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段樵教授引述西方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強調，在市場（或資本主義，或自由）經濟，每個人於追求自利中，達到了整個經濟體的最大利益。一九八○年代以來，台商對大陸地區的投資亦可作如是觀。在這過程中，台商投資是大陸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在一九八○年代中期即進入大陸開放地區的外資先行者之一。台商是先行者、冒險者，並舖墊了大陸引資發展路線持續深化的基礎。
　　一九七三到一九七九年的兩次石油危機，加上勞動成本的上升，令台灣的企業在一九八○年代起，不得不積極尋求產品與技術升級或進行海外直接投資（FDI）。台灣企業的海外投資行為也是一種順勢操作，將本身的勞動密集工序，向生產成本較低的鄰近地方作梯度轉移。在一九八○年代，這種地區首先是越南戰火平息後的東南亞，其次乃是大陸首先對外開放的廣東珠三角區域。
　　段教授指出，由許多實際調查研究的結果，可以肯定台商是大陸製造業外資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數量上的重要性，可能僅次於香港企業。由於台商早期以香港為後勤基地往珠三角，其後往長三角發展，台商與港商的群聚與供應鏈關係也較密切。台商、港商及其他外商，對受資地區的經濟發展，產生若干值得學界驗證或量化的影響。
　　台商的境外投資，有極明顯的製造業跨境生產特質，對外與對大陸的持續投資，使台灣的產業結構逐漸偏向服務業。一九九三年之前，台資在廣東的投資最多，主要集中於東莞、深圳與廣州，各年總金額尚超過在上海與江蘇投資的合計，但其後即被超過。不過迄今，廣東項目總數仍居大陸第一，台商對大陸投資，至少在珠三角部分，也帶動了台商在香港的直接投資。
　　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之後，台商作為整體外商的一部分，直接對資本、就業、出口、財稅做出量的貢獻，也為本身的持續成長贏得利潤條件與經營空間。如自更宏觀的視野觀察，在大陸官民積極配合，努力學習，以圖追回一九五二到一九八○年間失掉的三十年的不懈奮進下，台商與整體外商的自利行為，更為大陸至少在長、珠三角地區，帶來了經濟發展、脫胎換骨的機遇。三十年來，此二地區乃至全大陸，在經濟增長上獲致的成就，就印證了這一點。
　　研究發現，在廣東、江蘇、浙江，特別珠、長三角地區，前者有香港，後者有上海，形成了二個地區引資的核心城市。長期發展下來，塑造高效分工的城市鏈，提供該地區宏觀層次的聚集經濟效益。台、港企業為此二地區帶進產品生產分工網絡，這是聚集經濟效益在產品層次的體現，也帶來了配套行業，包括服務業的興起，令各受資城市，改變了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地級市「小而全」，工業行業類似度較高，金融、物流等服務業高度不發達的局面。各地區行業相異性因外商企業進入，民營企業興起後增高，城市鏈內各地依比較優勢條件發展，也增進了長、珠三角整個地區結構優化，行業互補發展與產品分工群聚形成的整體經濟效益。
　　段教授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世界經濟情勢明顯改變，大陸也將經濟發展目標由「惟增長」轉為「多元與可持續的增長」，動力由「外需」朝向「內需市場的開發」。三十年增長之後，勞動者的福利更受重視，生產成本也在緩步增加。台商面臨的技術升級、管理升級的壓力必然日益沉重。過去三十年「築巢引鳳」，今日可能要「騰籠換鳥」，這也是市場經濟規律的一部分。
　　台商與外商在大陸，前三十年的階段性角色可能已近尾聲，下一個三十年，在地主國經濟發展中的角色，可能要參考目前在愛爾蘭、東歐，甚至在英、美、日等國的外商或台商先行者的經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