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開放兩岸交流已二十餘年，交流政策如何演變、得失如何，實值探究。周繼祥教授沿著歷史演進的脈絡，將政府的兩岸交流政策劃分為「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年五月十九日」（李登輝主政時期）、「二○○○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八年五月十九日」（陳水扁主政時期）、「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以來」（馬英九主政時期）三個階段，描述各階段兩岸交流政策的來龍去脈，並說明其影響。繼之以目標、價值、策略為指標，比較和檢討前述三個階段的交流政策，進而省思政府該有的兩岸交流政策。
　　對於前述三個階段的交流政策，周繼祥教授翔實分析整理，頗值參考。簡言之，李登輝總統主政時期，政府對兩岸交流從單向、間接、民間性的原則，演進成訂定政策（國家統一綱領）、制定法律（兩岸條例）、設立機構（國統會、陸委會、海基會），逐步開放民間各層面的交流（開放之具體項目由一九八七年的三項，增至一九九七年的二○七項），交流範圍遍及所有類別，交流深度由「點」及「面」。政府也提供經費支援（中華發展基金），以基金孳息輔助兩岸交流的活動。雖在經貿交流方面，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採行「戒急用忍」政策，然至一九九八年六月底，大陸已成為我最大的對外投資地區。兩岸民間交流成長的速度，遠超過同一時期我與其他各國關係的成長。
　　至於，陳水扁總統主政時期，周教授認為從陳水扁二○○○年五月就職演說的「四不一沒有」，到同年年底的「跨世紀談話」，顯示陳總統上任之初即向對岸釋出善意，並延續李總統主政時期的兩岸交流政策。但因北京持續不理會其善意與連任壓力，而於二○○二年八月宣稱「海峽兩岸一邊一國」，使兩岸關係陷入緊張。陳總統從二○○四年五月連任到二○○五年五月，重提「新中國路線」，向北京重啟「機會之窗」。惟隨著「扁宋會」破局、連宋相繼訪問北京，加上二○○五年底縣市長選舉民進黨大敗，二○○六年陳總統元旦文告提出以「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替代「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同月底更主張「認真思考是否廢除國統會與國統綱領」。二○○七年三月四日提出台灣要「獨立、正名、新憲、發展」，接著宣布展開以「台灣」為名義加入「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運動，這些舉動招致對岸的抵制。然而這些作為，從統計數字可知，並未連帶波及兩岸的交流。
　　對於馬總統二○○八年就職以來的交流政策，周教授認為從就職演說強調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到二○一○年元旦祝詞，宣示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不武」，並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推動兩岸交流與合作。而二○一○年國慶大會，馬總統又一次宣示，將持續加強兩岸在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層面的深度交流，累積互信，化解歧見，以維繫台海和平。可見，馬總統強調的兩岸交流在性質上是「深度交流」，目標是「增進瞭解、累積互信、化解歧見、維繫和平」。
　　政府實施兩岸交流政策二十餘年來，三階段發展如上，周繼祥教授從以下三個面向，分析其利弊得失：

一、目標的比較與檢討

　　周教授指出中共的兩岸交流政策目標始終十分清楚，即寄希望於台灣人民、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我方李、陳、馬三位總統的大陸政策目標卻有極大差異。李總統由追求統一而提出兩國論，政治對交流的干預越來越強；陳總統由想進行兩岸和解到向深綠靠攏、爭奪台獨教父地位；馬總統從「終極統一論」到「台灣前途由兩千三百萬人共同決定」、「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不統、不獨、不武」。李、陳、馬三人對兩岸關係基本立場的不同，使得三個階段政府兩岸交流政策目標也不一致。

二、價值的比較與檢討

　　周教授表示，北京當局認為兩岸交流的價值主要有：⑴紐帶和橋樑的作用；⑵凝聚作用；⑶穩定作用；⑷認同作用。就此，台灣前後三任民選總統，對兩岸交流政策的目標雖不一致，但對交流價值則有高度的相似性。李總統主政時期，政府認為透過民間交流可以產生兩種價值：一是自由民主思想發酵作用；二是燈塔效應，促成大陸和平演變。陳總統主政時期，除了全盤修訂兩岸條例及其子法外，並提出「兩岸交流政策說帖」，認定交流可增進了解、降低緊張，是亞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基石；其次，強調政府和解與開放政策，願意擴大兩岸經貿、文教、社會交流。而馬政府兩岸交流政策的價值，是增進雙方的認識與瞭解、減少敵意，甚至化敵為友，維持兩岸和平。因此，三任政府兩岸交流政策的價值並無太大差異。

三、策略的比較與檢討

　　周教授繼而指出，中共始終將交流視為統戰手段，操作對其有利之特定交流議題，甚至表明要推動對台「三戰」（心理戰、輿論戰及法律戰）、「三入」（入島、入戶、入腦），積極與台灣各界建立互動管道與聯絡關係，掌握交流訊息，實行各別突破，貫徹其交流策略。
　　相對於北京帶著侵略性的交流策略，李總統主政時期，陸委會即指出，兩岸交流的障礙和困難，包括：⑴中共泛政治化作為；⑵兩岸資訊交流失衡；⑶兩岸交流與深度均顯不足；⑷兩岸交流民間力量不對等。陳總統主政時期，陸委會的「兩岸交流政策說帖」，表明兩岸交流三個問題：⑴中共藉兩岸交流進行分化統戰；⑵兩岸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差異；⑶交流速度、幅度與國家安全的考量。馬政府主政以來，將兩岸交流視為機會，陸續擴大與大陸之間的各項交流，並從以往的單向發展，演變成雙向往來，可說是「兩岸交流史上的一大進展」。但馬政府宜加強政策的溝通、說明，以化解民眾對兩岸交流走得太快的疑慮，並回應在野黨對其政策「傾中」、「親中」的抨擊。
　　最後，周教授提出一個發人省思的問題，究竟政府該提出什麼樣的交流政策，才可以和對岸交流而不被對方淹沒？借重對岸的長處，卻又可以免於過度依存於對方的風險？值得我們共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