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近來在幹部甄選的標準與程序上，已經出現一些規範，使得學歷高、能力強的年輕幹部不斷擔任重要職務。我們可以從歷史脈絡，理解這些規範的演變。文革結束後，鄧小平在一九八○年提出「要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前提下，使我們的幹部隊伍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當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此即「幹部四化」。
這個思路構成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共幹部政策的核心，至今未變。不僅如此，中共環繞在這個核心上，繼續制訂、延伸出許多相關的幹部任免規定，因應當時政經發展的需要。一九九○年代末期以後，隨著革命世代領導人逐漸消逝，後革命世代領導人缺乏獨斷獨行的權力，致使中共菁英政治走向制度化。關係網絡依然重要，但必須在符合制度規範的前提下發揮影響力。
過去十多年，中共幹部甄補標準主要包含五個面向：年齡限制、學歷背景、交流經驗、關係網絡、政績表現。第一種甄補標準是年齡限制，這是最重要、最明顯的觀察指標。一九九七年十五大，中共建立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七十歲劃線離退的先例，而中央委員的年齡則限定在六十五歲以下。當時中共並未以黨內文件下發「七十歲劃線離退」的規定到基層組織，也未見其他領導人公開談論此事。因此，「七十歲劃線離退」能否拘束未來的權力競爭，成為領導人去留的關鍵，仍存在不確定性。領導人劃線離退的不確定性，一直到了十六大才完全消失，成為中共高層人事去留的重要慣例。
從十六大的人事改組情形來看，領導人的年齡限制已經進一步發展。十六屆中央委員（以下簡稱中委）的年齡結構必須比十五屆年輕五歲以上，政治局委員年齡要在六十歲左右，而政治局常委的最大年齡不能超過七十歲。十五屆政治局和軍委成員中，年齡只要超過七十歲上限者，全數退出第一線領導職務。十五大選出的政治局常委和軍委副主席中，超齡的人也全部出局，無一例外。不但如此，新一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軍委委員全部低於六十八歲。僅有江澤民一人例外，保留軍委主席職務。
此外，為了確保年輕化的持續，十六大對中委會成員訂出比十五大更嚴格的標準。具體的相關規定是：第一、除特殊情況外，連任的中委和候補委員（以下簡稱候委）年齡必須在六十四歲以下。第二、正省部級幹部出任中委或候委者必須在六十二歲以下。第三、副部級幹部擔任中委或候委者必須在五十七歲以下。此外，在選舉新一屆中委會的過程中，還特別要求從五十歲以下的優秀幹部中，推舉中委或候委。從整個趨勢來看，中共對於幹部年齡限制的規定越來越嚴格。二○○七年十七大的時候，政治局常委會、政治局和軍委會中已無超過六十八歲的領導人，顯見領導人劃線離退的強制力逐漸增強，成為有拘束力的甄補標準。
其次，學歷的重要性也在增加中。自一九八○年代以後，學歷已經成為幹部晉升的一項考量因素。當時規定，晉升副部級以上職務的幹部，原則上需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中共在一九九八年頒佈《一九九八—二○○三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畫綱要》，指示省部級領導幹部應具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由於大陸在職研究生教育相當發達，相當多的高級幹部已經具有碩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的學歷。
此外，中共還規定地方黨政領導班子要做到專業互補、結構合理，選配熟悉宏觀經濟管理、意識型態和政法工作專業的幹部。地方政府領導班子還要有熟悉宏觀經濟、外經貿、金融、高新科技的幹部。在二○○七年十七大前後進行的各省省委換屆當中，中共非常重視幹部的學歷和專業背景。中共要求在省級黨委領導班子成員中，增加熟悉工業、經濟、金融、法律、城市建設和管理等方面的幹部，以便確保經濟決策的專業性。不過，假學歷也因中共重視幹部學歷而成一大問題。
第三項重要甄補指標是交流經驗。一九九四年中共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推行領導幹部交流制度。中共有計畫地在不同層級黨政機關之間、不同省份之間、地區與部門之間、黨政職務之間，以及經濟發達與落後地區之間進行幹部交流，磨練才幹。
中共在二○○六年頒佈的《黨政領導幹部交流工作規定》，詳細規範幹部交流作法。其規定縣級以上地方黨委、政府領導成員，在同一職位上任職滿十年或在同一地區擔任同一層次領導職務滿十年者，應當交流。幹部交流可以在地區之間，部門之間，地方與部門之間，黨政機關與國有企業、群眾團體之間進行。
不少中央層級的要員，都具有地方一把手的從政經驗。這對於幹部晉升中央層級的職務，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歷練。舉例來說，總書記胡錦濤曾任貴州省委書記、西藏自治區委書記；中央書記處書記習近平曾任福建省省長、浙江省代省長、省委書記、上海市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曾任河南省長、省委書記、遼寧省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曾任職海南省委書記、北京市長。另外幾位政治明星，也都有地方或中央交流的歷練。例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曾任遼寧省長、商務部長；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曾任重慶市委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曾任江蘇省委書記；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曾任交通部長和湖南省委書記；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胡春華曾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河北省長。這些具有職務交流的經驗，對於未來的仕途發展有重要的幫助。
第四項是關係網路。中國的政治環境講求「關係」，因此和領導者有共事經驗的幹部，較容易受到拔擢。胡錦濤曾經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他為了建立自己的班底，大量拔擢「團派」（曾在共青團任職）幹部，出任副省部級以上黨政領導職務。舉例來說，十六屆中委會共有五十八位成員屬於「團派」幹部（委員二十四人，候補委員三十四人），占中委會全體成員的十六％。「團派」人數則較十五屆中委會的三十四人（委員十五人，候補委員十九人）、十四屆中委會的二十三人（委員十一人，候補委員十二人）增加許多。二○○三年三月國務院改組後，擔任國務院二十八個部委首長的人數增加一人，成為七人。
從胡錦濤的角度來看，共青團是他尋找班底的一個人才庫。許多在團中央與胡錦濤共事過的「團派」幹部，現今都是中央或地方第一線黨政要員。如劉延東（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李海峰（國務院僑辦主任）、張寶順（山西省委書記）、李克強（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李源潮（政治局委員、中央組織部部長）等五人，當年皆曾擔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或候補書記，與胡錦濤直接共事過。劉玉浦（廣東省委副書記兼深圳市市委書記）、楊崇匯（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則因當年擔任團中央常委，也有與胡錦濤面對面互動經驗。胡錦濤就任總書記之後，「團派」幹部快速竄起。許多「團派」幹部調任重要黨政職務，以組織、宣傳、統戰、紀檢四大系統為主。
最後，則為政績表現。幹部在任期之內是否做出重要的政績，也是中央甄選人才的標準。二○○七年十月《瞭望》週刊指出，「能否經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機考驗」、「是否在重要崗位作出突出貢獻」、「從政經歷是否豐富」、「是否遵循科學發展觀」、「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地方工作」五項因素，已經成為中共高官升降的標準。此外，中共強調會特別提拔「不圖虛名、踏實幹事」、「埋頭苦幹、注重為長遠發展打基礎」的幹部。著名例證為二○○三年四月北京市長孟學農、衛生部長張文康因處理SARS疫情不力被罷官，二○○五年十二月解振華因松花江環境污染事件，辭去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職務。海南省委書記王岐山臨危受命，代理北京市長成功處理北京市SARS危機，則符合「能否經得起重大事件和危機考驗」的例證。
重要政績也是高官晉升的關鍵，在年輕化趨勢中，若在重要崗位作出重大貢獻，便能打破以年齡劃線離退的慣例，獲得留任或陞遷。在中央部委、大型國有企業、省級單位具有豐富資歷，政績能得到普遍認同者，比較受到重用。這些標準正好呼應十七大報告提到：「格外關注長期在條件艱苦、工作困難地方努力工作的官員，注意從基層和生產一線選拔優秀官員充實各級黨政領導機關。」
中共政權的人事甄選制度，現今已出現部分的制度化。本文提出的五個範疇，包括年齡限制、學歷背景、交流經驗、關係網絡、政績表現，都是評斷幹部升遷與否的重要指標。未來可以進一步觀察的是最高領導人的甄補方式，是否能走向明確的制度化。這個議題的探討，牽涉到中共的黨國體制是否能有效維繫下去，抑或走向政治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