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開放交流逾二十年，中華民國政府以合於憲法體系與價值之方式，成立海基會並授權辦理有關業務。這種經由組織法源、委託契約及兩岸兩會協議的立法院監督，使得相關協議的民主正當性獲得確保，並開創未來兩岸兩會之進一步協商。儘管ECFA之簽署與立法院審議過程中在野黨有諸多反對，但雙英會辯論、政府之積極溝通說明及其他之監督機制，無疑已經強化民主正當性的基礎。
　　黃錦堂教授指出，兩岸交流法律的演變，得由「形式法制面」與「實質價值面」，分別加以觀察。前者指兩岸交流的制度，必須合乎中華民國憲法之權力分立（尤其行政權與立法權之權限劃分）、中央地方分權或甚至人民主權等架構規定；至於實質價值面，係指兩岸交流的協議與規定，須合乎中華民國憲法與整體法秩序，就此主要為基本人權與基本國策，亦即福祉、自由、平等（含禁止歧視與積極之濟弱扶傾）、民生福利國等價值。文中更將兩岸交流的法律關係，區分為無涉及兩岸兩會談判之單純我國內部管理者，以及牽涉兩岸配合，從而須經兩會談判達成協議，並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而完成法制化者二類，進一步加以分析討論。
　　在屬於我國內部管理事項部分，目前兩岸交流相關事宜，主要仍以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主，至於海基會主要的「協商」、「交流」與「服務」相關業務，黃教授也從法源依據與組織監督等不同面向，深入探究相關規範的適切性，並提出具體建言。
　　黃錦堂教授在文中特別提出一個問題：倘兩岸兩會協議，尤其ECFA，若台灣內部經民間NGO或在野黨領銜而跨過公民投票提案與連署門檻，而且主文也合乎公民投票法的規定，則大陸是否樂見，能否容忍？黃教授認為，這個問題十分棘手，蓋大陸一向不樂見台灣人民針對兩岸事務進行公民投票，理由不外為公投為人民主權的高度展現，公投結果不無具有台灣主體意志的表示，在兩岸或其他國家人民心中將具有重要意義，甚且將進一步影響大陸所轄其他地區的民眾等，本問題從而可能成為兩岸協議最激烈的爭執所在。
　　海基會與海協會在二○○八年六月以來，已經完成簽署十五項協議。黃錦堂教授強調，兩岸協議的落實，涉及兩岸廣泛人民的福祉及兩方誠信的維持與發揚，具有重要意義。但無可諱言，其中也具有相當的挑戰性，一則於兩年半時間內雙方完成十五項協議，後續的落實，工作質量龐大。二則每一項協議可謂均涵蓋一個龐大的政策領域，先前欠缺足夠的合作基礎，而文本本來就具有抽象性，更何況其中局部係出於必要妥協之安排，凡此乃不免帶來執行時之不穩定性。三則雙方的合作執行才剛開始，需要經過磨合與細膩部分之共同作法或甚至共識建立之過程。四則兩岸間的法制乃至行政、檢調與法院體系，容有一定之體制或發展階段上之差別性。五則兩岸的互動受到各自內部政經社文法制結構與政治議程的牽動。以上顯示，基於上述原因，黃教授認為，目前除ECFA設置有「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的平台外，其他協議之落實與過程中困難之解決，尚缺乏專責與穩定的機制，必須由實質面與法制面來共同設計一套制度化的機制。
　　黃教授認為，兩岸簽署ECFA，顯示馬政府對兩岸交往的善意，中國大陸作為世界大國，應以更大的善意作為回應，否則似乎難以開啟兩岸進一步的善意與協議空間。尤其，兩岸交流的開展，隨著十五項協議的簽署與後續的落實，兩岸人民的往來與利益將更為深化，並趨向高度交織。
　　這對台灣民眾與政府而言，固然充滿機會與希望，但無可諱言也有危險與風險。這一方面主要表現於兩岸間之國家安全與外交空間的爭執，而另方面也潛藏於兩岸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基本價值與國家社會相關結構之根本或階段性發展之差距。我國政府與學界，均高度重視這個問題，黃教授並引用馬總統二○一一年元旦文告的談話，呼籲大陸要讓人民享有自由、民主與法治的多元生活方式。
　　黃錦堂教授在文末指出，馬總統就職以來，兩岸交流各領域法律之實質價值演變，均朝向積極交往與開放，符合全球化競爭與大陸崛起下之經貿情勢與比較利益，也合於中華民國憲法基本人權與基本國策所設定價值之應有衡量。展望未來，中華民國政府以其所處的政經媒體之決策環境以及既有的政府組織，一般已經能夠有效消化落實兩岸有關的人權與法治議題。至於開放進程，取決於專業領域需要及兩岸整體之高政治性、複雜且動態發展之情勢。短中期而言，取決於兩邊決策主體之誠意與決心及有關的制度安排；中長期而言，尚涉及大陸之與時俱進強化當代核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