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99年12月29日（星期三）
地點：海基會第一會議室
主持人：交流雜誌社社長、海基會副秘書長馬紹章先生
與談人（依發言順序排列）：
李允傑教授（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嚴震生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
楊開煌教授（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教授）
趙春山教授（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

馬紹章
時值歲末，首先代表海基會祝福各位新年快樂，心想事成，也希望新的一年，兩岸關係發展能夠愈走愈順、愈來愈好。
海基會交流雜誌社援例在年底都會舉辦座談會，邀請學者專家共同來探討隔年兩岸關係的發展，今天應邀出席的四位教授包括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趙春山教授、銘傳大學公共事務學系楊開煌教授、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嚴震生教授以及國立空中大學公共學系系主任李允傑教授。
兩岸關係從二○○八年五月國民黨恢復執政迄今，基本上達成了四項非常難得的成就。
第一項成就，證明兩岸「雙贏」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從各個層面來看，兩年多來兩岸經濟交流更趨熱絡，並促成「大三通」，這在二○○八年之前，是有心想推動卻始終做不成的事；二○○八年以來，兩岸恢復制度性協商並簽署了十五項協議，達成一項共識，為兩岸人民創造非常大的福祉。以推動「大三通」為例，「大三通」創造兩岸「一日生活圈」，日前高孔廉副董事長率團到上海進行第六次「江陳會談」預備性磋商，就是當天來回，相當便捷。從國際空間來講，政府推動「活路外交」進行兩岸「外交休兵」，讓台灣的國際空間隨之擴大，與國際的連結也更趨增強。更重要的是，在兩岸事務上，雙方開始遵循國際規則與規範，從ECFA的協議來看，條文中即特別寫到兩岸是根據WTO的精神，來簽署這一項協議。
第二項成就，是兩岸恢復了制度化的協商模式。二○○八年迄今，海基會與海協會已經舉行了六次「江陳會談」，平均每半年舉行一次，輪流在兩岸舉行。在六次會談當中，除簽署十五項協議，還促成兩會協商以制度化模式運作，從一開始業務部門的溝通，到副董事長（副會長）層級的預備性磋商，進而到董事長（會長）層級的正式會談，形成一個固定可行的模式，供雙方遵循。
第三個成就，是兩岸之間累積了互信。「信任」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它有範圍上與程度上的差異，兩岸於各個層面逐步開展合作，已經慢慢累積彼此的信任，而且雙方都非常珍惜現階段所建立的信任關係。
第四個成就，是增加彼此相互的暸解。兩岸要談「和平發展」，一般認知多侷限在官方層次，其實民間也扮演重要的關鍵。尤其二○○八年國民黨執政後，兩岸立即簽署協議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旅遊，當初設想的目標是每天三千人，現在不僅已經達成，還進一步把配額增加到每日四千人，預估二○一○年大陸觀光客來台人數可突破一二○萬人次。在一二○萬人來台的基礎上，藉由接觸可以增加大陸人民對台灣的理解、瞭解以至於欣賞。根據海基會委託政治大學做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來台灣的不論是大陸觀光客或是大陸學生，逾七成的受訪者對台灣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都留下了非常正面、深刻的印象。由此可以證明，兩岸民間的交流可以促進彼此互相的瞭解及欣賞，成為兩岸和平發展最穩固的基礎。
接下來，請四位學者就二○一一年兩岸關係的展望，與大家分享他們的看法。

李允傑

兩岸協商已進入「比較困難」的時期

二○○八年以來，兩岸共簽署了十五項協議，這些協議對兩岸來說都是「互利雙贏」的協議，也充分體現政府「對人民有利」的原則。個人認為，簽署ECFA是兩岸關係發展非常重要的里程碑，ECFA等於是在兩岸之間架設了高速光纖，讓台灣一方面藉由聯結中國大陸，佈局全球，同時也吸引更多的外資跟台商投資台灣，以台灣做為運籌中心及研發中心，進一步發展商機。
日前第六次「江陳會談」完成簽署「海峽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內容包括傳染病的防制及醫藥衛生安全管理、中醫藥的研究及交流、中藥材的安全以及緊急救治等，對於兩岸人民的健康具有特殊的意義，對台灣尤其重要。因為，台灣有九○％的中藥材是從大陸進口，可是到現在對中藥材源頭的管理，卻還付之闕如。換言之，第六次「江陳會談」雖然只簽一個協議，但對台灣人民的健康，卻是極其重要的。從另一個角度看，則透露出本次會談「兩岸投資保障協議」以及上次會談中「兩岸租稅協議」無法簽成，顯示兩岸間的協商確實如海基會江丙坤董事長所言，是進入了「比較困難」的時期。
個人曾對「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做過粗淺的研究，不論「兩岸投資保障協議」或「兩岸租稅協議」，內容只要碰到政治或主權意涵的問題，常常就容易「卡」住。台灣的產官學界對簽署「兩岸投資保障協議」已經呼籲了二十幾年，即使中國大陸有「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但台商還是希望可以有一部「兩岸投資保障協議」。關鍵之一在於，「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只是單方面的立法，台商要的則是一個有雙方公權力認證，相較之下比較公正的仲裁制度。我們不能斷言大陸的仲裁不公正，但對台灣而言，卻有球員兼裁判的味道，因此台商希望能設置公正第三者的仲裁機制，最理想的方式當然是走向國際仲裁，退而求其次，至少希望能由外國民間商會來擔任仲裁機構。然而，北京方面還是有不同的考量，這裡面的癥結，當然就是政治、主權的「結」，這個「結」到現在還是很難解。
再從這次海協會陳雲林會長與陸委會賴幸媛主委的見面看，賴主委稱陳雲林為「會長」，但陳雲林卻稱呼賴幸媛為「您」，這對台灣人民來講，觀感不是很好。日前大陸文化部長蔡武來台，經安排與文建會主委盛治仁見面，蔡武也不願意稱呼一聲「主委」。中國大陸似乎沒有做好心理準備，願意用一個比較對等的心態，去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
據悉，中國大陸最近也開始對「中華民國」定位進行研究，但現階段看起來應該是還沒有定論。就像中共總理溫家寶呼籲政治改革，強調改革是必須要做的，但目前也是「只聞樓梯響」，要跨出這一步，還是困難重重。
如同馬副秘書長所言，兩岸的制度化的交流與協商，已經廣受兩岸人民的認同。不論是海基會、陸委會或是其他媒體所做的民意調查，至少都有超過六○︱七○％的受訪者，表示認同兩岸制度化協商，以及兩岸兩會每半年輪流在對方來舉行會談。很多人認為兩岸未來協商的「困難點」會愈來愈多，我覺得兩岸關係發展在經濟層面上，縱使未來「經濟合作委員會」成立，後續進行的貨品貿易及服務業貿易談判，也絕沒有想像中容易。兩岸的「租稅協議」與「投資保障協議」能否在第七次「江陳會談」談成，似乎也還在未定之天；關鍵在於，兩岸之間有沒有辦法運用智慧尋找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交集」。在此，先對兩岸交流和協商下一個初步的結論：海基會與海協會之間的協商、交流雖然獲得長足進展，但未來仍有崎嶇的道路必須面對，兩岸都應該站在同理心的角度，來為對方思考。

兩岸可擴大文化交流層面

兩岸之間其實還有很多合作的空間，譬如產業合作。近期中共提出「十二五計畫」，其中推動一些新興戰略產業，在某些部分正巧跟台灣推出的六大新興產業不謀而合；兩岸在綠能、電動車、LED、服務業等領域，都有極佳的合作機會，大陸有廣大的市場與商機，台灣則有充沛的創意及研發能力，只要雙方能合作就可以創造美好的前景。
此外，兩岸之間也可以進一步思考文化交流的議題。大陸方面積極推動簽署兩岸「文化ECFA」，因為大陸理解兩岸之間簽署ECFA創造了共同利益，形塑了共同的物質基礎，但在兩岸之間仍缺少共同價值的建立。從大陸的角度來看，簽署「文化交流協議」是希望能把兩岸的文化，統整在中華民族文化的框架下；但對台灣而言，過去的發展，事實就是呈現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我認為兩岸要簽署文化協議，必須審慎研究，畢竟在台灣內部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然而文化交流層面應是可以擴大辦理的。
對台灣來講，「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核心價值，不僅呈現在文藝活動、文化產業，諸如台灣的志工運動、民眾搭乘捷運的秩序、饒富特色的誠品書店、公車的博愛座等等生活現象，展現出來的價值觀，都跟大陸不同。個人認為，文化交流恰可讓兩岸理解彼此文化上、生活上、價值上的差異，進而存異求同，因此我主張兩岸可大步推動文化交流，但倘要簽署文化領域的ECFA，似可再斟酌研究。

嚴震生
我在九○年代中期時曾寫過一篇文章，當時兩岸兩會談判分副秘書長、秘書長（副董事長）、董事長三個層級。在最低的副秘書長層級協商時，因為層級較低，談判觸礁、甚至破裂都沒有關係。但是到了秘書長甚至董事長層級，像過去的焦唐會談，就要有一些成果，到董事長層級就是簽約了。像這樣的層級設計，就有一些緩衝，在下面層級談不成沒有關係。
從二○○八年開始，兩會每半年固定舉行會談，六次會談共簽署了十五項協議，而且不再是由兩會處理相關議題，兩岸的官員直接上談判桌，我認為兩岸兩會的談判模式已發生了質變。這樣每半年一次會談，要有一些成果，會不會把台灣民眾的胃口養大了？我們看到過去幾年完全沒有簽協議，而現在每半年就見一次面，萬一沒有簽成協議，是否就會讓人感覺兩岸關係倒退？我們現在把民眾的期許拉高了，未來談的議題愈來愈複雜，如果協商的過程需時愈來愈長，是否以後應考慮拉長會談的間隔，否則如果會談沒有具體成果，可能會讓民眾失望。
二○一一年適逢建國百年，大陸也在慶祝辛亥革命百年，海基會也剛好成立滿二十年，未來繼續談判下去，碰到「中華民國」時該如何處理，將是兩岸必須面對的問題。大陸現在學界也在研究這個問題，尋求兩岸都能接受的共識。如果在這個事情上碰到瓶頸，我想未來會很難有更多的突破。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兩岸的智庫、學者，可以從兩會談判碰到的問題著手，大家敞開心胸來面對處理這個問題。
二○一一年的APEC會議在夏威夷舉行，過去三年我們都是由連前副總統出席參加，以連前副總統的資歷、與大陸領導人的關係，代表參加是非常適合的。但是我再次強調，台灣民眾的胃口已經逐漸被養大，如果又是連副總統參加，會不會讓民眾覺得兩岸關係沒有進展。WHA的觀察員資格也是一樣，我們已經連續兩年與會，如果不能有所提昇，例如成為WHA的正式會員、或是成為WHO的觀察員，而我們申請加入國際民航組織也沒有突破，甚至在ECFA生效後，我們沒有再與其他國家簽成FTA的話，這可能會讓民眾覺得，我們的外交休兵、活路外交政策，是不是碰上了瓶頸，台灣的民眾不會這樣就滿足的。我們希望，在國際組織的參與上，國際空間的突破上能有新的成績，否則對執政黨未來的選情將會有很大的衝擊。

楊開煌

「守護和平、平等談判、自信接觸」

我個人觀察，在過去兩年半的兩岸關係有三個變化：
第一個變化：從過去「追求」兩岸和平到未來的「守護」兩岸和平。所謂守護兩岸的和平，不僅是「簽定協議」，還要持續性協商，但不一定要有議題的簽定兩會才協商。尤其，長期敵對將近百年的兩個政治實體，假如沒有持續性的協商與接觸，兩岸和平的維持是不可想像的。過去雙方是追求兩岸的和平，現在慢慢演變成為守護兩岸的和平。
第二個變化：從過去的「讓利」談判到未來的「平等」談判。以前是「先易後難」、「先經後政」，普遍認為「經濟」是多與少的問題，故較容易；而「政治」是有與無的問題，因此較難。其實，議題的難易不在於項目，而是取決兩項因素，第一個是「心態」，雙方的心態如果是要共同解決問題，無論談判議題難易程度如何，終會找出解決方案。假如雙方心態不想解決問題，就會故意刁難給對方出難題，再容易也會談不成。正如以往十幾年沒有談成，並不是議題的難度高，是因為彼此的「心態」不正。這兩年多來能達成多次會談簽署協議，是因為彼此都想儘快解決問題。
第二個因素是「政治態度」，「政治態度」不全是壞事，有時是好事。兩年多來幾次會談，大陸的政治心態是希望趕快解決問題，就如大陸國台辦主任王毅所說的：「明年第七次江陳會談，可以簽署投資保障協議。」這就是一個「政治訊號」。
中國大陸政權的性質是眾所皆知，只要出現「政治訊號」，即使再難的任務都能盡力完成。反之，也可能讓很容易的東西談不成，例如「一個中國」的問題暫時不想解決就放著等，或是拿出來做為刁難。所以，難易的問題，不在於政治或經濟，而是「心態」與「正確的政治態度」的問題。
往後談判難免會遇到「政治難題」，但雙方解決途徑不同。以台灣的立場來說，中國大陸必須「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但以中國大陸立場的看法並非如此，大陸無法預知承認中華民國存在的政治風險有多大。假如有人能向中國大陸保證，承認中華民國存在不會造成「兩國論」的風險或其他更大的風險，也許大陸會重新思考，但無人敢作如此的保證，北京政府就無須冒此風險。所以，當台灣談「中共必須承認中華民國」時，自己須有完整方案，空喊口號無助於兩岸的和平，否則是徒使台灣老百姓養大胃口而已，而自己又達不到目標。
在平等的談判中雙方維護各自的利益，談判本身就是困難的，以大家所提的「FTA」為例，如果台灣與世界各國快速談成FTA的事，肯定會被說成是「賣台」，FTA怎可能短時間快速談成呢？我們怎能限制自己的政府，一定要在二○一一年七月談成？速成結果肯定會造成「賣台」的質疑！
政府應當讓民眾瞭解，啟動談判是從中國大陸走向世界的一部分，但並非要馬上有結果不可。無論是與中共、美國或其它國家談判，哪樣不艱難？例如，美國牛肉談判事件，台灣的讓步被民眾譴責，難道不會記取教訓嗎？因此，平等談判長達數年之久是常態，否則自身的利益如何來維護呢？
第三個變化：反對黨在五都選舉後的態度有很大的變化，從族群的抗拒到激進的動員以及成立智庫等等措施來看，反對黨從「抗拒交流」到「自信接觸」。這是有利於兩岸關係的，假如執政黨能運用得當的話，此項變化將使台灣內政阻礙減少，從不同民意中找出相同的民意趨向。無論對中共或美國談判，台灣唯有在具備更好的政治資本前提下，才能維護台灣更多的利益。
個人觀察政府二年多的作為，兩岸政策都是在維護兩岸和平、發展中按步就班運作。至於嚴教授所談「養大民眾的胃口」，可能是宣傳的問題，有時候學者可能不經意告訴民眾該如何，卻忘記了說明「談判」本身是艱難的，愈是艱難愈是能夠維護本身的利益。

台灣公民社會成熟應勇於主導文化交流

談到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所謂「百年樹人」，即是文化的蘊涵。文化素質的陶冶需要百年，而中華民國成立屆滿百年，台灣公民社會已逐漸趨向成熟，一方面代表公民對公共領域的重視，同時注意到自身的權利。如此公民素質的養成，對於未來的一年要作何種規劃？二○一一年是中共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重點為「巨大的調整與轉型」，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的調整。台灣與大陸在經濟上相互融和，但文化方面處於領先的地位，尤其是台灣公民與生活的素質，在文化交流方面是可有所發揮的。
兩岸文化交流大致分為六大類：第一為歷史文物交流；第二為兩岸藝術交流；第三為兩岸體育交流；第四為兩岸新聞交流；第五為兩岸學術交流；第六為兩岸文創產業交流。最近，政府反對文建會與大陸文化部推動文化協議，稍微欠缺戰略思考，回應方式其實有許多選項。事實上，在文化交流方面，台灣具有主導優勢，正如馬副秘書長所談及，許多大陸民眾對台灣有高度的好感，包括政治、經濟、社會以及人民素質等因素。台灣新聞比大陸更多元、更具包容性，新聞交流可以做更強的突破，台灣何不以學術、新聞等強項當作「敲門磚」，試試北京態度？如果中共願意，雙方就能產生相互影響的機制。
兩岸一直在談求同存異，但如何化異？如何求同呢？「同」並非各自所認為的「同」，「異」的化解是需要逐步接觸才能化解。假如以「尚未考慮到文化交流」為回應，未來如何因應下一步呢？並非單一「經濟」的突破，就能維護台海兩岸的安全，「文化」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中共也有想要與台灣交流的項目，假如兩岸立場相互交換，不就是「平等談判」的體現嗎？
過去二年來，政府在兩岸關係上有相當的突破，也蘊涵可貴的資產，應該善用資產再加上建國百年的機遇，期與大陸進行文化交流，把台灣的優勢與優良傳承讓中國大陸婦孺皆知。兩岸慢慢地交流，是可以把「同」的部分逐漸擴大。

趙春山
我今天不談學術、理論，來談談兩岸交流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首先在此先肯定海基會的工作，兩岸智庫、學術界對海基會、海協會是非常肯定的。兩會是兩岸特殊關係下的單位，不能以平常的態度來觀之。舉例來說，一九九三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是眾所皆知為兩岸關係重要的里程碑。換言之，兩會間的來往，常標誌著兩岸之間的變化，同時，兩岸關係的變化亦影響兩會間的來往。以此角度來看，我同意大陸王毅主任所談的：「兩會的功能不是只簽協議而已。」以目前現況，兩會功能確實不僅僅於會談後簽署協議而己。
對兩岸發展的新局，我個人有些期待，期待兩會未來的交流，能有三個「有助於」：第一，「有助於」處理兩岸人民互動衍生的基本問題，此為兩會之所以存在的最大因素。兩岸民眾交流所產生的問題，常常是超越政府規劃預期之外的問題，希望兩會未來的協商真正有助於雙方問題的解決，真正問題的解決，會影響下一個的「有助於」。
第二個「有助於」：希望兩會協商有助於增加彼此的互信，因為有些問題雖然解決但卻無法累積互信，會因為某些突發事件而影響。例如「千島湖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意味著雙方欠缺互信基礎，又如廣州亞運楊淑君事件，台灣某些媒體出現負面宣傳等等，這即代表雙方互信基礎不夠。
第三個「有助於」：希望兩會協商有助於開創或建構其它領域問題的協商。兩岸從經濟與民間交流中，奠定未來在政治或軍事互信機制等議題協商上的有利基礎。在可見的未來，除了兩會之外，看不出有任何機構可以取代兩會的角色。儘管在ECFA談判過程中，各政府行政部門以種種名義介入，但真正發揮談判、協商功能，還是以「海基、海協」為主。
有關建國百年部分，兩岸對此應有正確、深入的認識。在一九四九年前，是沒有兩岸關係的，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後，才產生了兩岸關係，兩岸關係是從雙方分治後才確立的。在此現況下，雙方都需要有再深入的認識，換言之，應該再認識過去雙方在不同階段下，中華民國所扮演的角色，或者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為何？中華民國在國民黨執政前，是著重於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但在第一次政黨輪替後，中華民國與對岸關係，就不是單單以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了，更涉及了國民黨、民進黨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了。
中華民國建國百年，我對兩岸關係未來的期許是，三黨之間都必須正視過去歷史中，三者之間的關係，演變至今已有很大的不同。如果欠缺彼此的再認識，在未來處理兩岸關係會有困難。舉例來說，國民黨、民進黨及共產黨對於中華民國的概念各有不同，民進黨口喊中華民國，內心卻不一定存在過；大陸方面在某些場合也提及中華民國，但在正式場合是沒有中華民國存在的。所以，三黨對於中華民國的概念是存在相當大的歧異。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三方對於中華民國的再認識是必須的。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歷史史觀」，在長達一百年中華民國的史觀中，會有許多扮演者，包括中國共產黨、國民黨以及八年執政下的民進黨，史觀議題在未來將扮演重要的部分。

第二輪發言
馬紹章
楊教授剛剛提到協商的心態非常重要，個人深有所感。以我參與的經驗，現階段兩岸負責協商的人員都是抱持務實、解決問題的心態，所以比較容易在困難當中找到解決的方案。因此，兩岸恢復協商以來，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具體的成果展現。
除了心態之外，觀念也很重要，有正確的觀念，才會有正確的作為。二○一○年四月，馬總統曾經與民進黨蔡英文主席舉行過一場辯論會，蔡主席一開始就提出一個「選擇題」，他說國民黨和民進黨最大的不同，就是國民黨「透過中國走向世界」，民進黨是「與世界一起走向中國」。我個人認為這是一個「以上皆非」的選擇題。因為台灣早就是世界的一份子，過去台灣之所以可以創造經濟奇蹟，就是因為與世界建立非常密切的經貿連結。在大陸改革開放之前，我們沒有遭遇問題，但在改革開放之後，世界的大企業都爭相往大陸布局，開展業務。在此過程中，台灣原本佔有極為優勢的地位，世界各國可以藉由台灣走進大陸，但由於二○○○年至二○○八年間，兩岸關係的僵滯，造成台灣與國際的連結愈來愈弱化。在那個時期，不論是美僑商會或歐僑商會每年出版的白皮書，每年都會希望台灣開放「大三通」，但是政府卻始終做不到。因此，很多外商開始從台灣「出走」，繞過台灣，直接登陸，這是台灣面臨的危機。
現在政府採取的兩岸政策，是希望能夠回復並強化台灣與國際之間原有的連結，透過ECFA，讓台灣在世界上取得更優勢的競爭的地位，不必懼怕與東南亞或日、韓競爭，這就是正確觀念的重要性。
現在很流行所謂「年度代表字」，如果從兩岸關係來看，個人覺得二○○○年到二○○八年之間，兩岸關係可用「停」字來形容，也就是「停滯」，這段期間兩岸有危險、有動盪，但也藏有轉機。兩會中斷聯繫，海基會雖然持續發函給大陸海協會，卻從未接到海協會回函。
二○○八年，則可以用「補」字來形容，兩岸恢復協商，開始趕進度「補課」；馬總統五月執政，兩會在六月就進行首次會談，到年底並簽署多項協議。
至於二○○九年，可以用「穩」字來形容。兩岸在談判時，開始樹立雙方可以接受的原則，確立所謂「先經後政、先急後緩、先易後難」的談判原則與方向。
二○一○年，應可用「常」字來形容，也就是進入正常化、常態化階段。但兩岸經過六次會談，碰到的問題愈來愈複雜，牽涉的部門也愈來愈多，談判人員為維護己方利益，往往會錙銖必較，導致協商過程中所花費的時間就會比較久。如嚴教授所言，好像台灣民眾「胃口」已經被養大，稍有遲滯，就會有人覺得兩岸關係是不是「出現狀況」。正常兩個國家之間的談判，例如FTA談判，都必須經過很長時間，「投資保障協議」談個三年、五年，也不算稀奇。兩岸能在半年內完成ECFA談判，其實已經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事實上，兩岸洽商「投資保障協議」的時間並不是非常充分，這次會談無法完成簽署，大家也不必覺得很意外，因為這是兩岸談判走向正常化的過程中，一定會碰到的問題。
二○一○年除了「常」字之外，還暗藏了一個「變」字。因為馬總統提出「六國論」，其中強調文化興國的重要性。此外，馬總統也多次提到「軟實力」的概念，提出要發展「具有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突顯政府希望把未來兩岸競爭的主軸，引導至軟實力、生活方式和兩岸間的制度上，希望兩岸能相互砥礪、相互學習，這是當前政府施政的重要思維。以下再請各位教授繼續發言。

李允傑
影響二○一一年兩岸關係的因素之一，不外乎是「大三角」：台灣、美國與中國大陸的三邊關係。此外，台灣藍綠之間的政治對立與選舉對抗也是關鍵。在這個架構上來看，中國大陸在「江八點」及「胡六點」之後，縱使習近平順利接班，應該還是會「胡規習隨」，除非台灣內部政治情勢發生巨大變化，習近平不至於對兩岸關係有太大的改弦更張。
至於美國方面，我認為只要兩岸之間不涉及軍事、互信機制及政治談判，仍處於經濟、文化合作的階段，美方對於兩岸降低敵意，應該是樂觀其成。比較不確定的是台灣內部的政治因素，二○一一年底立委選舉馬上到來，二○一二年三月緊接著總統大選，密集的選舉會不會影響兩岸關係？馬總統的兩岸政策，會不會因此有一些遲疑或保留？
以文化交流為例，我認為兩岸之間根本不須害怕文化交流。台灣的優勢是在「軟實力」，不久之前我的老師奈伊（Joseph Nye）從哈佛大學來台演講，他不斷地強調台灣擁有的「軟實力」，可以影響或協助大陸提升管理、文化及政治等各方面的素質，台灣對兩岸之間的文化交流不必過度擔心。但如果要簽署「文化交流協議」，則會牽涉到文化認同的問題，譬如大陸領導人喜歡講「兩岸共同致力於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意思就是把台灣文化放在中華文化的脈絡底下，把台灣文化做為中華文化的一枝。但民進黨卻認中華文化只是台灣文化的一部份，台灣文化是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以及中華文化之精隨，所以台灣文化是獨特的、獨樹一格的。至於國民黨，則主張要建立「台灣特色的中華文化」。面對以上的差異，兩岸如果要簽署「文化交流協議」，勢必要觸及敏感的文化認同議題，究竟是要走向偉大的中華文化復興？還是兩邊文化彼此相互欣賞就好？基於上述理由，我認為「文化交流協議」應可在雙方的二軌、三軌或學者專家之間，再繼續研究切磋。

兩岸應努力創造共同價值

前面我曾提到，大陸也在研究「中華民國」定位的問題，例如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劉國深提出的「國家球體理論」，台灣則有張亞中教授提出的「一中三憲」與黃光國教授的「一中兩憲」。但問題關鍵在於，北京擔心會有風險，害怕將來會不會變成「兩個中國」？「兩個中國」萬一遇到台灣政黨輪替，是不是就變成「一中一台」？我可以理解北京的疑慮，對北京來講，兩岸若要坐下談「中華民國」定位問題，絕對要以「統一」為前提，在「一中」框架裡面，來探討「中華民國」的定位。
但對台灣而言，若以「一中」框架為前題，執政黨選舉大概就不用選了。台灣每四年就要面對一次總統大選，每四年要辦一次立委選舉，每四年一次縣市長選舉再加上每四年一次的五都選舉，選舉週期太過頻繁，只要一有選舉，政黨就必須考慮主流民意。尤其，近年台灣主流民意主張「統一」的比例往下降，主張「維持現狀」及「獨立」的比例增加，所以馬總統提出「不統、不獨、不武」的主張，他若不這樣宣示，選票就會受到影響。馬總統也曾說在任內不碰政治談判，無法否認這也涉及選舉考量。兩岸雙方各有各的難處，但彼此如何敞開心胸，以一個開創性的思維來尋找最大的「交集」？兩岸應共同面對與努力。
不僅台灣在慶祝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事實上大陸也在慶祝辛亥百年，包括北京、廣州、上海等地，都有紀念中山先生的活動。中國大陸無非希望兩岸能在簽署ECFA，建立「共同利益」之後，能夠進一步尋求一個「共同價值」。我認為，這個「共同價值」應該回到胡錦濤所提過的「新三民主義」，就是「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跟中山先生的「民主、民權、民生」相呼應。令人不解的是，北京在對台政策上，強調比較多的卻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剛好是台灣人民不喜歡聽的！
因為台灣社會長期接受民主薰陶，注重人權、自由與民主，所以兩岸未來在文化交流部分，除了學術交流、新聞交流，也可以增加一個「治理交流」，例如城市的治理。中國大陸有些城市治理的不錯，比較著名的類似薄熙來在大連，或是上海的治理。先由兩岸城市的治理，到民主的治理，這些都可以透過二軌或三軌的管道來進行交流。
台灣有不少的民眾關心溫家寶提出的政改主張，溫家寶呼應所謂的「四民四權」，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與「監督權」，可是溫家寶在美國紐約的部分發言，竟在中國國內被消音，讓各界非常關注。據我所知，民進黨內部也有一些人在注意中國政改的發展，事實上，北京一直跟民進黨有一些接觸，他們當然也做了心理準備，倘二○一二年民進黨重新執政的話，要如何來面對這個政黨。
如果民進黨再執政，兩岸關係的發展肯定不會像現在一般，應該會有一些差別。日前馬總統公開問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到底承不承認「九二共識」？蔡英文堅絕不予承認。因此，未來民進黨若再有機會執政，在台灣國際空間、台灣主權獨立等問題上，跟北京的矛盾會較大。在這種情況之下，北京應該認真去思考，如何在國民黨執政的階段，能在不否認「中華民國」的基礎上，積極去解決問題。試想，民進黨連「九二共識」的基礎都不承認，不僅很多協議無法簽署，甚至ECFA都有可能停擺。現階段民進黨為了在未來重新執政，嘗試在兩岸關係的光譜上「向中看齊」；蔡英文說要建立中國智庫，用來強化民進黨的中國政策論述與提升直接交往的能量，我認為雙方基本的歧異及矛盾還是存在的。由此可見，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最大的阻力，應該還是台灣的國內政治與選舉影響。

兩會會談可更著重落實已簽署協議

有關對海基會服務、交流及協商的功能，可以用一句話來形容，就是「人少、事多、功勞大」。海基會人力有限，但做的事情很多。有一次我坐計程車來海基會，不用跟司機說地址，他就知道在民生東路，由此可見海基會在民眾心目中的知名度與重要性。
過去海基會為兩岸做了很多事情，未來還有什麼事可以做？我認為，對海基會而言，「江陳會談」的功能不是只為簽協議，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用來檢討、追蹤、考核過去所簽協議的執行情形。例如：兩岸同意開放陸客來台觀光每日限額是三千人，剛開始辦理初期每日只有五、六百人來台，結果被有心人拿來大作文章，質疑協議是「簽假的」；經由雙方多次溝通、檢討與逐步改進，二○一一年起已經進一步擴大開放到四千人，讓老百姓感覺到兩會所簽署的協議，對民眾的福祉是真正有幫助的。現在，遊覽車、飯店、景點非常搶手；將來開放自由行之後，相關的效益也會出現在夜市、小店或攤販，讓更多人受益。
總之，如果兩岸簽署的協議都能落實執行，對兩岸關係發展與國內政局穩定絕對都是好事。然而，類似三鹿毒奶粉求償事件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未來仍應繼續檢討改善，讓兩岸關係的發展處於一個比較好的基礎之上。

嚴震生
從美、中、台關係來看，過去一年，在朝鮮半島、東海、南海這些區域，中國大陸和週邊國家發生一些矛盾。像南韓過去與北京的關係非常好，但因為在南北韓發生衝突時，南韓認為北京並未客觀中立的處理，保守派的李明博政府開始偏向美國，而日本也是一樣。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美國正與南韓、日本、越南發展結盟關係，形成一個新的圍堵中國的政策。
在這樣的政策形成之下，台灣應該何去何從，是我們要擔心的問題。目前看起來美國認為兩岸關係的改善，減少台海地區衝突發生的機率，美國是給予肯定的，也認為台灣處理釣魚台、南海區域問題的態度，並沒有讓美國為難。
但是假使未來美國經濟不能改善，與大陸在匯率、經貿方面的利益衝突將無可避免，當雙方矛盾愈來愈深的時候，會不會有一股保守派的勢力要求台灣選邊站，是我們要擔心的。
二○一一年開始，許多國家要進行大選，包括韓國、美國、台灣，大陸也會在二○一二年換新的領導人，日本近年來首相更替也相當頻繁。因此到二○一一年底，可能會有新的區域局勢產生，當這樣新的區域關係出現時台灣會不會受到影響，甚至間接影響到兩岸關係發展，這是我們要特別關心的部分。
中國大陸在很多兩岸關係的議題上，會擔心如果讓利了，未來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就會「濫用」這樣的讓利，甚至走向對北京不能接受的方向。我個人的觀察是，如果我前面說的一些事情沒有發生（出席APEC的層級提昇，國際組織的參與擴大等等），那國民黨很可能會輸掉二○一二大選，反而讓民進黨得利。大陸如果因為擔心現在讓利，讓未來民進黨執政有機可趁，而不敢有所突破的話，那我認為反而正好會讓民進黨得利因而執政。

楊開煌
影響兩岸關係的因素，不外乎是中國大陸、國際關係與台灣自身等三個因素。觀察過去中國大陸在經歷一連串事件後，對於兩岸關係有二個較深遠的問題：
第一是中國大陸內政改革轉型的困難，不但改革的速度不能放慢，改革的幅度不能縮小，在此情況下更要轉變自己發展的方式，其難度更甚於兩岸關係。過去三十年改革與發展中，中國大陸面臨了國家重新轉型的困難。例如，在速度與幅度之間、在東部的政改與西部的經改之間、在改革的手段與革命的手段之間等等，如何統籌兼顧，讓北京面臨非常大的困擾。此種困擾會使得它在許多作為上，用其它事項來補償其內政上所遭遇之難題，如此一來會影響其外交關係的表現，亦會影響兩岸關係的開展。此為第一個中國大陸在內政所會遭遇的困難。
中國大陸所面臨的，即是所謂「成長的煩惱」，正如成長中的青少年，身體雖已成熟，但在心智、應對等各方面還尚未成熟，一旦須承擔成人責任時，反而說：「不！我尚未準備好！」同時，大陸也面臨身份調適的問題，其中包含成長的痛苦，大陸目前還是以較穩健的方式，來因應內外的困難。在國際身份的認同上，大陸也在重新認定該承擔的國際角色，最近在大陸有很多的研討會都作這方面的探討。這並非學者本身自願作的探討，應該是中國大陸外交部或更高的系統有此需求，請學者來作研究。
第二個是國際因素。最近日本從鳩山首相開始，到菅直人首相，連續三次外交事件處理欠佳，包括對沖繩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北方四島主權問題、釣魚島海域發生的撞船事件等等，可見日本也尚未準備好來面對亞洲局勢的轉變。其中最重要的轉變，是中國即將與日本一起面對亞洲新局勢，而日本本身並未調適好。剛剛嚴教授提及美國似乎有種「包圍」政策，其中特別的是美國與越南舉行軍事演習，因為美國與社會主義國家舉行軍事演習是前所未有的。
從政治經濟面向來看，這些國家在面對中國崛起的過程中，都採取政經分離的原則。因為今日的社會形態與過去不同，過去的圍堵政策是採取「一刀切」的政策，現今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所以，在國際因素方面須注意到台灣如何自處的問題，台灣應該明瞭現今已進入「後現代」的外交時代，無法用「線性」來觀察一個國家的行為。要以「非線性」、「多元化」等複雜因素來觀之，何事對國家有利就應該保守，何事對國家不利就應抗拒。在此同意嚴教授所言，台灣不能只注意此波新的圍堵，而無視於其它國家採取的政經分離的作為。
我建議政府必須借鏡周邊國家的作法，不能只因「圍堵」就選邊站，應採取「平衡」的外交模式，如政、經分離模式來處理。台灣與其它國家的對中關係，最大不同點在於「文化」，文化是台灣一項重要的突破點，在與中國大陸作「政經分離」時，台灣可以因為「文化」的雷同性與交流而得到更好的「籌碼」。個人認為國際因素的重要性是存在的，但也與複雜性並存，台灣不能只看單一面，而需要多方面觀察。
最後，是台灣自己的因素。最近觀察民進黨開始尋求與中國大陸的互動與接觸，如此一來台灣內部族群政治對兩岸政策的拔河關係會逐漸淡化，而淡化的意識型態會使得台灣內部問題可尋出一些共識。現今短時間內可能無法看出成果，主要原因在於民進黨有「十年政綱」，而國民黨卻無新的兩岸關係論述。國民黨雖有「黃金十年」，卻只是「戰術作為」而無「戰略構想」。「不統不獨」只是一種「戰術性構想」，國民黨需有「戰略性作為」才能與民進黨平等對話，也讓台灣人民瞭解兩岸和平交流不會造成主體性損害，因此無須用「對抗」來突顯主體性。
國民黨應當在論述上與馬總統區分，因總統任期有限，而國民黨是長期存在於台灣政壇，不能只論述交流、和平、穩定或發展，必須將「戰略論述」補齊。未來兩黨「論述問題」，將成為兩岸關係的主要議題之一。也許初期表現於族群問題，但慢慢地台灣人民會問將「何去何從」？甚至「為何而戰」？這是國民黨必須要回應人民的答案。
在台灣自己的因素中，年輕人的交流與看法，會深刻影響兩岸的交流，過去的論述雖有其建設性，但畢竟是過去式，現今國民黨必須有新的論述。如何在經濟融合、文化領導、政治領先的情況下開創台灣新格局，這是國民黨責無旁貸的事。若只圖每次選舉的斤斤計較，最終會輸掉執政的機會與權力。我在此強調，缺乏論述的國民黨是不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
至於，對海基會及政府有什麼期許，在最近一年多兩岸密切交流後，我有幾點改進的建議：
第一，可否減化大陸學者來台行政審批手續，無須逐次填寫其詳細資料。可以明確告知對方，若有變化須事先通知，否則可以否決其入境。特別對於常來台灣的學者，希望對學者亦可比照台商辦理一次多簽的優待，雙方在行政效率方面還是有改進的空間。
第二，建議海基會定期辦理海峽兩岸論壇，台灣除了以「文化交流」作為突破外，可以加上「社會交流」的突破。如能邀請大陸基層公務人員來台觀摩，與台灣的鄉鎮層級作交流，直接觀察現今台灣社會面向，讓其瞭解台灣基層社會運作，如里民大會、市議會等等，我認為會獲得多數大陸人民好評。海基會可以搭起「社會交流」的橋樑，再交給相關的民間團體或贊助者來運作，辦理每年兩岸社會交流活動。
第三，增加兩岸互信。不論在過去民進黨執政時代，或現今馬政府時代，兩岸的互信不外「誠意」與「善意」。誠意的表現是一以貫之，中共對此表現是非常徹底，如何說就如何做，真正做到一以貫之。另一個是善意，就心態與觀念的問題，過去有誠意但沒有善意，例如，陳水扁談「統合論」、「兩岸和平穩定框架」等等，是有誠意但沒有善意。
現今即有誠意又有善意，要如何做呢？應讓雙方多接觸。例如最近邀請大陸研究生來台參加碩博士生論文發表會，陸生對於台灣研究生的政治認同感到訝異。在過程中，雙方有很大的爭論，從爭論中認識台灣的學者與研究生的想法，可讓大陸專門研究台灣問題的學生，親身體認兩岸政治認知的差距為何。陸生來台交流後產生衝撞爭論，返回大陸會產生相互思考。反之，台灣也會反思得知大陸的看法，兩岸學生各自思考後才會增加理解。我們可以創造一個環境，讓雙方年輕人從「差異」開始逐漸尋求「相同」。此舉對兩岸關係長遠而言，是具有建設性的作法。

趙春山
我在此提出二點：第一是美國因素。今年大陸學者自我檢討，過去二○一○年整個中共外交是「失分」而非「得分」。對美國外交陷入了南海主權、朝鮮半島問題，國內經濟問題嚴重，唯一讓大陸感到安慰的，是兩岸還能維持和解關係。兩岸關係和緩，不僅是大陸讓利，實際上是兩岸都得利，大陸可全力處理其外交及內政問題，尤其二○一二年大陸要面臨領導人接班問題。
美國方面有些人認為，現在中國大陸對外政策不知由誰拍板定案，有些大陸內部的利益團體及軍方部門，在大陸對外、對台政策上的發言聲音愈來愈大。美國對中國的認知亦較以往大幅改變，中美之間的軍事交流逐漸恢復，美國主要媒體也紛紛發表文章說明，現今美方改變態度，一方面稱讚中國大陸此次對北韓施加壓力得到效果，另一方面也認為中國大陸在國際經濟事務上負起責任。就美國因素而言，實際上大家對中美之間的關係不必有過多的期待，因為當中美雙方關係惡劣時，自然會有一套機制使其慢慢恢復。有一點須特別注意的是，在五都選舉後，中國大陸對民進黨未來的大陸政策走向具有高度興趣。
另一項要提的，是兩岸往來相關簽證行政效率都要檢討，誠如楊教授所言，雙方辦理簽證的程序可以再簡化。未來民進黨的大陸政策可能會有某種程度的調適，大陸對此雖然有質疑，但也帶點期待，執政黨應注意民進黨大陸政策的調整。在此呼應楊教授的說法，現今國民黨採取的是「親美、和中、友日」政策，但在「友日」方面，民進黨在對日關係上有其優勢，執政黨必須加倍努力與日本保持友好關係。
在「親美」方面，美國對兩岸政策，如以國民黨與民進黨相比較，除非回到陳水扁的「trouble maker」時代才會有例外，否則的話，美國對戰後任何發展中國家是採取平衡政策。在諸多情況下，美國是幫助在野黨較多，美國認為符合其平衡原則。未來如果民進黨向其保證不會作「trouble maker」時，美國會採取何種政策作為，就值得我們來研究了。
「和中」方面，是國民黨執政後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假如，未來民進黨進行「和中」政策，那國民黨未來的的論述就顯得非常重要，希望現今執政黨應瞭解其重要性。到二○一二年之前，假如民進黨擬定的大陸政策，與國民黨的政策相同，到時執政黨能否將過去二年來的大陸政策成績化成選票，值得執政當局來思考。總而言之，台灣內部因素在二○一二年政情發展是操之在我，這是重要的變數。我對於政府及兩會的期待，是國泰民安、兩會繼續運作、兩岸關係和緩，在二○一二年能有一個平順的選舉。

馬紹章
首先感謝四位學者教授在百忙之中，撥空來參加交流座談會，同時也感謝各位對海基會的肯定，我們會時時自我惕勵，再接再勵為民眾提供服務。
剛才各位都提到，朝野之間對於兩岸政策的論述，可能會對二○一一年的兩岸關係，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但不論如何，兩岸關係目前已經營造一個和平繁榮的大趨勢，如同楊教授所提，兩岸關係正處於歷史上難得的機遇，雙方都應該要特別珍惜。
最後，總結大家的發言，我整理出五句話，當作朝野與兩岸共同努力的方向：
「小心翼翼　守護和平」
「時時刻刻　促進合作」
「面面俱到　強化交流」
「真心誠意　累積互信」
「念念不忘　追求繁榮」
只要大家共同努力，兩岸關係就可以朝兩岸人民最有利的方向發展。再次感謝各位的指教與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