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五月馬英九總統就職以後，兩岸關係發生重大發展，在雙方互信基礎增強的情況下，以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都有了更多的可能和想像空間。兩岸外交休兵、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都有逐漸實現的可能，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結束敵對狀態，甚至簽署和平協議的主張也時有所聞。不只學界如此主張，中共高層對我方的主張也有善意回應，從胡錦濤、溫家寶、王毅以降，也多次宣示，強調要抓住機遇，希望兩岸雙方都能為彼此關係的良性發展共同努力。
　　既然連高階困難的政治問題都已不再成為禁忌話題，那麼兩岸之間討論、思考、研議簽署，屬於互利雙贏的經貿合作協議，將更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相對於政治較難解決的定位、認同、統獨問題，經濟合作顯然較為容易，而且此事有其相對自然的發展規律。但是，本來對台灣自己有利的單純經濟性問題，在台灣內部卻被某些人及特定政黨拿來做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後來，甚至迫使馬英九總統親上火線，說明政府政策，堅持要推動既定的政策。
簽署兩岸經貿合作架構協議  促進兩岸經貿雙贏
　　所謂的綜合經濟合作協議〈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簡稱ＣＥＣＡ〉本來是介於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與中共和香港及澳門所簽署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ＣＥＰＡ之間，被馬總統定義為兩岸經貿互動可走的﹁第三條路﹂。如果兩岸能夠簽署此一協議，一方面可以規避國與國的爭議，另一方面也能夠避免主權被矮化的聯想。其主要基本構想，還是在著眼於取消兩岸間，包括關稅、經貿、投資等相關障礙，逐步構築一個自由化、正常化的經濟關係。其實名稱並不重要，內涵才是關鍵，本案最後是經馬英九總統將其正式定名為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
　　其實，自由貿易協定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經濟體或主權國家，藉由降低彼此關稅或減少其他規費，或排除妨礙彼此進行自由貿易的障礙，進而促進彼此貿易活動之協定。而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安排，是指中國大陸與香港、澳門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主要有以下三點目標：1.逐步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貨物貿易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2.逐步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減少或取消雙方之間實質上所有歧視性措施；3.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
　　在大陸與香港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中，主要是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專業資格互認、貿易及投資便利化。專業資格互認，主要是讓香港人士能夠在中國註冊與執業，使得外國無法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資金，得以藉由投資香港而進入中國大陸，有助於提高就業率，並使香港服務業更為繁榮，對香港的經濟發展產生極大正面作用。
　　簡單的說，台灣的上策應該是與中國大陸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但因大陸不能接受被外界認為有國與國意涵的兩岸關係；倘若要與中共簽署緊密經貿關係，台灣則又因有被矮化的可能而無法容忍。所以，兩岸簽署經濟合作架構協議可能是一個最好的變通辦法，雙方都能接受，也對彼此有利。筆者認為，北京要的是因為兩岸經貿關係相互加深所帶來的政治利益，有助於追求國家統一的終極目標，而台灣則想透過雙邊的協議，為通往東協及其他雙邊或多邊經貿關係打下基礎，以避免遭到邊緣化。

簽署兩岸經貿合作協議的「三不三要」
　　其實，任何稍微理性的人都知道，為了經濟的永續發展，台灣需與中國大陸就雙方經貿合作達成協議，來振興並發展經濟，而且時間也並不站在台灣的一方。二○一○年及二○一二年的東協十加一和十加三加一旦落實，台灣立刻將面臨龐大經貿邊緣化的壓力。然而，不僅民進黨將此事和主權、尊嚴、統獨扯上關係，甚至指控政府此舉有賣台嫌疑，後來立法院也加入戰火，堅持有關協議應該接受國會事前監督，各方都在對馬英九政府施加壓力。
　　根據筆者了解，問題本身確實是有一些難度，個別產業需求的迫切性也有不同。雖然馬總統堅持要持續推動、落實兩岸簽署經濟協議的立場不變，強調三不、三要〈不矮化主權、不開放農產品、不開放大陸勞工，要透過協商解決關稅問題、要同時與東協或其他貿易夥伴洽談自由貿易協定、要在ＷＴＯ精神架構下擱置爭議〉，要求在今年第三次的江陳會中能夠就此交換意見。可是由於事情已被高度政治化，台灣內部的分岐能否擺平，問題何時能夠獲得解決實在難說，但眼前的困境是如果兩岸不能儘早簽署協議，台灣的製造、塑化產業將受到嚴重衝擊，失業率將會再向上攀升至少兩個百分點，外商撤資也可預見。
　　若先由宏觀的經濟發展角度來看，金融海嘯發生以來，國際經濟情勢變化劇烈，歐、美市場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方式與過往有極大的改變，市場將大洗牌重新分配，能否開拓新的利基市場，成為了生存與成長的關鍵。而世界各國的政策，也由過往開放的貿易自由主義轉向為封閉保守的貿易保護主義，貿易保護主義主要以提高進口關稅、進口設限、反傾銷條款等方式，保護主義對於全球的貿易與自由化有一定程度的傷害。我國這種依賴貿易以出口為導向的國家，自然資源匱乏，原物料全都仰賴進口，內需市場小，難以達到有效率的市場經濟規模，政府的貿易政策更應該是引導市場更公開透明。為了使經濟發展上更為活絡，選擇開放用以拓展市場，清除貿易壁壘的障礙，更是首要之務。
　　其次，再從微觀的產業角度出發，由於我國自然資源匱乏，貿易靠進口原物料進行加工製成半成品與成品出口。我國主要的產業是在勞力密集、資本密集到技術密集產業，當我國企業在進口原物料或出口產品時，皆要被課予關稅，十分不利生產與銷售。
　　但是關稅還不是最主要的問題，主要問題在於我國企業對於製造生產該產品的資源已不具競爭優勢，於是採取全球化佈局的廠商自然會轉移其不具競爭力的部份，以獲得資源優勢，因此封閉鎖國實為不智的行為。不具生產競爭力而產業外移並不可怕，主要的問題是產業外移之後，由於外移速度超過產業升級的速度，所引發的產業空洞化，造成大量的勞工失去工作機會。因此，需要馬上加速產業升級改變經濟結構，協助勞工轉業，發展觀光、服務、能源、環保、醫療等產業。而兩岸簽署經濟合作協議，對經濟及產業發展都有助益。
台灣應多方努力提升外貿競爭力
　　根據我國關稅總局的資料，二○○八年全年第一大進、出口貿易總額國家為中國大陸，所占比重達百分之十九點八，同時也是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進口國，兩岸貿易我方順差。第二大進、出口貿易總額國家為日本，所占比重百分之十二點九，同時也是第一大進口國，我國處於貿易逆差。第三大進、出口貿易總額國家為美國，占比重百分之十一點五，兩國貿易小幅順差。第四大進、出口貿易總額國家為香港，占比重百分之六點九，台灣貿易順差。第五大進、出口貿易總額國家為韓國，占比重百分之四點四 ，我國貿易逆差。台灣當前的主要外貿順差來自中國大陸，否則早已淪為貿易逆差。
　　韓國為台灣主要的貿易競爭對手，台灣與韓國在出口的產品上，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相似，在這次的金融海嘯韓圜大貶後，如果台灣產品的出口喪失與其競爭的能力，只能使得台幣也只能跟著貶值提高出口的競爭力。這又突顯出一個問題，當韓國在世界各地都比台灣享有關稅優勢時，難道台灣又要以貶值提高競爭力嗎？二○○七年六月三十日美韓已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東協的二○一二年「十加三」，日本與韓國、中國與韓國都正在談判桌上，洽談簽訂自由貿易協定，當台灣的主要貿易夥伴都給對手比較好的貿易條件，台灣究竟應該如何自處的答案已經不言自明。
　　目前我國僅與中南美洲五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對於其他的主要貿易夥伴是一個也沒有，台灣的貿易未來愈來愈艱難。一如前述，不管是「綜合經濟合作協議」，還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訂原因是希望藉由簽署，擴大影響力，使台灣可以與其他各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讓台灣可以由單邊貿易進而達到多邊貿易效果，免除台灣貿易活動被國際邊緣化的危機。馬英九總統在二○○八年三月十八日的美林證券台灣投資論壇中強調，與中國大陸談判「不涉及政治」、「不討論主權」、「不會談到統一或獨立」、「不會開放中國大陸勞工來台」、「不會開放中國大陸農產品進口」，這是個積極、正確的作法。
　　觀察近期大陸高層釋出的善意，國台辦主任王毅說：「兩會協商，今年有可能陸續提上日程的有：開通兩岸空中定期班機，啟動兩岸銀行、證券、保險及貨幣領域合作，共同打擊犯罪以及投資保障、避免雙重徵稅、智慧產權保護、漁業勞務合作、農產品檢疫等」。溫家寶說：「加快推進兩岸經濟關係正常化，推動簽定綜合性經濟合作協議，逐步建立具有兩岸特色的經濟合作機制」。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週年座談會上提出胡六點，其中第五點的協商涉外事務，雖然所言應該是指政治層面的問題，但北京若願意協助或不反對台灣與其他貿易夥伴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這將會是一個台灣方面樂於見到的結果。
政府應加強宣導兩岸經貿政策
　　馬英九總統在二○○九年三月二十日的媒體茶敘中表示：「國內有人說政府一定要保證和大陸簽完綜合經濟合作協議之後，讓台灣可以和其他國家簽訂，但那是必要條件，至於是不是充分條件，則還要努力」。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是為了提高國際競爭力的作為，針對事實，面對問題，想辦法解決它，對於壞處與危機，作最萬全的準備。
　　馬總統對於北京的政治目的想必了然於心，對民進黨的有關批評則應該採取有則改之的態度，對於部分民眾的疑慮處也要多加說明。比如說把簽與不簽兩岸經貿協議的利害、影響讓民眾能夠理解，說明在雙邊經貿架構下，台灣仍然可以設定防衛機制，包括反傾銷稅、平衡稅、訂定期限，如果大陸產品對台灣市場構成干擾，台灣可以採取特別措施，訂定設限項目清單等等。只要能夠得到民眾的支持與理解，在野政黨的反對將會師出無名。
　　為了台灣民眾的福祉，為了台灣經濟的永續發展，政府應該為所應為，為所當為，雖千萬人吾往矣。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謹慎小心，嘗試改變，改變就是機會，有機會就有新的出路，墨守成規只會慢慢的衰敗凋零，歷史上安於現狀的悲慘下場必須時刻牢記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