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前言

　　物價上漲的相關討論基本上並不常出現在大陸過去的社會生活之中，社會與政府政策所關注的議題，大部分都集中在物資及生產的調節與分配之上。原因在於過去大陸的計畫經濟架構之中，配給等相關制度取代市場價格訊號，成為分配生產與消費性物資的主要法則。而改革開放，國退民進之後，以顯著的固定資產投資成長率做為代表現象的快速工業化，也使得大陸國民經濟的生產能力遠遠超過了消費的成長，造成大陸在九○年代中期走出短缺經濟之後，又陷入生產過剩所形成的通貨緊縮現象。直到最近，價格問題才開始成為大陸貨幣政策主管機關與民間社會的關注議題。
　　大陸過去嚴格管制物價，特別是民生性物資的價格，事實上與其早期產業政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曾指出，大陸過去管制物資價格的主因，在於上個世紀五○年代選擇跟隨蘇聯模式，以資本密集性高的重工業，而非輕工業，做為第一波工業化的主力產業。但由於重工業的資本密集特性，與大陸在二戰後缺乏資本的現實之間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必須透過政策介入壓低銀行利率與外匯價值，並且透過發展壟斷性國營事業，加上壓低各種投入要素價格，才能夠快速累積並動員資金以利發展重工業。因此，過去大陸工資與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也是在這樣的產業政策下，被刻意的壓低，進而引伸出後來的聯產與配給等一連串的配套制度。
　　因此，解讀物價上漲對大陸社會的影響，其角度與解讀物價上漲對西方社會的影響有很大的不同。畢竟大陸有從計畫經濟轉變成為市場經濟的歷史過程，因此社會對大環境的物價上漲不一定全然抱持負面看法。首先是由於大陸工資也計畫的往上調整當中，此外歷經計畫經濟時期的大陸民眾，對過去政府控制物價後所造成的生產短缺惡果，還記憶猶新。因此來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學者，常以其本位去理解大陸的物價上漲問題，並且認為物價上漲一定將會造成大陸社會秩序的動盪不安，其實未必正確。大陸物價的問題也遠較已開發國家複雜，因此必須細部分析其核心問題，方能理解對社會將產生何種影響。

二、問題分析

　　表一是大陸國家統計局所公佈的居民消費價格分類指數。從資料中我們可以推斷目前大陸物價所存在的幾個現象。首先是食品類的物價上漲率最高，除了鮮菜漲幅維持在三％～六％之外，其餘項目漲幅均超過一○％，鮮果類漲幅更高達二九‧六％～三一％；相對而言，除了居住類指數有六％～七％漲幅之外，工業產品與主要服務漲幅均非常有限。代表這一波大陸物價上漲主要集中在食品與居住上，工業產品甚至仍然存在供給過剩與通貨緊縮現象。
　　其次，除少數項目之外，大部分項目價格指數的城鄉差距不大。以食品類而言，農村產地價格漲幅應低於城市漲幅，但在糧食、肉類與鮮菜等卻得到反例；反之工業產品與服務的城市價格漲幅應低於農村，但在煙酒及用品、家庭設備用品與服務、醫療保健等卻得到反例，足見物流成本並非決定此次物價上漲的主因。
　　在我們將焦點放在食品與居住類項目的價格漲幅，並且消除物流成本對價格上漲的影響懷疑後，合理的推斷剩下兩種可能，第一是國際與大陸貨幣政策問題是造成食品與居住兩者價格上漲的主因；第二則是貨幣政策只影響居住價格，影響食品價格者另有主因。
　　首先我們可以嘗試釐清，大陸貨幣政策是否會影響食品價格。從圖一中可觀察到，代表大陸貨幣政策的M2供給指數變化，與食品物價變化之間的關係並不顯著。這代表最近某些針對物價上漲的討論中，將原罪歸給人民銀行貨幣政策的說法並不正確。若直接觀察主要食品類的供給狀況，可以發現除了今年第一季旱災對大陸小麥等作物稍有影響之外，其餘糧食類、蔬菜類的耕作面積均呈現小幅成長，此外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三月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中，也表示將展開全國糧食穩定增產行動，針對玉米與梗稻等項目增加生產，以確保市場供應與物價穩定。顯示過去一段時間的食物類產品價格上漲，有部分原因來是直接來自於供給相對不足的因素，其次才可能是來自於熱錢因素導致的進口大宗物資價格上漲，以及若干項目存在的國內炒作。
　　基本上這些因素，都可以透過政策手段加以解決，因此目前造成食品類價格上漲的因素背後，尚不存在難以扭轉的結構性困境。隨著大陸政策鼓勵農業大型化與科技化，農業技術與生產力逐漸提升，市場監管體制逐漸建全，因此除非遭遇大規模的複合性災難，否則食品類價格要面臨失控，並且進一步對大陸社會產生顯著負面性影響的機率不高。而大陸人口壓力對糧食消費所帶來的挑戰，也主要反應在平均所得提高後，對動物性蛋白質攝取的需求，以及對食品多樣性的需求增加等，但這些市場需求的增加對物價的影響，也是建立在所得增加的基礎上，因此對社會綜合的影響應該是漸進且和緩的，並不會快速累積明顯的民怨。
　　然而居住類項目的價格上漲，就存在相對複雜的長期結構性問題。首先是房地產同時作為民生必需品與投資性資產，受到炒作的可能性遠比大宗農產原物料要高，並且早已成為大陸金融機構所釋放出龐大流動性的主要投資標的，背後並存在著地方政府以土地開發換取財源的結構性問題。此外，大陸人口亦有持續往城市化集中的問題，使住房價格呈現易漲難跌的基本面結構，諸多因素加總，對於在城市地區尋求生活的廣大農民工與中低所得雇工，必須面臨住房成本高漲，排擠其他生活支出的困境。同時，不患寡而患不均，在資訊相對暢通的時代，無產階級社會對於有資階級快速累積財富的方式，亦容易產生明顯的相對剝奪感，而一旦物價與所得分配惡化成為大陸不同政治集團間爭奪權力的可操作議題，可能進一步加深大陸社會分裂的風險。
　　造成住房價格上漲的問題到底有多嚴重，是否為長期現象？撇開熱錢炒作房地產的因素，單獨以基本面的人口移動因素觀察，根據最近的人口普查資料，大陸城鎮人口約為六‧六六億人，佔比為四九‧六八％，比二○○○年普查上升一三‧四六％，這顯示大陸人口明顯往都市集中，也反映十年來工作機會仍集中在主要城市。以地區別而言，相對二○○○年，東部地區人口比重上升二‧四一％，中部、西部、東北地區的比重都處於下降。而居住地與戶口登記地不一致且離開戶口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較二○○○年增加一‧一七億人，顯示過去十年人口流動的比率大幅成長，且多數移往沿海省分。
　　上述現象說明，沿海發達省分仍將持續產生磁吸效應，在較多元的工作機會與較優厚的工資水準交互作用下，過去十年已經造成人口從西部往東部地區遷移的現象。雖然目前這樣的趨勢已經有所減緩，但大陸八○後新世代對製造業工作的逐漸排斥與對城市生活的依賴，大西部發展計畫不一定能夠充分達到分散人口分佈的顯著效果，沿海一二級主要城市可能將持續成為人口集中地區。然而，在城市地區工資上漲遠不及房地產上漲速度下，農村移民在城市生活仍衍生諸多的社經問題，如農村地區的隔代教養、城市地區的交通與醫療公共資源不足、住房成本占可支配所得偏高，以及所得高度M型化的現象等。未來，伴隨大陸城市逐漸大型化後本身所產生的治理複雜化問題，極有可能引發各個所得階層之間，在公共財與服務分配上的社會摩擦問題。

三、結論

　　綜合而言，本文認為此次食品類物價上漲對大陸社會穩定性的影響並不大，未來只要不爆發大規模的複合性災難，加上大陸政府堅守糧食增產與安全原則，並加強市場秩序監管，大陸社會因所得上升而增加對食品類的需求，將可以透過技術進步與貿易開放，逐步獲得解決。
　　反之，居住類物價的變動對大陸社會穩定性影響較大，但關鍵不在於住房作為一種民生必需品，其價格過高的問題，在於住房被作為一種可增值財產，價格上漲已經更快速加大了大陸資產階級與中低所得階級的財富與所得差距。因此，真正影響大陸社會穩定的其實並不是物價，而是逐漸擴大的貧富差距，以及貧富差距衍生在城市地區中，不同所得階級對於公共財資源分配所產生的摩擦。如果大陸房市產生泡沫，反而會使社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因此本文認為住房市場的雙軌制，逐步改善中低所得階級的住房與公共財問題，同時運用租稅與貨幣政策手段，適度壓抑炒作風氣，可能是當前大陸政策必須謹慎思考的方向。

資料來源:大陸國家統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