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自一九七八年積極採取改革開放政策，並開始吸引台商前往投資；而在台灣的部分，於一九八七年解嚴，同年十一月開放國人赴大陸探親，又於一九九○年開放台商對大陸間接貿易及投資，促使兩岸雙方經貿往來日益熱絡。
　　之後兩岸雖歷經「戒急用忍」、「積極開放、有效管理」及「有效管理、積極開放」等政策主軸的不同，但雙方經貿相互依賴程度日漸加深。亦即，兩岸經貿關係，雖然會受政策或政治波動的影響，惟從長期的趨勢來看，兩岸經貿關係仍受兩岸經濟比較利益所引導。
　　自二○○七年起，大陸生產條件丕變，新產業政策不斷出爐，使得台商及台灣或多或少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另外，二○○八年台灣政黨再輪替，使得兩岸政策偏向開放趨勢，也使得兩岸經貿關係可能產生質化的改變。
　　伴隨著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洗禮，全球一部分消費市場往新興市場移動。二○一一年起，台灣及大陸陸續推出黃金十年及十二五規劃，兩岸產業也同時面臨經濟結構轉型，這些林林總總變化，不僅帶給兩岸產業新機會，但也面臨無可迴避的轉型挑戰。
　　事實上，大陸正面對許多轉型及挑戰，台灣也曾經歷過，這些珍貴的經驗應可提供大陸擬定相關政策參考；另外，若以產業供應鏈來看，台灣及大陸同時面臨產業價值鏈不完整的缺陷，兩岸有無可能在新興產業發展的領域上，發展出全球標準或品牌，也是兩岸產業的機會與挑戰。
　　隨著目前兩岸政治氣氛趨於和緩態勢，雙方均有「擱置政治爭議，開創經濟雙贏」之默契，啟動許多事務性協商，利於經貿交流互動。台灣應考量發揮既有區位優勢，定位為亞洲經貿關鍵樞紐，而兩岸經貿政策朝自由化調整，勢必益於台灣區位優勢重獲重視，以及台商回流投資。未來，台灣應重新思考經貿戰略，將思維從消極防禦轉向積極拓展。在產業發展上，應積極推動產業合作平台，裨益共同研發、產業分工與拓展大陸內需市場。
　　就長期而言，亞洲尤其是大陸，在金融海嘯後，勢必發展自我市場與產業調整，事實上，這也符合大陸自十一五規劃以來及目前十二五的經貿計畫策略方向。從十二五規劃，我們也可以瞭解大陸的轉型方向，首先，是製造與生產的大陸將轉為服務與市場的大陸；其次，過去外資主導產業發展模式轉為重視科學發展觀，亦即科技自主產業升級與轉型；第三，產業及區域結構失衡轉為小康社會目標的達成，未來老年化、少子化下健康照護與安養議題（包括醫療保險制度）、數位落差及資訊國際接軌等議題，勢必處理妥善；第四，過去以付出環保生態代價的產業發展模式，必須重新思考環保生態與產業發展共榮之道；第五，城鎮化下，中產階級的興起，對於文化及精神娛樂需求。
　　這些轉變與發展趨勢，都提供台灣產業發展的機會，因為這些產業發展的轉型，對台灣而言，不是過去經歷過，就是現在正努力克服中。也就是說，在未來大陸及亞洲的產業發展趨勢下，台灣所扮演的角色，需由過去利用生產資源利基，轉為提供克服轉型經驗與解決方案的服務者。
　　亞洲及大陸的轉型勢必發生，商機亦逐漸成形，過去兩岸經貿未能正常化的情形下，台灣只能坐看亞洲轉型的發生與機會的流失。如今，在兩岸經貿發展正常化的新局下，台灣實有機會貢獻其擅長及轉型經驗。
　　總之，無論從金融海嘯或兩岸新局的趨勢來看，台灣產業勢必轉型，亞洲最終及服務市場的經營，是機會也是挑戰。成功與否，端看兩岸經貿合作模式的配套思維，倘若這樣的模式與機會可以擴及亞洲其他各國，那麼，台灣角色及定位才得以突顯，否則，將使台灣落入依賴單一市場的系統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