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民主化自一九七四年葡萄牙革命啟動以來，經過三十餘年來的發展，使得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民主國家的數目多於非民主國家。根據著名的美國非政府組織「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二○一一年一月發表世界各國自由度報告指出，全球「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的數目為一百一十五個，而「自由式民主國家」（liberal democracy）的數目則為八十七個。

其中，臺灣自從一九九六年首次實施總統直選以來，一直被評為既是「選舉式民主」國家，也是「自由式民主國家」的行列。反觀中國大陸，雖從一九七八年開始進行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但至今仍堅持實施一黨專政制，因而始終被評為不自由、不民主的國家。

民主化的典範─臺灣經驗

誠如民主化理論大師戴蒙德（Larry Diamond）二○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一場研討會上所稱讚的，臺灣可說是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典範。他特別指出：臺灣的範例說明，一個國家的發展與民主化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輔相成。臺灣之所以能成為第三波民主化國家的典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臺灣民主轉型的進展並未造成原來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度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亂和嚴重的政治不安。因此，普遍被世人讚譽為進行了一場「寧靜革命」。

進一步分析，臺灣的民主轉型展現了以下三項特色：

（一）臺灣的民主轉型是第一次從無到有的過程

無論民主政治中最起碼的「選舉式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或是較周詳定義的「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學者們普遍認為臺灣過去並沒有民主的經驗（註1）。不論是中華民族或臺灣，過去都是一個缺乏民主經驗的社會。從歷史看來，臺灣有很長的被殖民歷史，一九四九年後又歷經數十年的威權統治，統治的權威一直沒有被更替的可能。

此外，中央的民意代表不曾全面改選，而執政黨也透過戒嚴令的實施，控制反對勢力的集結與成長，以維持統治之穩定與正當性。這樣的情形，一直要等到蔣經國總統於一九八七年宣布解嚴及實施開放報禁、黨禁的政策後，政治改革的機制才開始啟動。隨著政治自由化腳步的到來，民主政治才開始在臺灣政治歷史上嶄露頭角（註2）。

（二）臺灣民主轉型的開端奠基於高度經濟成長，且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中

臺灣在一九六○年代之後，由於政府的產業政策使臺灣擁有傲人的經濟奇蹟和高度的經濟成長，被列為「亞洲四小龍」之一。政治上，臺灣因敵對的兩岸關係而長期處於戒嚴狀態，但臺灣從未發生軍人干政與政變的情形。正因為處於政治與經濟上相對穩定的有利位置，因此更能夠循序且穩定的開展民主化。

（三）臺灣民主轉型是由執政黨改革派與反對黨溫和派進行協商，並引領國家邁向民主化的變革模式

國民黨改革派與民進黨溫和派進行協商與合作，有利民主化推行。一九九○年六月「國是會議」召開，強化了政治改革路線的正當性，同時也提供在野勢力一個影響民主化的議程。美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指出：政治菁英中進行談判和妥協，是民主化過程的精髓。這種民主交易，使得在民主移轉的過程中，政府與反對勢力都不得不訴諸妥協和穩健。在臺灣的經驗中，政治菁英的協調合作過程和平祥和，雖有少許暴力事件的發生，但是沒有失控的情形。這種和平的轉型模式，理性與祥和成為臺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

追根究底，臺灣民主轉型的動力來自於政治領袖，因為領袖擁有至高無上，不容許挑戰的權威。因此，一旦領袖有意願發動改革，在黨國機器運作下，改革過程所遭受的阻力也會格外的小，但是改革的範圍與速度都必須要看領袖個人的意志與信念而定。因此，臺灣的民主轉型帶有很強烈的政權與體制延續性，亦即在原體制翻新的過程中，因為加入了「人民的意志」而具有更高的正當性。因為國民黨在民主轉型過程中，操縱了轉型的過程、速度與方向，因此臺灣的轉型經驗也可稱為「操縱式漸進轉型」（incremental transition through manipulation）。

綜觀臺灣經驗，恰如杭亭頓在《第三波》（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書結論中特別指出的：「經濟發展使民主成為可能，政治領導使民主成為真實」，臺灣正是在經濟穩定成長發展的背景下，透過政治領導的意願，讓民主轉型得以順利進行。將之對照中國大陸目前的情境，經濟成長的客觀條件已經足夠，唯缺乏政治領導意願的主觀動力，這也正是目前中國大陸民主化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民主化的挑戰─中國大陸的現況與未來

筆者觀察中國大陸社會目前的狀況，就像一個逐步加溫的超大壓力鍋一樣，裡面隨時在冒泡，但因為鍋子太大，因此一時之間很難將鍋蓋掀開，宛如一顆不定時炸彈，什麼時候會啟動民主化進程，沒有人知道。造成這樣的主因，深入而言在於經濟社會結構變遷對政權造成的衝擊。

這些問題主要的表現形式為社會不公平迅速擴大，進而引發社會階層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例如：過去國家所控制的經濟社會資源，現今反被擁有政經資本的黨內高幹、太子黨所組成權貴資本所壟斷，貪腐的問題已經成為大陸民眾強烈的社會剝奪感來源，遂構成大陸社會反抗與騷動的潛在力量。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社會矛盾，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內部的危機變數，更對中共政權造成巨大的衝擊。

這樣的不公平，自然也引起了大陸民眾要求改革的聲浪。在政治面上，隨著經濟發展帶來的中產階級在中國大陸逐漸崛起，增加擴大政治參與的壓力，資本家入黨便是中共領導階層面對此一現象的反應。而在社會面上，由於經濟的發展使社會較以往更為自由、富裕與開放，隨著外界更多資訊的注入，生活在這個世代的人們將會對於自由民主的體制更為嚮往。

然而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的政治高層在這樣的情境下所做出的反應，卻不像是臺灣過去那般願意釋出善意與支持民主者進行協商。依據大陸財政部的數據，去年中國大陸的公共安全經費上漲了一五‧六％，為五四九○億人民幣；去年大陸的國防開支漲幅是七‧八％，為五三三四億人民幣。

大陸財政部的報告還說，去年中國大陸的公共安全經費超過預算六‧七％，也就是多花了三四六億人民幣。財政部公佈的二○一一年預算數據中，公共安全預算開支為六二四○億人民幣，超過預算為六○二○億人民幣的國防開支，維穩經費比醫療保健、外交和財務監督三方的預算加在一起的總合還要高（註3）。

中國大陸經濟的高度成長，除了帶來較高品質生活的甜美果實，同時也培育了能讓民主萌芽的肥沃土壤；但如果大陸領導階層，一直採用壓制的方式來對待任何維權運動，而不是在壓力鍋上創造疏導氣孔，那爆開恐怕是不可避免的方式了。要解決這樣的困境，顯然需要中國大陸政治領導的意願配合，不過當今的大陸政治領導似乎拒絕任何對現狀的改變、協商，反而寧願花費巨資與更多的力氣來進行維穩。

簡而言之，透過上述可以斷定，中共領導階層的意願，才是中國大陸進行民主化所面對的最大挑戰。

臺灣經驗─大陸借鏡

在同樣一場研討會中，戴蒙德表示：「臺灣…展現經濟發展、自由民主，國家尊嚴得以相輔相成，不只是東亞，且是全世界的借鏡。」換句話說，臺灣最成功之處不在於經濟發展，也不是民主發展，而是以經濟發展為根基下的民主發展。

臺灣對中國大陸的借鏡，最為關鍵的無疑是民主轉型的方式。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指從威權體制轉變為民主體制的一段歷程。在轉型期間，某些民主的形式已經奠立，但仍有某些屬於威權政體的殘餘；轉型期不一定是暫時或是短期的，且不一定是直線或是不可逆轉的。至於威權體制轉變到民主體制的轉型方式有哪些？一般而言，可以區分成三種：

1.變革型轉型（transformation）：此種轉型是由執政菁英帶頭實現的，當政權的控制能力逐漸減弱，甚至引起統治正當性疑慮時，執政菁英會進行政治改革，並企圖鞏固其政權，繼續執政。

2.替換型轉型（replacement）：此種轉型是由反對派團體帶頭實現民主，且常常伴隨著威權政體的垮臺或是被推翻。此種轉型模式屬於激烈的轉型，國家往往會有巨大的變革與動盪。

3.移轉型轉型（transplacement）：當民主化是因為政府與反對派協商之後採取聯合行動而實現時，便出現所謂的移轉或漸進式改革，也有人稱為「協商式轉型」。

在臺灣，國民黨執政時期進行了許多跟經濟發展有關的建設，創造了屬於臺灣自己的經濟奇蹟，營造了民主化轉型的基礎；隨後在社會的呼聲下，和平地進行了體制的變革，且在第一次大選時獲勝，雖然隨後敗選，但在二○○八年又再度勝選。這兩次政黨輪替可以證明一件事，民主化最終成果乃是國家要對民眾的要求更具回應力，因此政府的表現良好與否，將會關係到民眾是否對其質疑。政府在政策上能力的展現，將在下次大選時，透過民眾的選票得到驗證。

倘若中國共產黨排斥進行民主改革的主因，是擔憂失去統治地位。以臺灣經驗來看，順應時勢的國民黨在轉型時的善意表現，在第一次大選中仍然獲得了政治上的多數。可見只要能夠回應社會大眾的需求，即便在民主體制下，也能夠得到多數人的支持；反之，若堅持不「變革」，待到反對派擁有足夠實力進行協商的「移轉」，甚至是被強迫改變的「替換」時，反而較有可能會因導致社會的動盪而失去民眾的信任，從此在政治上變成少數。故從臺灣的經驗可以得知，一旦願意主動進行改革，且能夠用心經營政策，都會從民眾的選票當中獲得真實的反應。

大陸政權轉型　全球關注

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五年前曾指出，大陸共產主義政權正轉型成為一個「具有韌性的威權政體」（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但他最近（二○一一年八月七日）在紐約召開的「民主轉型與制度設計」學術研討會中，則對於中國大陸未來政局提出六項可能性變遷的觀察：⑴從上而下的和平變遷，也就是臺灣模式；⑵從下而上的民主化，即暴力革命與強力鎮壓；⑶威權政體崩潰；⑷軍人政變成功；⑸恢復紅色政權（如薄熙來在重慶的唱紅打黑）；⑹邁向共產黨所謂的法制與民主，即體制內改革，不同於西方法治（rule of law）與多黨競爭式的民主。最重要的是，他特別強調他並沒有明確的答案。

正如前述戴蒙德所說的，經濟發展與自由民主是可以相輔相成的，臺灣從經濟發展而來的自由民主越發茁壯，就是最好的證明。目前中國的經濟與三十年前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並且促成社經結構的變遷，民眾對自由民主的渴望已經出現，現在僅欠缺大陸政治領導的改革意願；而臺灣模式的發展歷程，就是對大陸政治領導所能提出對於民主化最有說服力的參考借鏡。

波蘭政治學者斯姆勒（Aleksander Smolar）曾經指出，人類歷史上有三大革命—美國、法國與蘇聯一九八九～一九九一年革命運動；二十世紀發生了三次世界大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冷戰。

吾人特別要指出：二十一世紀如何避免爆發第四次世界大戰，以及人類歷史上可能發生的第四次大革命，無疑地大家目光的焦點必然擺在中國大陸身上。對於中國大陸是否可能進行人類歷史上的第四波民主化運動，臺灣人民應該超越統獨之爭的意識形態，持續給予應有的關注。畢竟中國大陸未來動盪與否，臺灣終究難逃其影響。 █

註釋

1.臺灣過去並沒有民主經驗，另外一種政治體制轉型的模式為二次嘗試型（second-try pattern），同屬第三波民主化國家中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捷克、斯拉夫、波蘭，甚至是南韓，皆屬於二次嘗試型，也就是這些國家的歷史皆曾有過民主的經驗。

2.自由化與民主化是兩個相關、但卻顯著不同的概念。學者梅威林（Scott Mainwairing）用兩句簡單清楚的話區分自由化與民主化的概念。他說：政治自由化指涉的是在威權體制內壓制的舒緩與公民自由的擴張；而民主化指涉的是轉向民主政治的運動，亦即轉向不同的政治體制。

3.ＢＢＣ中文網，《中國維穩經費超過國防開支》，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china/2011/03/110307_china_securityspending.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