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華民國據守台灣。中共持續對台採取軍事行動，直到一九五八年的八二三炮戰為止，軍事征服台灣的失敗，並未讓中共放棄想要使用武力達成統一的最終目標。兩岸未來和平發展的路徑如何？在後ECFA時代有無特出之處？
　　嚴震生教授指出，一九八○年代末期開始的民主化，促使台灣改變大陸的政策，不僅承認分裂國家的事實，更展開與大陸的交流，紓解兩岸的緊張關係。海基會與海協會的一連串副秘書長級和秘書長級的談判，促成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
　　民主化的第二個結果就是台灣認同的出現，加上台灣獨立運動，兩者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後衝擊台灣的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兩岸兩會協商，在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美時，出現變化，北京當局中斷兩岸協商、以試射飛彈恫嚇台灣。民進黨二○○○年執政後，讓兩岸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不復存在。二○○二年陳水扁總統宣布「海峽兩岸，一邊一國」，二○○四年進行防禦性公投。二○○五年的廢統論，強烈意味著「國家統一」不再是未來的政治選項。
　　觀察國民黨二○○八年贏得總統大選後，嚴震生教授認為馬英九總統的「不統、不獨、不武」、「外交休兵」、開展直航和深化經濟關係，都是推動和解、消弭緊張。兩岸兩會已進行六次江陳會談，簽署十五項協議、達成一項共識。以九二共識為基礎的兩岸和解，在雙方簽署ECFA後，更邁向一個新的階段。台北希望透過ECFA，擴展台灣對大陸的出口及達成經濟的永續發展，也企圖透過與其他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能，打破外交孤立。
　　嚴震生教授在文中提出，雖然馬總統領導的政府並沒有主張台灣的法理獨立，但它基本上並沒有追求透過政治談判達成國家統一，而是以維持現狀為基本政策。這個立場反映了大多數台灣人民的偏好，即雖然他們歡迎兩岸經濟交流的深化，但這樣一個情境，很難持久。未來雙方要進行政治協商的時間遲早會來，台灣是否做好準備？是否要從消極的維持現狀，轉向積極的協商談判，並設立最終目標？
　　嚴震生教授廣泛考察分析主張兩岸統合的學者以及曹興誠先生的意見，提出「共同多數及雙重否決」的方案。嚴教授引用十九世紀一位極負盛名的政治思想家─考洪（John Calhoun）之理論，建構此一方案。身為美國南北時期的南部分離主義者，考洪是一個具有原創性的政治思想家。為了保護南方的利益，並且不違反聯邦主義的精神，考洪提出了無效理論（nullification theory）及共同多數（concurrent majority）的設計，來處理區域間的衝突。無效理論是指在聯邦法律與州法律發生牴觸時，前者不具效力，不再適用於州的層次。共同多數的設計，就是若聯邦法律必須適用於州的層次時，它們必須獲得該州多數人民的支持及同意。
　　嚴教授指出，若將無效理論應用在兩岸關係上，一中三憲的模式或許是考量的對象，也就是說第三部憲法必須與中華民國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不相牴觸。將共同多數應用在兩岸關係上，台北和北京都可採納此機制來否決一方片面改變現狀。此一方案讓台灣可以有機會說服大陸民眾支持台獨。換句話說，雙方都必須努力贏得對方的民心，不是使用武力，而是透過說理。
　　換句話說，兩岸都可以抽離目前「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困境，進入「一個現狀、各自表述」的新境界。兩岸如何維持現狀的關鍵，在於雙方都擁有否決對方片面改變現狀的權利，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否決（dual vetoes）。
　　大陸若能實行一個公開、公平及透明的投票程序，它或許早已是成熟的民主國家。一個人民享有真正民主的大陸，應當能尊重台灣人民的自決（self-determination）。在此之前，繼續維持現狀或許是台海和平穩定最可行的方案。
　　嚴教授在文末語重心長的表示，在ECFA生效後，預期台灣將和大陸有更緊密的經濟整合。兩岸學者對以和平方式達成兩岸統一的提案與建議，在可預見的未來很難施行。「共同多數及雙重否決」的方案，可以充分反映台灣民主現實，而此一方案的投票程序，能讓大陸民主向前推進，有助於未來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