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今年四月九日到十一日，博鰲論壇二○一○年的年會，在海南島的小鎮博鰲舉行，共有來自三十二個國家的兩千多名政要、企業代表和學者與會。台灣的代表團由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最高顧問錢復領軍，參加了這場以「綠色復甦：亞洲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為主題的國際大型聚會。
在博鰲論壇舉行期間，大陸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四月十日下午會見台灣的代表團。接著，四月十一日舉行一場兩岸企業家圓桌會議，探討「兩岸簽定ECFA後的商機」，由錢復和大陸社會保險基金的理事長戴相龍共同主持，吸引了許多大陸和外國的企業家參加。
博鰲論壇從二○○八年的年會開始，成為海峽兩岸交流的重要平台。二○○八年的年會，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利用這個場合會見了台灣代表團，台灣代表團的團長蕭萬長當時已經是副總統當選人。二○○九年的年會，大陸總理溫家寶會見了由錢復擔任團長的台灣代表團。大陸國家領導人在博鰲論壇上會見台灣代表團，已經形成慣例，這個交流平台所釋出的訊息，當然值得注意。
不過，要瞭解博鰲論壇的作用和意義，我們不能只看兩岸代表人物的互動和相關訊息，還必須觀察這個組織對於國際政經秩序的影響，以免見樹而不見林。以下分別從全球化、區域整合與兩岸互動幾個層次，分析二○一○年年會透露的多面向意涵。
貳、自由貿易趨勢與博鰲論壇成立
博鰲論壇的全名是「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它的成立和國際政經秩序朝全球化與區域整合方向發展有關。一九九○年代初期的時候，網際網路使用逐漸普及，資通訊科技的進步使得「四海一家」或「地球村」的說法，在感受上變得越來越真實。 聯繫方便所帶來時空距離的壓縮，加以政治面向上，蘇聯瓦解所象徵社會體制的趨同，使得「全球化」的概念大為風行。於此同時，經濟方面，由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思潮也大行其道，並且在一九九五年落實為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進一步強化成「世界貿易組織（WTO）」。
然而，在自由貿易思潮和全球化概念交相為用之際，彼此減免關稅、開放市場，乃至於進一步邁向產業合作的作為，並沒有在全球範圍平均開展，而是由地理距離鄰近的國家先跨出步伐。其中，歐洲的步伐最快，從一九五二年歐洲有六個國家成立「歐洲煤鋼共同體」開始，歐洲地區就不斷有人呼籲「團結力量大」。隨著成員國不斷增加，融合程度不斷加深，經歷過「歐洲經濟共同體」、「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共同體」等階段。一九九三年，歐洲地區成立了「歐洲聯盟」，從貿易實體進展到經濟和政治同盟。目前，歐盟已經有二十七個成員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單一經濟體。
面對歐洲國家邁向整合，美國也在一九九二年，聯合加拿大和墨西哥，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議」，並在一九九四年生效，成立了北美自由貿易區。北美自由貿易協議簽署的時候，美、加、墨三國經濟實力總比當時的歐盟還大，後來才被更加擴大的歐盟趕過。
歐洲和北美的區域整合動作，當然讓其他國家備感壓力。在南美洲，先是由巴西、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在一九九一年簽署了「亞松森協定」。然後，在一九九四年增修為「黑金市議定書」（Treaty of Ouro Preto），確立了「南方共同市場」（Southern Common Market）的組織架構。委內瑞拉在二○○六年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會員，智利、哥倫比亞、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和秘魯等國，目前是準會員的身份。
亞洲地區的回應，則是從東南亞國協的擴大著手。一九八○年代，日本和台、韓、港、新等亞洲四小龍的發展成就，獲得舉世矚目，「東亞奇蹟」的論述逐漸興起。這些發展成就，在一九九○年代，似乎進一步延伸到了東南亞國家，更使得「東亞奇蹟」或「發展型國家」的說法盛極一時。可是，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重創東亞奇蹟圈，使得前述這些論點受到挑戰，也激發東南亞國協要與鄰近的經濟體攜手的意願。
一九九七年東南亞國協的高峰會議，中國大陸、日本和南韓元首受到邀請，展開了東協加三合作機制的推動。其中，東協國家和中國大陸的合作進展較快，二○○四年中國大陸和東協國家簽署了「中國︱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推動「東協加一」的自由貿易區，這個自由貿易區已經在今年啟動。另外，加上日本和南韓的「東協加三」自由貿易區，預計在二○一二年成立。
在前述全球化和區域整合的趨勢中，博鰲論壇成為另一個亞洲地區國家對話的平台。在博鰲論壇成立之前，除了「東協加Ｎ」的組織之外，亞洲地區國家也與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智利和秘魯，南太平洋的的澳洲、紐西蘭和巴布幾內亞，以及俄羅斯成立了「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的國際經濟組織。但是，這個組織不是由亞洲國家主導。亞洲金融風暴則促使亞洲地區國家，興起成立以亞洲為主體的國際組織的念頭。
一九九八年九月，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和澳洲前總理霍克倡議成立一個類似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亞洲論壇」，獲得許多亞洲國家的正面回應。一九九九年十月，羅慕斯和霍克與當時擔任大陸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在北京會面，商定了此一論壇的籌設。二○○一年二月，博鰲亞洲論壇成立大會在海南島的博鰲舉行，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羅慕斯和霍克等二十六個國家的前政要出席了大會，博鰲亞洲論壇正式成立，選出羅慕斯擔任理事長，並由曾任中國大陸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的龍永圖擔任秘書長，秘書處設在北京。論壇從二○○四年起，每年定期召開年會。
參、從博鰲論壇看全球政經秩序
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全球政經秩序出現重大變化，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大獲全勝，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思潮席捲全球。以美國為代表，主張經濟上的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加上政治上的個人權利和全面選舉的自由民主社會體制，成為某些學者認定的「 人類不同社會的共同歸趨，不斷演化的歷史不再演化的終點」，也就是「歷史終結」的說法。
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這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美國和蘇聯長期主導的兩個霸權對抗的國際體系，已演變成由美國獨霸的全球政經秩序。在這種情況下，世界舞台自然以美國的馬首是瞻，順著美國的意向重構世界秩序。所謂的「全球化」，包括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相當程度反映著美國意志的遂行。
在這種唯美國馬首是瞻的氛圍中，雖然也有一些開發中國家，想要在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外另闢蹊徑，像馬來西亞的馬哈迪和新加坡的李光耀，都曾經提出「亞洲價值」（Asian values）的主張，認為開發中國家不一定要依循新自由主義的路線，可以按照本身的文化特性和實際需求，選擇合於自己的社會體制，安排國家發展路線。不過，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洗禮，這些聲音也變得不再振振有詞。
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東亞地區國家和俄羅斯受創慘重，中國大陸的發展卻依然穩健強勁。事實上，大陸自從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呈現快速成長。亞洲金融風暴期間，中國大陸不僅未曾產生波動，還能支持香港渡過國際炒手的狙擊，迅速恢復經濟穩定和成長。也是因為中國大陸穩健強勁的表現，使得倡議亞洲論壇的羅慕斯和霍克相中大陸，希望由中國大陸來主導此一論壇的籌組。
博鰲論壇成立之初，因為是由退休政要為運作主體，其受重視的程度，自然比不上由各個國家元首親自參與的亞太經合會議；也比不上由「東協加Ｎ」的架構引伸而出，於二○○五年開始的「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EAS）。甚至，和由民間企業組成的達沃斯論壇相較，聲勢和影響�O也瞠乎其後。不過，近兩年來，由於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情況有了變化。
二○○八年肆虐全球的金融海嘯，使得美國如日中天的國勢大受打擊，對於全球政經秩序的主導力量大幅滑落。相對的，卻使得中國大陸擴展國際事務話語權，全球政經秩序影響力大增。這反映在去年四月G20的元首高峰會在倫敦舉行時，全場焦點鎖定在歐巴馬和胡錦濤身上，並有人戲稱「G20」應該改名為「G2」。
儘管，中國大陸一直強調本身是「大而不強」，也不想和美國爭奪全球政經秩序的主導權，所謂「絕不稱霸」。不過，中國大陸不斷增長的實力，已經讓許多人對中國大陸在世界舞台上可以扮演的角色，重新估量、重新設定。
博鰲論壇雖然是由亞洲國家發起成立，但其討論議題的涵蓋範圍，並不侷限在亞洲，而是包含全球性議題，也邀請世界各國在任的政治領袖出席。以二○○九年四月召開的年會為例，由於全球金融海嘯肆虐，很自然地，大會主題就選定「經濟危機與亞洲：挑戰和展望」，希望為亞洲和全球經濟復甦籌謀對策。今年主題是「綠色復甦：亞洲可持續發展的現實選擇」，探討全球關注的綠能和節能產業議題。
在與會者方面，近三年來論壇邀請出席的現任政要，除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總理溫家寶和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之外，智利總統、哈薩克總理、外蒙古總統、斯里蘭卡總統、巴基斯坦總統、寮國國家主席、坦桑尼亞總統、東加國王、丹麥首相、瑞典首相、卡達首相、伊朗副總統、阿富汗副總統、東帝汶副總理、柬埔寨國務大臣和新加坡國務資政等，都曾與會。
博鰲論壇是中國大陸可以掌控的國際交流平台，大陸對於國際事務的主張，可以透過這個平台發揮影響力。隨著中國大陸對國際事務影響力的攀升，願意參與博鰲論壇的政要和企業家，也將更加踴躍。這種相輔相成的循環激盪，會不會在未來快速地進展，使博鰲論壇在全球政經秩序中具有實質影響力，當然要看中國大陸的態度。不過，博鰲論壇在世界舞台上的份量，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而水漲船高，大概是可見的未來不爭的事實。
肆、從博鰲論壇看亞洲情勢
日本前首相細川護熙當初和羅慕斯及霍克，倡議成立亞洲論壇之時，多少具有由日本主導此一論壇的企圖。但是，一九九○年代初期開始，日本經濟就進入所謂「失落的十年」的低迷狀態，亞洲金融風暴對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羅慕斯和霍克後來轉向中國大陸尋求支持，應該也是發現日本有些心餘力絀。博鰲論壇的成立大會，細川護熙並未出席，而是由更資深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應邀參加。理事會成立後，羅慕斯和霍克都當上了理事，羅慕斯並成為第一屆和第二屆理事會的理事長，日本主導此一論壇的可能性，當然就更加渺茫。
今年的博鰲論壇進行換屆，羅慕斯任滿卸任，由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繼任理事長。可是，博鰲論壇真正的主導機關是秘書處，秘書長才是論壇運作的樞紐。繼龍永圖之後，擔任秘書長的前中國大陸駐美大使周文重，將執掌未來幾年博鰲論壇的日常事務，以周文重對外交和美國事務的嫻熟，很有可能將博鰲論壇經營得更具聲勢。
至於，由泛東亞地區十六個國家（這十六個國家是東協十國的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汶萊、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東協加三的中國大陸、日本、南韓，再加上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的領導人參與的東亞峰會，日本原先也有意爭取主導權，或加重本身的份量，以抗衡中國大陸的崛起。但是，東協國家顯然不希望這個從東協擴大出來的組織，被其他後來加入的國家喧賓奪主，拒絕日本所提邀請美國以觀察員身份出席會議的提議，並對新成員的加入持保留態度。再加上東南亞地區的情勢並不穩定，原計劃在二○○九年四月舉行的第四屆峰會，就因為地主國泰國的政治情勢嚴峻而取消。這些情況，都削弱了東亞峰會的份量。
所以，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走向，主要還是沿著東協加一到東協加三的路徑延伸。如今，東協加一已經啟動，東協加三則尚有變數，中國大陸對東協國家的影響力，顯然已經比日本更為直接，更具實效。
事實上，由於金融海嘯造成了海外市場萎縮，出口衰退，中國大陸從去年開始，透過擴大內需來帶動經濟成長，結果表現優異。二○○九年的經濟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八．七，超過許多人的預估，也震驚全世界。人們開始相信，中國大陸可以靠著擴大內需市場，彌補海外市場的衰退。換句話說，中國大陸不僅只是「世界工廠」，更是一個新興的「世界市場」。這個市場的胃納量，不僅足以消化中國的出口轉內銷，還能容納其他經濟體的產品，對全球經濟復甦做出貢獻。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東南亞國家想要分享中國大陸擴增的內需市場，全世界的國家都希望能夠分到一杯羹，日本何能例外？
不過，由於歷史恩怨，中國大陸民眾普遍都有反日心理。所以，日本品牌的產品在大陸市場上一直不是很受歡迎。日本想要改善和中國大陸的關係，博鰲論壇不失為一條可行的路徑，這或許是福田康夫爭取擔任博鰲論壇理事長的原因。如果日本將博鰲論壇，視為加強和中國大陸交流互動的重要平台，日本政要和企業參與博鰲論壇的意願必然上升。博鰲論壇在中日關係，乃至於東亞地區的影響力，當然也會上漲。
中國大陸近年來，在亞洲地區的經濟與外交佈局相當積極。除了博鰲論壇和東亞峰會之外，中國大陸也積極參與「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透過經濟援助與湄公河流域的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和越南等交好。同時，藉著反制恐怖主義的名義，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等國家，簽定了「上海公約」。另外，在防止北韓發展核子武器與發動戰爭的議題上，中國大陸已經成為「六方會談」中，唯一真正有能力節制北韓的會談參與者。
這些交流與合作的平台，本來就可以交相為用。中國大陸未來會不會對博鰲論壇加大支持力度，增加它在國際交流合作上的份量，還需要進一步觀察。不過，在上述這些交流合作平台中，特別值得台灣關注的，還是博鰲論壇。因為，它是台灣目前唯一有機會直接參與的機制，對於兩岸關係可以發揮某些作用。
伍、從博鰲論壇看兩岸關係
由於博鰲論壇的會員身份不是國家，而是個人、企業和組織。所以，它雖然是由二十六個國家發起和組成，卻是一個非政府的國際組織。正因為如此，台灣可以透過個人、企業和組織的身份參與博鰲論壇，免除中國大陸不願意和台灣在國際政府組織碰頭的困擾。
博鰲論壇的會員，分為發起會員、榮譽會員、鑽石會員、白金會員和普通會員五類。其中，前四類為正式會員，普通會員為非正式會員。正式會員可以參與論壇的所有活動，包括選舉理事會和修改章程等決策過程。非正式會員的普通會員，則不具有選舉權和決策權，是以出席和觀摩大會所舉辦的活動為主。目前博鰲論壇擁有四十一席發起會員，八席榮譽會員，三十一席鑽石會員，五席白金會員，以及五十八席普通會員。
台灣在博鰲論壇的會員組成中擁有的席位不多，僅有兩席鑽石會員，分別是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和威盛電子。蕭萬長曾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董事長的身份，數度率團參加博鰲論壇的活動。不過，在二○○八年以前並未受到特別重視，直到二○○八年四月博鰲論壇年會時，蕭萬長已經具有副總統當選人的身份，是否還能率團出席？會得到什麼樣的待遇？引起關注。
結果是，蕭萬長仍然能夠率團出席，代表團成員包括後來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的蘇起。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特別利用此場合，會見台灣的代表團，對於即將就職的馬英九總統釋出了相當善意。蕭萬長就任副總統後，雖然不方便再出席博鰲論壇，但是，以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名義組成的代表團，仍然獲得大陸方面另眼相看，包括二○○九年年會由大陸總理溫家寶會見台灣代表團，以及今年年會由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會見台灣代表團。
習近平曾任廈門市的副市長、福建省委副書記和福建省省長，與台商有相當接觸，對台灣事務並不陌生。不過，由於他不分管台灣事務，台灣朝野人物較少與他直接接觸。
依照中國大陸逐漸定型的權力移轉制度，除非出現難以排除的意外，否則，習近平在二○一二年接胡錦濤的班已經是定局。所以，習近平在博鰲論壇接見台灣代表團的言論和互動情形，獲得特別重視。
習近平在接見由錢復率領的台灣代表團部份成員時，除了重申「一中原則」之外，講話的重點在於為ECFA背書加溫。這樣的宣示，意味著第五次江陳會之時，ECFA應該可以順利簽署，將目前仍處於「WTO︱」狀態的兩岸經貿關係，推進到「WTO＋」的境界。這對於兩岸關係，當然是一個十分正面的訊息。
除了習近平強調兩岸簽署ECFA的必要性之外，龍永圖也在博鰲論壇上向台灣反對簽署ECFA的人喊話，呼籲台灣朝野「應從戰略高度看待ECFA」。然後，又由錢復和戴相龍共同主持兩岸企業家圓桌會議，探討「兩岸簽定ECFA後的商機」。所以，博鰲論壇很明顯地成為海峽兩岸在國際性交流平台上，具有象徵性意義的往來渠道，兩岸關係冷暖的溫度計。
由於博鰲論壇是一個國際性的組織，與會人士來自全球各地，所以，海峽兩岸在博鰲論壇上互動的冷熱，會影響與會的國際人士和國際媒體對兩岸關係的看法。
以這次論壇的情況來說，習近平和龍永圖分別對ECFA做了正面陳述，大會又安排了探討「兩岸簽定ECFA後的商機」的圓桌會議，很容易就吸引了國際政商界人士和媒體，對於ECFA議題的注意，並做出正面聯想。
最後一次主持論壇的羅慕斯，就積極幫ECFA敲邊鼓，表示菲律賓和其他的東協國家，都很關注兩岸關係的改善，以及兩岸簽署ECFA之後可能開展的商機。同時，「兩岸簽定ECFA後的商機」圓桌會議，也吸引了諸多國際政商界人士參與，想要一窺兩岸經貿合作的究竟，發掘本身想掌握的資訊。此外，也有人聯想到，這是否意味著ECFA簽署之後，台灣將獲得國際經濟活動的更大空間，在與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事情上，會得到一定程度的進展？
目前，海峽兩岸除了由官方授權的海基會和海協會，建立起正式的交流協商管道之外，國民黨、親民黨和新黨也分別透過政黨交流的形式，建立了非官方性質的往來管道。另外，各種民間組織的往來更是不可勝數。然而，除了海基與海協兩會負責人的會談外，其餘場合的交流往來，在國際能見度上，就不容易達到博鰲論壇的吸睛效果。畢竟，博鰲論壇所搭建的，是一個國際性的舞台，比較容易吸引國際關注，獲得國際性媒體的青睞。
陸、結語
馬英九總統就職後，兩岸關係增溫改善，逐步邁向佳境。馬總統在今年五月接受美國《華盛頓郵報》專訪時，也以「運作無礙」形容兩岸關係現況。不過，儘管兩岸關係不斷改善，一旦碰觸到國際活動空間的議題，雙方還是不免互有堅持。在可見的未來，北京當局還不會同意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國際組織中並存。所以，世界衛生組織的模式（以「中華台北」之類的名義成為非正式會員），已是短期內的極限。
在這種情況下，對台灣方面來說，博鰲論壇其實擁有一定程度的揮灑利基。因為：第一，博鰲論壇是一個國際組織；第二，這個國際組織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在國際舞台上日顯重要；第三，台灣在這個國際組織中擁有正式會員身份；第四，台灣在這個組織中，得到中國大陸一定程度的禮遇。這些因素，使得博鰲論壇成為台灣可以同時經營兩岸關係和國際空間的平台。至於，海峽兩岸是否要在這個平台上加碼，讓它在兩岸關係和台灣的國際活動空間上更具份量，就要看海峽兩岸領導人的意向和智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