一方面須要有些耐心，勤於溝通，由易而難，逐步有成，才是正道。
　　關於兩岸「和平協議」問題。「和平協議」是一個很大的框架、架構，不可能只用談判的方式來搭建，兩岸應該用什麼方式呢？應該是「做中議、議中做」，也就是在需求的驅使下先做，在做的過程中有很多東西都慢慢被接受而且沒有後遺症了、沒有副作用了，就形成某些慣例，包括政治定位也好，包括ＣＰＭ也好。包括國際外交的協作也好，也都靠逐步摸索，逐步積累經驗，逐步建立互信，在做的過程當中，如果大家都覺這樣做可以接受，這個時候把這些作為文字化，這就是和平協議。所以我的看法是：兩岸在政治關係方面，我們不可能先設想一個完美的、雙方都接受的框架再來互動，而是很多東西都已經陸陸續續試做，到最後再把已經做了的東西文字化，然後經過文字協議，這才比較自然，反對者也最少。而兩岸「和平協議」問題研究的功能，則在於指引和啟發一些創意，不是政策的路徑圖。
 
李允傑：
　　無論是國共平台或是兩會協商，國民黨可以大方地促成北京與民進黨之間的「民共平台」，因為只有「民共對話」才能解決台灣目前藍綠之間的困境，雖不敢說可以立即「一步到位」的境界，至少透過長時間的溝通對話，對兩岸關係是正面的。我個人認為，北京方面不要先預設立場，例如，一定要對方放棄「台獨」，北京方面才願意與之對談。總要先要瞭解對方的想法，為何一定要堅持「台獨」呢？你的想法是什麼？有什麼地方我們雙方可以彼此來共同努力之處？事實上，國民黨可以在此方面大方的「作球」給民進黨，一方面可以改善藍綠關係；另一方面，可讓北京方面瞭解，台灣方面不是馬英九總統非要堅持「不統不獨」，而是台灣在現實上有實際的困難之處。如果真能建立起「民共平台」，對台灣整體利益來說，有加分的效果。
　　我認為「對話」是必須的，就算不稱為「民共平台」或者是「民共論壇」，我個人還是認為北京方面應該不要先預設立場，非得要先放棄「台獨」，不放棄也可以先溝通；民進黨這部份我認為也應該放棄過去的包袱，至少要瞭解對岸在想什麼，才會知道如何制定比較務實的中國政策。兩邊的對話是遲早的事，可以不拘泥於「論壇」或「平台」的名稱，我個人還是鼓勵雙方對話。

馬紹章：
　　剛才董教授有特別提到「國共平台」及「兩會角色」的問題，有一些觀念上的誤解，我想藉這個機會稍微作一些解釋。
　　首先，從談判的理論與實務來看，如果談判協商過程完全公開透明，結果很可能就是破局。尤其兩岸協商，其中的折衝樽抯，牽涉到談判的策略與藝術，實不宜公開。即使美國在與中共進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整個談判過程也不對外公開。但不對外公開，並不代表不受監督。國共論壇要接受民意的監督，如果不符合民意潮流，在選舉時選民自然會有所選擇。至於海基與海協的協商，談判過程雖不宜公開，但每一個細節仍受到主管機關的監督，而協議也必須送到立法院，接受立法部門的監督。
　　海基會接受主管機關的授權委託進行協商，而國共平論壇是提供一個兩岸各界交換意見的平台，並不代表公權力，也沒有拘束力。這也是國共平台與兩會協商最大的不同之處，兩會協商最後簽的是「協議」，國共平台最後提出來的是「建議」。建議是沒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協議簽署了以後就有法律效力。
非常謝謝四位教授，今天四位教授發言都非常精采。我們從四位教授的發言中可以看出，對於今年兩岸關係的發展是有相當的期許，尤其是在兩會的協商方面，對我們協商的重點都有給我們寶貴的指教。我想在今年的協商當中，不論是金融各種監理的備忘錄，或者是貨幣清算的協議，都希望在今年能夠達成，因為這對於兩岸共同對抗金融危機有相當大的幫助。至於投資保障協議，對我們台商而言也是期盼了二十年，尤其大陸地區的人民也想要來我們台灣地區進行投資，因此雙方都會有投資保障的需求。我認為今年六月，在我們江董事長、高副秘書長兼秘書長的帶領之下，一定能夠順利達成任務。
　　從剛剛四位教授的發言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今年的兩岸關係有確定、也有不確定。確定的是，我們兩會今年會就很多相關的經濟議題進行協商。但是，就像剛剛很多學者提到的，這個「胡六點」的談話把政治的因素帶進來，為兩岸帶來了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不少學者指出，胡六點的談話代表中共想要提前把政治議題端上?面。個人認為，政治議題固然最終無法避免，但中共也了解這是目前爭議最大的部份，因此胡文從頭到尾並沒有要談政治議題的意思。相反的，中共這一段時間一直強調「先易後難」、「先經濟後政治」的原則，這也是雙方都認為這是推動當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很重要的原則。我個人相信，在這個原則下進行兩岸協商與交流，我們對兩岸協商會抱持比較樂觀的態度。我們非常謝謝四位學者，也希望大家隨時給我們指教。〈本文刊於98年2月「交流」雜誌第1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