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二○一二）年二月一日，廣東汕尾烏坎村選出十一人組成的村選舉委員會。選委會成立後，將選出村代表和村委會組織。這是烏坎抗爭事件後的首次「民主選舉」，受到海內外人士矚目。

事後，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二月三日至四日到廣東省走訪農村，針對民眾反映地方村委會換屆選舉問題，他表示，村民自治是農民行使民主權利的重要形式，做好村委會直選，最基本的是要有嚴格的法律法規和健全的制度，同時要有公開、公正和透明的程序。因為沒有程序的民主，就沒有實質的民主。

「民本主義」式的民主

兩天後，中共共青團報刊「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聲稱烏坎事件峰迴路轉，是「中國必須邁過的一道坎（指一個難關）」。文章並強調，「中國人配得起搞民主」，「民眾依法維權，政府法律維穩」，正成為各界的共識。

然而，海外媒體對於烏坎選舉是否能發展成為「真正的民主」，卻大多抱持懷疑的態度。西方媒體更批評溫家寶在廣東推崇民主的談話，不過是「大陸領導人對外宣傳的一種策略」而已。

作為一位長期關注大陸民主發展的社會科學工作者，我認為：烏坎選舉確實邁出了大陸「新農村民主運動」的重要一步。然而，以「烏坎模式」作為基礎的「新農村民主運動」，將逐步發展出「民本主義」式的「中國式民主」，而不是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為什麼呢？

《民主是個好東西》

大陸內部並不是沒人關心「民主」在中國社會中的發展。相反的，近幾年來，不論是政治界或是知識界都有人在討論：如何在大陸現實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式的民主」。其中，較引人注意的是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著作《民主是個好東西》。在這本書中，俞氏主張「民主不僅是解決人們生計的手段，更是人類發展的目標；不僅是實現其他的工具，更契合人類自身固有的本性。即使有最好的食衣住行，如果沒有民主的權力，人類人格就不完整」。俞氏深刻的肯定：民主是一種解決社會爭議的較佳方法、合理分配社會價值的適當程序，以及有效保障民眾權益的制度途徑。

對於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進程，俞可平認為，應該要從「善政」邁向「善治」。所謂「善政」，是指實行以民為本、清政廉明、高效運作、民主有序的政府管理體制。

尋租型官員

推動「善政」，需要有一批可以落實「善政」的幹部。大陸在推動改革開放之初，便訂下幹部升遷的三項指標：⑴知識化，⑵革命化，⑶年輕化。

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從改革開放以來，大陸便出現了兩種不同類型的官員，一種是「尋升型官員」，他們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不斷地努力追求表現，累積工作成效，以尋求下一次的升遷機會。

然而，有些官員看到自己未來升遷無望，便可能轉變成為「尋租型官員」，他們深刻了解「有權不用，過時報廢」的道理，從而「以權謀私」。在這一次的「烏坎選舉」事件的背後因素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類型的幹部。　

村幹盜賣土地

這場被視為大陸「新農村民主運動」的烏坎選舉，肇因於去年九月至十二月，因村幹部腐敗和販賣土地糾紛，爆發大規模群眾抗爭事件。在過去四十年間，烏坎村內的主要幹部都未曾更換過，每次選舉都利用偽造選票等方式連任，然後藉職務之便，私賣村民擁有的八○％集體土地，並吞款自肥達三十億台幣。

村民自二○○九年起就此問題多次上訪無效，至去（二○一一）年九月底，上千名村民因上訪遭拒，與當局發生衝突，並將村內官員趕走，自行組織理事會進行自治。

十二月初，政府派大批軍警至村內逮捕「滋事村民」，同時封村並斷水斷糧。然而，因為被逮捕的民選臨時村代表薛錦波猝死，引發村民憤慨，數千村民群聚示威要求歸還遺體，使得整個情勢更為嚴峻。

烏坎民眾在林祖鑾、楊色茂等人領導下，強調抗爭是「基於維護群眾基本權利」，絕非政治對抗，使得事件沒有極端化。

最後廣東省派出省委副書記朱明國為首的工作小組，進駐烏坎，並答應民眾三個要求：承認烏坎村組成的臨時代表、釋放逮捕的抗議人士並交還逮捕過程中猝死的村民薛錦波屍體，重選村委會，並解決土地糾紛，事件才告平息。

「民主改革」的壓力

烏坎村基層幹部腐化的現象，絕非單一事件，而是伴隨中共改革開放而衍生出來的結構性問題。諸如此類的問題，再加上許多客觀因素的影響，迫使中共不得不考量「民主改革」的可行途徑。

隨著經濟的發展，中產階級不斷的增加，越來越多的大陸人民不再依附黨、政、軍及國有企業過生活，國家對人民的控制力下降。此外，北京當局面臨的城鄉差距、貧富懸殊擴大，人民不滿意中共政權的貪污腐化，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控制力也逐漸下降。這些挑戰，都成為北京當局不得不思考如何進一步推動民主化。

針對這個問題，俞可平提出的具體建議是「善治」。俞可平認為「善治」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穎關係，更是兩者的最佳狀態。他認為大陸的民主政治建設，必須密切結合大陸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條件，從而提出了善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性」、「參與」、「穩定性」、「廉潔」、「公正」等十項指標，作為大陸政府治理的重要判準。

嚴格說來，這十項指標並不在同一個平面之上，它們應當是構成「中國式民主」理論的重要成分，彼此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動力關係。我們可以用這次「烏坎選舉」事件的經過來說明這一點。

四十年來第一回

烏坎村群眾運動發生之後，廣東省委一月十六日宣布林祖鑾擔任烏坎村的總支書記，同時兼任村委會重新選舉籌備小組組長，負責領導村委會重新選舉工作。維權抗爭首領成了村官，這是中共史上頭一回。

大陸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走入歷史後，共產黨領導的村民自治已實踐了三十年，「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雖然有村民自治的規定，但烏坎村民說，這次選舉是四十年來第一次。過去烏坎從來就沒有真正選舉過，都是上級說了算。村民對選舉很陌生，這回有關選舉知識海報貼滿了全村，就是要民眾知道選舉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烏坎村選舉委員會的候選名單不再是中共指定人選，而是全村「海選」。從取得五十位以上村民聯署的廿六位自薦人士名單中，民眾可以寫下自己中意的人選；也可以自己填上自己信任的人選。選票共有十一格，每位民眾可以一次選十一個人選，或只寫一、二人。

二月一日，在上百位武警和四十多位村中大學生志工維護下，選舉平和進行，下午林祖鑾宣布投票結束，立即用紅紙封上投票箱。五點開始點票，隨後公開唱票計票。

「摸著石頭過河」

這次選出的選舉委員會，將負責二月的村代表選舉，和三月的村委會選舉工作。村委會是大陸最基層的農村組織，處理村裡的公共事務。從這整個事件的經過來看，長期以來，烏坎村雖然有「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可是因為選舉過程不透明，村裡的公共事務被少數幹部長期把持，進而以權謀私，造成村民們的普遍不滿，終於釀成群眾聚集抗議事件。

官員盜賣村民土地演變成為群眾集體抗議，由於領導人堅持這是「維護群眾權力」，而不是「政治對抗」，廣東省委也順水推舟，宣佈由林祖鑾擔任烏坎村的總支書記，結果整個案件便峰迴路轉，走上「合法的道路」，而符合了俞可平所提出的許多項「指標」，包括「合法性」、「法治」、「參與」等。 至於這樣一人一票制民主選舉，能給大陸其他農村民主帶來什麼參考價值？林祖鑾說，「這不敢說，我們自己也是摸著石頭過河」。

增量民主

「摸著石頭過河」很能夠說明烏坎村民代表日前心裡頭的感受。用俞可平列出十項指標來說，烏坎村民要搞民主選舉，被選出的代表就必須承擔起管理公共事務的決定，他們必須「對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時和負責的反應」，或「高效有序」的解決公共的問題，而不能事事仰賴上級，「看上級的臉色辦事」。

值得注意的是，被選出的村委會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感覺，完全是中共既有的體制內進行，並沒有破壞中共體制。領導群眾運動的林祖鑾本人也是共產黨員，事後被任命為烏坎村的總支書記。更清楚地說，如果我們把「烏坎經驗」稱為「新農村民主運動」，這種「民主運動」只是由一批黨員領導群眾，替換另一批腐化的黨員而已。

依照俞可平所倡議的「中國式民主」，「中國民主改革」的發展進程應該要採取漸進的「增量民主」。這樣的「增量民主」不但不會危及中共的政權，反倒會強固中共的統治基礎。

「中國式」民主的指標

俞氏認為：推進民主治理的重大改革，必須擁有現實的政治力量，取得大多數人民群眾和政治菁英的支持，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這些改革應當最大限度地符合現存的政治法律框架，不能違背現有的憲法及其他基本法律。而發展民主的基本途徑，就是致力於「不斷擴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

依照俞可平的論點，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政治體制改革，並未以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徵的西方政治模式，因此也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這是一種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體制為重點內容的改革。依照這個標準來看，中共近年來所謂的「政治改革」主要是著力於「正當性」（legitimacy）、「合法性」（legality）和「有效運作」三個層次：在政治統治的正當性上，近年來大力推動黨內民主與基層民主；在有效運作層面上，是強調「服務型政府」的轉化；而從法律運作的合法性來看，則是從依法治國（rule by law）到以法治國（rule of law）。「烏坎經驗」是中共是否能健全「中國式民主」的重要指標，值得我們縝密觀察。

儒家人文主義的政統

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指出：西方哲學是通過「實體」（entity）的觀念來瞭解「本體」，把社會看作一個「實體」，所以會用「主／客」二元對立的方法，來研究社會，發展出各種社會科學理論。中國人是通過「功用」（function）的觀念來瞭解「本體」，所以會有「體用不二」觀念，很難發展出社會科學理論。

從這個角度來看，俞可平所提出的「增量民主」主張，並沒有思考作為中華文化的「本體」，到底具有什麼特色，而只是從「功用」的角度，討論「民主」對大陸社會可能發生什麼作用，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想法。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又說：「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捉住耗子，就是好貓」，這是他在否定「文革」路線之後，為了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得不提出的「實用主義」判準。

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中共在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前提之下，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在經濟建設上獲得了舉世矚目的傲人成就，另一方面在社會上也產生了價值紊亂、道德敗壞、貧富懸殊、貪污腐敗的嚴重問題。

「民主」固然可能有助於這些問題的解決，但從世界各國實施「民主」的經驗來看，「民主」絕不是能治百病的「萬靈丹」，更不是有求必應的「洋菩薩」。不瞭解自身文化的特質，盲目移植西方的民主制度，反倒可能導致更難解決的社會問題。繼「歐盟四豬」發生債務危機以來，跟著爆發危機的歐美國家，無一不是「民主」國家，就是最好的殷鑑。

牟宗三在致力於整理儒家文化的統緒時，曾提出「三統並建」之說，認為他畢生所作的努力，是在建立儒家人文主義的「道統」，將來必須吸收西方文化之長，以他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建立自主的社會科學「學統」，才有可能開出民主政治的「政統」。

我一向認為，台灣是中華文化最好的實驗室，如何以「台灣推行民主政治」的經驗作為起點，總結西方國家的民主經驗，建構中國式的民主理論，開出儒家人文主義的「政統」，正是當代社會科學家最重要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