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年的孫志剛案、二○○七年的廈門市海滄ＰＸ案（編按：ＰＸ為「對二甲苯」p-Xylene的縮寫，為一種重要的化工原料）、二○○七年的重慶「最牛釘子戶」、二○○九年的鄧玉嬌案，都在傳統媒介（如報紙、雜誌）與新媒體（博客）的相互作用下，成為引起大陸社會重視的公共事件。善於引導議題的《新週刊》，甚至稱二○○九年為「公民年」。

公民社會的呼聲

在這些事件背後，則是媒體對公民社會的倡議，這個語彙意味著對更為公正、公開、法治社會的追求。非常有趣的是，公民社會的內涵也成為這幾年大陸政府施政報告的內容，特別是溫家寶總理在幾次的中外記者會當中，都提到了關切弱勢、打擊貪腐、廣納民意等施政目標。
此外，媒體的變化一波接一波，二○○九年微博出現之後，迅速在中國大陸引起新的媒體革命，二○一○年更被稱為「微博元年」。尾隨微博熱潮出現的，則是大陸政府鼓勵官員使用微博，藉以作為與民意交流的平台。在政府與民間都不約而同談論公民社會，也都積極響應新媒體的脈絡下，中國大陸公民社會的前景是什麼？在微博時代，公民社會的進行又將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微博時代重要記事

在進入討論之前，我們先回顧微博時代的兩個重要的事件—二○一○年的宜黃拆遷自焚事件與二○一一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于建嶸所發起的「拍照搶救乞討兒童」。
宜黃拆遷自焚事件的背景是，在經濟發展掛帥的情形下，大陸地方政府為了建立政績，動輒進行拆遷以興建現代化的大樓。然而，政府粗暴拆遷所引起的民怨，已是中國大陸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抗議江西宜黃縣地方政府的野蠻拆遷，拆遷戶鍾姓屋主等人只有以自焚抵抗。
當鍾家姊妹準備從江西南昌搭飛機赴北京接受媒體專訪時，卻在機場遭到宜黃縣政府人員的阻擾，鍾家姊妹只有躲在機場廁所，以手機與邀請專訪的北京媒體記者聯繫。在這個緊急情況下，媒體記者透過微博報導鍾家姊妹的狀況，呼籲更多的人投入關注。透過微博的快速傳遞，原本未受到太多關注的拆遷案以及宜黃政府官員荒謬的行為，引起眾多網友關注並成為轟動的公共事件。最終，多位宜黃官員免去職務。
二○一一年農曆春節，長期關注上訪、拆遷戶、農民等弱勢群體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于建嶸，發起「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活動。這個活動的發起，主要在於犯罪集團對兒童的拐騙，一直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這些兒童當中，一部分淪為街頭乞討的兒童。在這個活動發起之後，十多天便有五萬多名網友關注，「隨手拍照解救乞討兒童」的官方微博，也發出八百多條乞討兒童的訊息。其中，也出現與家人團圓美好結局的個案。

圍觀改變中國？

在這兩個事件當中，一般網友大抵都會覺得滿意。在暴力拆遷事件當中，不僅相關的地方官員受到懲處，甚至新的拆遷條例也在二○一一年問世，將拆遷過程法制化。在于建嶸教授發起的活動當中，引起大家對乞討兒童的關注，甚至也出現美好結局。看來微博力量大。
在這樣的脈絡下，「圍觀」成為微博時代的新興語彙。微博的運作邏輯，其實就像一個舞台的搭建，人人都在這個舞台上，人人都可圍觀其他人的看法。圍觀則指網路上某個訊息或意見的出現，引起大家的注意、觀看並加入意見討論就能改變現狀，甚至有人樂觀地認為「圍觀改變中國」。
真的這麼樂觀嗎？在筆者看來，「圍觀改變中國」的說法仍有一些侷限。首先，從整體的政治脈絡下出發。千禧年前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修辭從革命黨轉為執政黨，這是一個現代化想像之下的政黨意象。這個修辭的政治藍圖就是提升執政能力，包括行政效率、官員清廉、廣納民意等。面對近年來嚴重的社會問題，官方開始提出一種理性觀：所謂的理性，就是以合法理性的方式發表意見，讓民眾的聲音納入決策過程，進而制定讓一般人滿意的政策，展現社會主流力量（主流是這幾年大陸政治的關鍵詞）。這是官方訂定的理性觀。非常有趣的是，公民社會的倡議者當中，不少也標示理性參與的原則。
然而，「圍觀改變中國」指的是公民社會與政府協力改變中國大陸（北京奧運乃至汶川地震，政府民間齊心協力的志願者精神就是一個例子）？或是相對獨立於政府部門之外的公民社會，以充沛的民間力量與法制力量改變中國（部份論者從古典自由主義出發的憲政主義等主張，趨近這個想法）？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公民社會觀。
什麼是公民社會？放在中國的脈絡下來看，公民社會並非一個新鮮的時髦語彙。從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便已浮現。「公民社會是獨立於政府的領域」，是當時公民社會倡議者的主要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九○年代初期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多集中在學術圈，而其特色是從宏觀與歷史的角度討論公民社會的樣貌。到了千禧年前後，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移轉到媒體，這個移轉與學術界漸趨體制化以及媒體市場化有著密切的關係。
與九○年代初期學術界關於公民社會的討論相較，媒體的特色是從學術界的宏觀討論，走向針對單一事件的窮追猛打。雖然媒體的社會影響力與傳播力較大，不過，對於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關聯，卻欠缺明確的討論，這也使得公民社會逐漸成為意義有些含混的語彙。

微博之外的行動與　另類社會觀

儘管含混，當今大陸社會追求公民社會的聲音仍極為強烈，無論是「與政府協力式的」或是「公民社會是相對獨立的領域」的觀點。在微博時代下，公民社會將會如何發展？從微博誕生以來，便被認為是不知何時將被官方收回的媒體。
依照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二○一一年十月十五日的報導，大陸最高網路監管部門對微博進行討論，一是肯定微博是交流互動的平台；二是以嚴格管理的精神確保微博「健康」的網路環境。所謂的健康，與現今最流行的語言—道德（如近日大陸各地方政府掀起將官員的道德表現列入考核的浪潮）一樣，儘管口號非常抽象，都是社會管制的指標。
二○一二年秋天北京當局將決定新一代的領導班子，這是大陸政治當中最重要的一刻。一如大陸所有的政治儀式進行之前，都會開展一系列的清除工作。微博的聲音是否受到管制，值得關注。
此外，微博對於打造公民社會也有所限制，例如：只能緊鎖單一事件，也就是當足以起大家關注的事件發生之際，大家以一四○字各抒己見或痛陳時政。然而，一場猶如狂歡的圍觀於是結束，某些議題無法深化，高度流動的圍觀者也隨之散去。值得注意的，還包括簡短的一四○字的語言問題。公民社會的打造過程，至少需要可供溝通或辯論的語言，如果這一四○字僅是憤青式的謾罵或是嘲諷的犬儒主義，其意義不大。事實上，憤青與犬儒主義兩種語言形式已在大陸網路文化中形成特定的表現手法。另外，行動退位成電腦鍵盤上的發言，雖然論者多說關注底層弱勢群體，但弱勢群體卻很可能不是微博的使用者，他們僅成了微博上的被討論者。在微博的發言舞台上，成了意見領袖的發言台，而他們與底層社會的距離卻極為遙遠。
在筆者看來，如何釐清突破意義漸趨含混的公民社會，是打造大陸公民社會的關鍵。微博僅是訊息流通的工具，無法全部仰賴微博，藉由不同媒介的整合打造公民發言平台是重要的。另外，中國大陸更需要的是突破和諧、理性、主流等官方話語的另類社會觀。當然，更為重要的是行動者，中國大陸需要更多長期關注上訪者、拆遷戶像于建嶸教授這樣的實踐者，圍觀是遠遠不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