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年來，海基會與海協會的商談，從香港、新加坡、上海，以至北京、台北、重慶、台中、南京、天津等歷次會談的跌宕起伏，見證了兩岸互動的歷史脈絡。

上海黃浦江的潮汐，不但見證過戰爭的悲情，也同樣見證過兩岸談判的風風雨雨。上海「和平飯店」八樓的和平大廳，一九九八年就曾舉行歷史性的「辜汪會晤」。
汪道涵作為上海會談的「東道主」，他宣示說「促進兩岸政治談判是現階段全面推進兩岸關係的關鍵」，汪道涵反復重申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商談結束兩岸敵對狀態，並達成協議的提議，以及倡議兩會開展政治談判程序性商談的規劃；促談節奏轉趨強烈，汪道涵還提出了海協會的建議：
「我們建議的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如果台灣方面現在開始政治談判的程序性商談還有困難，我們也建議兩會可先進行有利於和平統一、有利於發展兩岸關係的對話，包括政治對話，因為進行兩岸對話很難排除政治性的對話。這是既兼顧雙方立場又推動兩岸關係向前邁出一步的積極建議。」

辜汪上海對話　各有攻防

面對汪道涵來勢洶洶的政治談判訴求，作為「談判特使」的辜振甫自是有備而來。辜振甫隨後全力主打國安部門規劃的「民主牌」與「主權牌」。從甲午戰敗，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談到二戰結束，列強擬訂《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至兩岸分裂分治，互不隸屬超過五十年的歷史事實與政治現實。辜振甫強調：
「談統一的前提是沒有統一，談統一要接受分治，才能談政治問題。還未統一之前，台灣應有國際空間。台灣兩千一百萬同胞的聲音在國際上聽不到，是不公平的。遺憾的是，大陸不肯尊重現實，也不肯放棄對台使用武力；而且在國際上設法阻斷我方的活動空間。這種以假設中華民國在國際上已經不存在的做法，只有加激台灣人民的反感。」
辜汪交鋒之後，兩會負責人許惠祐與唐樹備說明辜汪對話內容。作為對台第一線談判指揮官的唐樹備，激動地宣布：「剛才，汪會長和辜董事長在平靜的氣氛中，就台海兩岸一系列的政治問題，坦率地交換意見。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開始。我可以很高興地告訴大家：兩岸的政治對話，剛才在和平飯店的八樓已經開始了！」

回首談判歷程　歷歷在目

時隔多年，在花蓮七星潭海濱民宿，再次見到早已卸下談判任務的唐樹備，雖然少了當年的意氣風發，但對和平飯店那一幕，他依舊歷歷在目：「大陸說這是開展政治經濟對話，台灣則說是建設性對話。溝通對話，直接坦率，無所不談；你提管轄權，我就提政治主權；你提中華民國，我就提領土主權完整，不容分割！」
回首兩岸兩會廿年來的談判歷程，唐樹備說，辜振甫九八年取道東京回台時，曾在首都機場貴賓廳問道：「我有兩個博士學位，為何不能在北大演講？」唐當時並未說明原因，事隔多年，他回憶說：「大陸是顧慮民主風氣鼎盛的北大校園，如果北大學生提問冒犯辜老先生，可能會破壞當時兩會剛剛復談的和諧氣氛。」
「海基會事前確曾提出希望安排辜老先生在北大演講的要求！」唐樹備說，「但因兩會剛恢復接觸、交流，兩岸的政治氣氛仍未明朗化，幾經評估，最後安排辜老夫婦前往北大為老校長嚴復銅像揭幕。嚴復是辜嚴倬雲女士的祖父，這項特殊安排代替了公開演講，辜老心理可能不痛快，但他表達的口氣仍很有禮貌。」
說到辜汪兩老，他們分別與兩岸領導人關係密切，並都獲得充分信任；汪老博覽群書，辜老對傳統文化有精湛的修養，可謂棋逢對手。大陸推動新加坡會談的目的是搞經濟合作、推動三通，但李登輝只是想透過會談形式，突顯兩岸對等談判的政治目的。唐樹備說，「新加坡會談結束不久，李登輝就提出了重返聯合國的議題。」
一九九八年在上海時，辜振甫邀請汪老於九九年的適當時機訪問台灣，汪老欣然接受。隨後辜老率團北上訪問，並在北京會見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在辜老回台之日，唐樹備和陳雲林主任前往釣魚台送行，等了十分鐘，辜老沒有出現，原來正與上海的汪老通電話，唐樹備透露，「我沒問他們電話裡說什麼，可見兩老有他們溝通的方式。」
個人曾多次採訪並就近觀察辜老，他是一位文化底蘊深厚的儒商，學問淵博，舉止溫文儒雅，擔任兩岸談判代表，確為不二人選。至於汪老，大陸方面認為他愛看書，思想活躍，經常邀約上海的學者專家研究、探索，聽取他們就對台政策提出的建言。至於談判隊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人選，總是不斷更換，包括陳長文、邱進益、焦仁和、許惠祐。大陸的談判隊伍則較為穩定。由此看來，台灣的政治情勢變遷似乎太快了！
唐樹備證實，二○○三年初，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有意邀請辜汪兩老出席「辜汪會談」十週年研討會，並為兩岸兩會復談創造有利契機，新加坡駐北京官員曾找他傳達相關訊息，但因當時台灣是民進黨政府執政，北京並不接受這項特殊安排。最後，因亞洲各地爆發ＳＡＲＳ疫情，相關安排與規劃，最後就不了了之。

九二共識動向　北京關注

民進黨舉行總統提名黨內初選電視辯論會時，正巧碰到一些來訪的大陸友人，唐樹備說，「蔡英文女士說，台灣要突破兩岸歷史框架，這是什麼涵義呢？就是要突破一個中國、九二共識？她的表述雖然含蓄，也沒有刺激字眼，意思是清楚的；但是，九二共識沒有了，兩會怎麼協商？兩岸交流怎麼持續？恐怕蔡女士要來回答這個問題！」
大陸對台人員有一些出自外交系統，他們過去在美日與北京曾會見過無數的民進黨人，涵蓋陳水扁、黃信介、許信良、洪奇昌、張俊宏、羅文嘉、陳其邁等不同世代精英。他們看民進黨黨內提名的初選辯論過程，認為民進黨參選者大都只是基於選舉考慮，或為拉攏不同選民的論述說法，並沒有想改變《台獨黨綱》的具體作法。
例如許信良認為《台獨黨綱》已是歷史文獻；施明德則說台灣早已獨立，無需再宣布台獨；陳水扁也曾說，兩岸主權歸屬將尊重兩岸人民的主張；謝長廷更曾倡議「一個國家，兩個城市」、「憲法一中」。然而，「這些說法是講了，但也沒有做到，不知道民進黨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回首二十年前的兩岸談判，當時確為一中原則而相持不下。這就是從唐樹備的「唐五條」開始的。一九九一年四月廿九日，時任國台辦常務副主任的唐樹備，在會見海基會副董事長陳長文時，首度代表中共提出《處理海峽兩岸交往中具體問題應遵循的五項原則》（即「唐五條」），這是中共在兩岸事務性談判領域，堅持一中原則的政策文件。
海協會當時仍未成立，分管兩岸談判事務的唐樹備，是以國台辦、中共中央台辦常務副主任名義，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陳長文率領的海基會訪問團。這項歷史性的會面，原來是為磋商兩岸共同打擊海上犯罪的程序性問題，唐樹備藉由會面場合提出「唐五條」，就在宣示北京對今後開啟兩岸事務性商談的基本原則。當時陳長文就立即以非海基會職權，避開了這個問題。
唐樹備是從大陸外交部台辦主任，轉任國台辦常務副主任，是典型外交官轉任涉台部門的談判官員。他在兩岸開啟商談之前所宣示的「唐五條」，就如同北京在華沙會談、中美建交等歷史談判的既有操作模式，即開啟任何雙邊談判，中共必先堅持其設定的政治原則與前提條件。
大陸方面堅持兩岸商談合作打擊犯罪，必須在「一個中國」原則下進行的立場，並不讓台灣感到意外。雖然海基會堅稱這項政治原則與兩岸合作打擊犯罪的程序無關，如果對岸堅持納入一中原則，亦應依循當時李登輝政府的國統會所制訂的《國家統一綱領》，基於對等互惠、相互尊重的精神進行事務性談判。

兩會事務商談　首重對等

堅持戴上「一個中國」的政治帽子，兩岸協商勢必愈形困難，但李登輝政府並沒有逃避挑戰，反而透過國統綱領，建構兩岸對話的基礎。這是李登輝執政初期建構「國家統一論述」的戰略考量，也是「李登輝路線」的實質內涵，史家評價李登輝執政時期的是非功過，這段期間的政策佈局，應是不能忽略的關鍵進程。
李登輝及國統會幕僚，包括總統府副秘書長邱進益、國安局長宋心濂等人，為突破兩岸談判瓶頸，決定直接面對北京不斷挑起的「一個中國」原則。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在李登輝拍板後，國統會第八次委員會議即通過《關於「一個中國」的涵義》的決議，總結歸納了李登輝政府對「一個中國」涵義的最權威定義。
這是李登輝總統親自定調的政策文件，也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歷史濫觴，這項政策文件的歷史價值在於：首度呈現「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之原則」的表述文案，並首度以「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正式國號，稱呼兩岸的政府當局。同時，對一中涵義的基調，即成為兩會九二年香港會談的依據。當時兩岸對一中實質涵義並未加以爭論，這是後來新加坡會談得以順利舉行的關鍵，否則過了這個村，可能就沒這個店。

大陸對台工作　 經濟著手

對於處理台灣問題，大陸當局從一九七九年元旦發表《告台灣同胞書》以來，總的指導思想，就是搞兩岸三通、經濟合作，至於「和平統一」，大陸認為並不可能很快實現。因此，一九九○年首次召集各部委、省市自治區舉行的對台工作會議，就形成文件要從經濟層面著手，總體對台政策方針是不變的。
對於造成一九九五年兩會談判出現逆轉、破局的關鍵，還是得從當時的政治情勢來看。江澤民當年發表「江八點」，李登輝隨後提出「李六條」回應，但李登輝可能是看到國際形勢出現劇烈變化，因此，另有謀略，計畫透過訪問康乃爾大學，並在美國發表有關台灣主權的政治演說，既為強化台灣的政治地位，也為九六年的台灣大選造勢。
一九九○年代中期，國際局勢出現的一些重大變化，確實給李登輝政府提供有利條件。尤其，在蘇聯解體後，美國將中國視為「潛在對手」，當時柯林頓政府調整對台政策，在以非主權國家身分參與的國際場合，主動幫台灣發聲，讓李登輝研判國際形勢對其有利。今日再回頭看那一段歷史，顯然雙方都未掌握兩岸有利的談判契機。
唐樹備透露，由於美方曾向中方表明，李登輝訪美並不符合美方利益，但美方最後還是發給李登輝訪美簽證；加以美方於九二年間曾批准售台一五○架Ｆ１６Ａ／Ｂ型戰鬥機，「中方忍無可忍，只好搞軍事演習，其實，鬥爭是針對美國的！」柯林頓後來訪京，發表對台「新三不政策」，這是大陸綜合國力上升後的現實情勢。
這個情勢的發展，讓台灣感到更大的壓力，而李登輝一九九九年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再度掀起兩岸一陣波瀾。
二十年過去了，第七次「江陳會談」在天津舉行時，江丙坤董事長曾說，海基會辦公室掛著兩幅照片，一張是一九九八年辜汪兩老在上海會晤的畫面，一張則是二○○八年他與陳雲林會長在北京恢復商談的畫面，兩幅距離不到一公尺，卻走了十年時間。
回首前塵，兩岸兩會成立相繼屆滿廿週年。兩會走過的風風雨雨，既見證了兩岸關係跌宕起伏、驚濤駭浪的歷史歲月，也引領了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促使兩岸經貿交流邁向合作新局，這應是兩會協力推進兩岸新形勢發展的歷史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