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五日中國大陸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在北京開幕，這將是十八大權力交接前胡溫政權的最後一場政治大戲。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今年國內生產總值成長七‧五％，這是八年來首次將ＧＤＰ預期增長目標設定在八％以下。但更為外界關注的，卻是另外兩項預算：國防預算成長一一‧二％，總經費超過一千億美元，而公共安全支出（亦即一般所謂的維穩經費）再度超過國防經費，成長一一‧五％，超過七千億人民幣。

預料將於今年年底十八大完成接班的現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其主政下的未來十年，將會是關鍵的十年。不再強調經濟發展的速度，表示中國大陸已作出結構調整的準備，社會穩定也將進入高風險期。最近發生於廣東烏坎村的村民抗議事件以及藏民不斷的自焚，只是冰山一角。

在對外關係上，中國大陸可能最能得心應手，預料將逐漸調整其防禦式的「韜光養晦」政策，朝向「積極有所作為」的方向發展，東亞地區的國際政治將有一新的面貌。假如說鄧小平是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新對外關係之建構者，江澤民逐漸展開落實此一新政策，胡錦濤力圖調適並開始展現大國影響力，對新時期中國大陸的對外關係，習近平有鞏固定型和創造典範的作用。

第五代領導人更具影響力

面對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浪潮，中共第五代領導人將比前四代領導人具有更巨大的實力與影響力。未來十年，中國大陸的ＧＤＰ將非常接近，甚至可能首度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

事實上，就一般民眾的認知而言，近來全球性的民調顯示，不同國家的人民已開始認定中國大陸為國際政治的主軸國。有些經濟學家甚至大膽預測，二○五○年中國大陸的ＧＤＰ將會是美國的兩倍（以二○○九年之貨幣兌換為基期）。根據IHS Global Insight的估計，二○一五年中國大陸的軍事預算將達二三二五億美元，是日本軍費的四倍，超過排名其後十二個國家軍事預算的總和。估且不論中國大陸實際軍事預算，這個估計遠高於官方公佈的數據。 中國大陸ＧＤＰ和軍費的快速成長，讓許多人認為中共與美國之間的權力平衡，已逐漸朝向對中國大陸有利的方向發展。中國大陸挑戰美國在東亞的地位，只是時間的問題。

此一權力認知觀念的轉變，將助長大陸民族主義的進一步高漲。事實上，自從美國華爾街金融風暴席捲全球後，美國對中國大陸作為美國最大債權國的地位日益不安，中國大陸的崛起使美國一手主導二次大戰後的世界體系，必須作出修正與調整，國際金融秩序更是此一秩序重構的優先項目。

新的角色定位

中國大陸是促使此一國際結構變化的主要推力，具體而言，其角色變化可歸納為下列數項︰

（一）在政策上大陸將漸趨強勢，規則適應者的角色將轉變為規則制定者

江澤民時期大陸對西方主導的國際制度與規範敵意猶存，胡錦濤則逐漸熟悉適應此一西方建構的遊戲規則。以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為例，正式成為會員後的頭七年，北京只提出三件上訴案，多數時間是在被告中學習。但二○○九年一年中，中國大陸就提了十五件上訴案，數量超越任何其他國家。在經歷學習與摸索後，習近平時代的大陸外交，將逐漸脫離調適，而是主動地要求對現行規章的修改與新規章的制定，中國大陸在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與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的發言權與影響力，將更為顯著。

東亞區域方面，北京迄未提出「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主張，此與希望美國箝制北韓核武與日本之再武裝有關，但未來十年大陸的實際軍事支出，有可能凌駕美國，北京之安全政策是否仍能安於「阻卻政策」（access-denial），不無疑問。

（二）利益將更多元

習近平訪美再度要求美方尊重大陸之「核心利益」（core interests），此一「核心利益」的提法，在概念上與主權有關，限於地緣政治敏感區域如台灣與西藏，也只有在面對美國時才提及，外交部長楊潔篪在三月五日年度記者會中重申此一立場。

未來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範圍將大幅擴大，涵蓋政治與戰略安全領域。不論自歷史、經濟資源或戰略的角度，南海是不會或缺的一塊拼圖。目前，美軍機艦定期在中國大陸十二海哩外的海域偵察。至二○二○年，中國大陸海軍可能擁有三艘航母戰鬥群，屆時其兵力雖不至於向美國近海延伸，但在其鄰近海域之活動將趨強勢，南海、日本、關島均將直接承受衝擊。

（三）全力發展軟實力，經濟結構轉型衝擊其他國家傳統產業及高科技產業

目前，大陸的中產階級人數大約三億，數量雖大但作為一個階級仍處於發韌期。至二○二○年，大陸的中產階級心態上將趨成熟，配合龐大之出國人口，大陸的形象可望改善。

然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大陸的經濟靠的是龐大的外來投資從事加工和代工生產，欠缺品牌與附加價值。近年大陸每年海外投資已達六百億美元，未來將透過併購的方式（如聯想Levono併購ＩＢＭ，四川重機併購駻馬，北京汽車併購ＧＭ的Saab，吉林汽車併購Volvo），取得許多國際知名品牌的所有權。過去連續兩年大陸的汽車市場銷售都超越美國，未來十年大陸的汽車出口有可能追韓趕日。此次習近平訪問洛杉磯時，與動漫公司DreamWorks簽訂協議，投資三億美元在大陸成立Oriental DreamWorks公司發展動漫，便是提升軟實力的一例。

另外，中國大陸積極發展全球英文電視新聞網及廣設孔子學院，說明了提升軟實力，將是中共第五代領導人的要務。

（四）對能源與資源的需求更大，造成壓力

大陸的能源使用總量已經超越美國，未來十年，中國大陸在全球各地掠奪能源的趨勢將更明顯。過去中國海洋石油公司（CNOOC）欲併購美國Unocal以及澳洲礦田，遭受當地國政府出面干涉之事例，將更為層出不窮。中國大陸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與先進國家之爭執，也不易和緩。

綜合實力提升的挑戰與問題

中國大陸綜合國力的提升，固然引發「中國模式」是否優於「華盛頓共識」的爭辯，未來十年中國大陸領導人的外交空間，也一定較前任領導人寬廣。但是，內外在環境的動態發展並非全然有利，新一代的領導人將面臨空前的挑戰。

首先，面對日益複雜的外在環境，大陸似乎有「制度滯後」的狀況。學者裴敏欣認為面對全球化的挑戰，中國大陸不論在制度法規、具有競爭力的私營企業以及人才等方面，均嫌不足。大陸將對外經援視為重要外交工具，對非洲的貸款已超過世界銀行，但迄未設立專責機構負責對外經援或借貸。在國家資本主義主導下，中國大陸出現了許多超大型企業（如中石化），但這些巨型國企的成功，多得利於政策利多，欠缺市場競爭力。私營企業除了少數（如華為、聯想）外，多不成氣候。

至於人才方面，大陸的大學院校雖有四千所，但高等教育體系的競爭力也相對滯後。

其次，中國大陸的經援或貸款固然少有附帶條件，較為接受國稱許，但對在地國資源的掠奪以及其特殊之經營形態（如多雇用本國勞工），已引起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的批評。如大陸對東協主要盟邦緬甸承諾投資已達兩百億美元，但在當地民眾壓力下，不得不於去年九月終止中方資助建造耗資三十六億美元的巨型Myitsone水壩。北京在緬甸的最大戰略投資─兩條輸油管線通至大陸西部─也受到緬民的反對，在此背景下，美國順勢於去年年底強化與緬甸的關係。

自內部而言，中國大陸正經歷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轉型。未來十年，此一仍然高度集權的一黨專政體制，勢必做出更大的調適，使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能夠獲得適度的表達。最近發生於廣東烏坎村的群體性事件，已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此一國家與社會的矛盾。在中產階級持續壯大下，國家必須騰出更多的空間，社會也將更趨多元化。此一內在結構性的矛盾，對大陸在國際社會扮演的角色，將發生牽制的效果。

對台灣的影響及我方因應之道

大陸崛起的速度驚人，高速的發展必定帶來重大的體制與結構轉型，調適不及或現代與傳統的矛盾不可避免。面對此一新舊體制與文化爭妍、中西模式競逐的狀況，對手確實不易發展出一套邏輯嚴整之對策。對對手而言，大陸仍然充滿許多不確定。因此，是友是敵的辯論不僅在台灣持續發酵，即便在美國此一爭論仍然未息。美國學界較持平的說法，認為中國大陸已強大到無可圍堵，但過去柯林頓總統提出的「交往政策」（engagement），以期自價值上根本地改變中國大陸的目標，似乎也未如預期，新的「共同演展」（co-evolution）戰略呼之欲出。

對台灣而言，強大卻又複雜的大陸帶來的挑戰更甚他國。習近平訪美期間，台海議題輕鬆帶過，雙方行禮如儀，充分說明過去三年多來馬政府的兩岸政策，足以保障台灣的最大國家利益。美方重申基於三個聯合公報的「一中政策」，但也首次提出「拒絕任何台獨主張」的說法，異於過往「不支持台獨」的一貫立場。

重要友邦有關「一中政策」的表達方式與內容，攸關我方利益至鉅，當然應密切關注。但是，面對新的全球化發展以及中國大陸的強勢崛起，台灣必須擴大視野，不能一如既往，以兩岸作為唯一聚焦。自此而言，國內至今仍然辯論「九二共識」是否存在的問題，不免令人對台灣能否充分掌握全球化的脈動，並據以制定正確的戰略思惟，不無懷疑。

首先，面對與我關係至鉅的強大對手，台灣必須進一步思考如何與大陸建立起更有效的官方交流模式（modus operandi），進一步找到將台海和平制度化的議定方式（modus vivendi）。

其次，美國作為全球唯一超強的絕對優勢漸失，對處理包括台海在內的區域安全事務的能力，已不如既往。大陸在沿海部署飛彈，射程遠超過台海地區，可直接威脅駐日、韓、關島的美軍，但中（共）美有意義的戰略對話迄未制度化，未來勢必會有更多的實質對話管道建立，如何強化台灣的戰略地位，突出外交空間，依然是朝野最大的考驗。

再次，隨著大陸國力的提升，加上歐盟金融危機以及美、日經濟持續低迷，大陸在國際社會的發言份量日增，已經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必將更加澎湃，此於兩岸關係的意義為何？大陸是否會改變過去三年來之軟性策略？對兩岸協商是否造成影響？這些問題，值得台灣方面嚴密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