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媒體在國共對峙時期，是雙方爭鬥的主要工具。隨著蔣經國總統在一九八七年解除戒嚴、開放報禁、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兩岸逐漸融冰，媒體也從一九八九年起接觸交流。起先是台灣記者到大陸採訪的單線進行；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二日大陸記者郭偉峰和范麗青首度來台採訪，兩岸媒體雙向採訪具體落實，媒體交流相當熱絡。
儘管經歷一九九四年「千島湖事件」以及其後一連串的政治事件，尤其是二○○○年台灣五十年來首度政黨輪替，兩岸關係起伏不定，所幸新聞交流總在艱困中持續推動。台灣媒體派赴大陸採訪的記者人數和次數已難以計數，在未能長駐的情況下，多家媒體以輪流派駐的形式，在北京及上海長期採訪；大陸記者來台也由「專題採訪」發展到「駐點採訪」，媒體類型也由中央媒體擴及地方媒體。

兩岸媒體與毒奶粉事件及ECFA
兩岸媒體的交流，從一九九○年代「初階段」時的摸石頭過河，演進到針對兩岸相關人事物，進行某種形式的「聯合深度報導」，而產生了傳播效果—不論事件的性質是負面的或正面的。
例如—二○○八年九月的毒奶粉事件：大陸輸台奶製品含毒素，有害健康，台灣消費者群情激憤，政府及海基會也嚴正要求大陸迅速妥處。大陸媒體駐台記者根據台灣媒體的報導，翔實反映，大陸有關當局密切注意，迅速處理，懲處肇禍廠商，並向台灣民眾道歉，將事件的破壞性及傷害性降到最低。
最新的例子—忠實報導有助ECFA的簽訂：政治無所不在，經濟事務也不例外的受其約制和影響。兩岸洽簽史無前例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理論上是經濟議題，但以兩岸政治現實，事實上也是高度敏感。試探與商洽近兩年，幾度處於停滯狀態，二○一○年初有突破發展，於六月二十九日第五次江陳會在重慶簽署，台灣媒體形容ECFA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得臻於此，除兩岸領導人的決心和用心，媒體大量而忠實的報導，也作出貢獻。
倡議之初，兩岸媒體掌握ECFA對兩岸經貿關係之關鍵意義，作了長時間而大量的報導和評斷。尤其台灣媒體，雖不乏反對的意見，但較多的媒體對ECFA是樂觀其成的，它們提出的較具有說服力的論點包括：一、此協議有助台灣經濟走出被邊緣化的威脅；二、協議的簽定將有助兩岸經貿的制度化和透明化，為台灣企業創造商機，並增加就業機會；三、台灣的價值會得到亞太地區和國際更大的重視。
至於派駐台灣的大陸記者，除了反應台灣相關輿情，在談判最關鍵的「早收清單」討論上，他們把台灣各行各業的期待，作了翔實的報導，大陸方面的主談部門，也透過媒體揭露其相關考量。最後，雙方順利達成大陸對台灣降稅五百三十九項，台灣對大陸降稅兩百六十七項，預定二○一三年降為零關稅。至於後續五千八百二十四項商品，兩岸談判代表亦對媒體公開表示，將繼續針對立即降稅、分年降稅與例外不降稅的項目進行協商。
總結來說，ECFA為兩岸經貿合作正規化的創舉，談判過程難題不少，媒體發揮觸媒及溝通的角色，產生正面作用。我認為，這是兩岸媒體「聯手」報導公共政策最具創意（creative）的一次，也是最有生產力（productive）的一次，在專業上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ECFA時代兩岸媒體更應加強交流
在ECFA時代，台灣政府面對的挑戰至少包括以下幾點：
一、人民寄望很多並要求儘速落實：今年上半年，執政的國民黨對ECFA的種種利多化約為具體數字，包括：台灣早收清單的產品金額是大陸的四．八四倍，關稅減讓是大陸的九分之一，未來估計可創造二十五萬就業機會，全球招商超過一百七十億元，提升整體經濟成長一．七％。這些亮麗的數字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實現，但台灣人民顯然希望馬上落實，對政府形成很大的壓力。
二、ECFA被當作檢驗台灣五都選舉結果的指標之一：台灣年年有選舉，政黨在選舉過程中要找具有指標性的議題。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五都選舉，ECFA就是敏感而重要的議題。在選情緊繃的此次選舉（尤其是台北市、新北市和大台中市長選舉），藍綠兩大板塊之間的中間選民，對選舉結果有關鍵性影響。台灣媒體多項民意調查結果顯示，許多中間選民因感受不到「立即的幸福感」，對ECFA和五都選舉都還沒有產生熱情。如何讓中間選民對ECFA有耐心，是執政黨一大課題。
三、從ECFA到政治對話的挑戰：ECFA簽署之後，兩岸關係發展有些微妙，形成「先經濟」是否已到頂？「後政治」是否已必須開始？大陸方面不少專家學者指出，ECFA取得重大突破，標誌著兩岸協商、談判、對話將進入「新階段」。什麼是「新階段」？中國社科院台研究所所長余克禮直接指出「ECFA簽署後，兩岸協商、談判、對話將再也無法迴避政治問題。」台灣方面也有不少專家指出，ECFA雖然對兩岸是互利，但大陸既然認為已對台灣「讓利」，如未能得到台灣同意開始政治對話的進程，大陸會不會產生焦慮、不耐與疑慮？而如果開始展開政治對話，進程又是如何？
四、面對二○一二年台灣總統大選前的「空倉期」：當前如果要提前討論統一，肯定會讓台灣民眾感到焦慮與不安。《聯合報》今年九月發布的一份調查顯示，十六％的受訪者支持完全獨立，而希望與大陸統一的有五％。（二○○○年，相同的調查顯示，十二％的受訪者支持獨立，而希望統一的有九％）這項調查結果與台灣主流民意支持維持現狀是相契合的。筆者長期觀察，在二○一二年三月台灣舉行總統大選前，政府沒有進行政治談判或政治對話的可能。
那麼，先有五都選舉，後有總統大選，兩岸關係是否就要進入為期一年半的「空倉期」了？吾人大可不必如此悲觀，反而可以利用這段時間進一步深化兩岸社會聯結及建立兩岸互信。兩岸需要以更多的交流建立多層面交集，加速縮短兩岸社會的心理差距，深化彼此間的互信。
具有強大「觸媒」功能的新聞（媒體）和文化，就是促進彼此認知、產生強大聯結、建立社會互信及建構新的社會價值觀的有效交流管道。兩岸媒體都應該做好翔實報導、公正評論、促進溝通、建立共識的基本工作。主辦媒體是一種「特權」，既享權利，就應善盡社會責任。兩岸媒體對兩岸社會的責任，就是維護兩岸人民之間的和平來往、穩定發展、繁榮進步。
為了維護新聞交流管道更加暢通，則其基礎更要求其牢固。筆者認為當務之急，是實現兩岸媒體互設採訪辦事處。現在的「駐點」，媒體家數雖已增加，記者停駐時間也已拉長，但基本上仍然像「出差團」，所費不貲，累積有限，應該儘速變成長期派駐的單位。只有長期的累積，才能讓報導更深入更準確，也才更能夠探索民瘼、關懷民眾。北京的海協會和台北的海基會與兩岸媒體記者來往最多，深知此事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何促成是任重道遠。

文化交流是深化兩岸互信的基石和動力
媒體的力量很大，文化的力量更大、更豐沛。如果能夠促成兩岸四地媒體及全球華文媒體推動文化交流、打造文化創意發展，其影響的深遠和創造出來的價值，將是難以想像的。
中華文化五千年，除在大陸打造悠久歷史，也隨著先民擴散到台灣、東南亞及世界各地。台灣不僅是保存並發揚中華文化最完整的地方，同時也是近幾十年來華人流行文化最蓬勃的創意基地之一。同時，台灣也是一個「充滿故事」的地方，從食、衣、住、行、育、樂每個環節，都具有足以凸顯台灣的文化素養和產業動能。因此，重視中華文化的傳承和發展，開拓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空間，不僅是台灣邁向「文化經濟」的關鍵環節；更是連結兩岸社會、深化兩岸互信的紐帶。
政府已於二○○九年推出六大新興產業，其中「創意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方案」預計在五年內投入新台幣三百億元資金，推動電影、電視、流行音樂、工藝、設計、數位內容等六大旗艦計劃。中國大陸市場規模龐大，台灣則是民間力量很強，活潑的創意發想和成熟的文創環境，一再受到國際的肯定。因此，兩岸如能提倡文化新思惟、提升文創新技術，並合作建立文化產品新的供應鏈，對兩岸交流和文創發展，將有莫大的助益。如何協商、訂出協議，亦有賴海基會、海協會的努力推動。
至於，兩岸四地及全球華文媒體，如何推動文化交流和發展文創產業？筆者於二○○七年第十屆「海峽兩岸暨港澳新聞媒體研討會」指出，「網路媒體革命時代」的來臨，為未來兩岸四地的媒體合作提供了更現實可行的操作空間，建議兩岸四地媒體共同合作建立一個屬於全球華人社群的「中華文化網路大平台」，積極致力文化交流及文化提振；而在文創方面，初期致力於合作推動年產值超過十億美元的中文產業及未來產值難以估計的文化創意產業。隨著ECFA的簽訂及生效，三年前的「未來」，應該就是「現在」。如何運用新科技，將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結合起來，值得兩岸四地媒體工作者運用智慧與力量，努力落實。

有關文化產業的兩項建言
最後，筆者誠懇提出兩項建議：
一、必須落實對智慧財產權的保護：文化及文創產業影響力極大，但產業本身容易遭盜版和仿冒，所以相對脆弱。台灣走過盜版的年代，對智財權、著作權非常重視，從而立法並嚴格執行，在國際間一改盜版形象；相對的，經濟勃發的大陸，對智財權的保障仍處於「初階段」。兩岸合作打擊盜版和仿冒，不僅對台灣的創作者極為重要，對大陸的國際形象亦極重要。以流行音樂為例，台灣音樂產品在大陸市場佔有率已超過七十％，但受到盜版、網路非法下載、經營限制及收不到版稅的影響，台灣唱片業全年產值僅十六億台幣，唱片業者和歌手處境堪憂，他們所需要的不過是合理的保護。
二、值得注意台灣農村文化：中華文化的精髓是源遠流長的農業文化；其底蘊則為勤勞敦厚的農民精神，孕育了五千年中華文化。大陸經濟快速成長，城市民眾所得迅速增加，農民的收益與福利相對落後。筆者出身農家，曾目睹台灣農村在六○年代中期走入衰弱之境，幸而過去二十年推動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合一的運動，結合各地文化資源、自然資源，發展出精緻農業。農民生活改善了，農村景觀改進了，對文化的保存與發展也有較充裕的心力，可以說台灣對中華文化保存的基地就在台灣農村，值得大陸方面多作參訪、觀察。
（本文係二○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北京聯合大學主辦兩岸研討會，筆者應邀專題演說內容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