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人稱「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的李鴻章，儘管權傾一時，對時局卻有不無感觸的分析：「…今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械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砲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這不僅點出近代中國面臨的對外關係挑戰，也反映出知識份子的高度焦慮感。

大變局：歐洲興起及其引發的全球化

如同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家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指出的，他認為在最近五百年的東西方關係史中，存在著兩個重要謎團：一是歐洲國家體系何以能如此迅速地擴張，從而自一八五○年代後，逐步控制了全球；其次，則是東亞地區何以能在歷經歐洲和美國控制與影響後，尤其在十九世紀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情況下，重新取得挑戰西方霸權的能量。

對於後者，我們稍後再談，至於針對前者，美國歷史學家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解釋（或許也代表了西方史學界的共識）是，由葡萄牙自十五世紀末率先投入的地理大發現運動，最終打破了過去以陸地作為文明中心的現狀，同時啟動了一段後來被稱為「全球化」的歷史新時期。當然，西歐絕對是這場革命的最大獲益者。

自此，以拉丁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做為第一批受害者，藉由大西洋貿易及其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所挹注的龐大經濟利益，再加上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工業革命所提供遠非人力所及的機械能量，非但讓擴張者順利動搖了歐亞大陸上傳統的帝國勢力，事實上，歐洲自己也無法倖免。其結果，便是匈牙利經濟歷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口中一場徹頭徹尾的「鉅變」（Great Transformation）。

傲慢與偏見：歐洲中心觀的偏狹與影響

十八世紀末的哲學家尤斯蒂（Justi）曾有過如下嚴厲的自省與批判：「我們的理性、認知和觀點，讓我們自以為是，把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貶為在周遭四處爬行的可憐小蟲；事實上，我們也真的如此對待他們。我們的舉止行為就像整個地球的主人一樣，毫不考慮，便強佔了其他三大洲所有民族的土地，在他們的國家中頒布法律，然後將所有人當作奴隸，…如果說這些民族是蠻族，我們也一定好不到哪裡去」。

當然，具有前述泛道德感的研究者畢竟是少數，更多人分享的是一種自認為「選民」的莫名優越感，以及對英國詩人吉卜林（Joseph Kipling）所謂「挑起白種人的擔子」激昂呼籲的正面回應。不過，批評這種被法國政治經濟學家阿敏（Samir Amin）指稱為「歐洲中心說」的偏見並無意義。因為自古以來，只要文明發展程度足以睥睨四方，中心觀自然應運而生，過去的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如此，今日的美國又何嘗不是。

進一步來說，我們絕不否認歐洲打造全球貿易與交通網路的成就，以及它在過去兩百年來「超伊（斯蘭）趕中（國）」的文明奇蹟，也不試圖挑戰例如美國經濟歷史學家藍迪斯（David Landes）等人所試圖闡釋「窮國何以會窮，富國何以致富」之不證自明的道理。此處要強調的只有一句話，「歷史的功能並非用來釐清過去，而是更積極地幫人類面對未來」。

從這個角度來說，所謂「中心觀」無非是一種沉溺於過往的自戀心態，對於身陷其中者固然毫無裨益，對旁觀者而言，若就這樣被牽著鼻子走，無疑應了「演戲的是瘋子，看戲的是傻子」那句老話。

軸心位移：一個世界史的自然現象

正所謂「旁觀者清」，位於歐洲以外的相對優勢，使我們得以藉由較客觀的角度來看待歷史發展趨勢。事實證明，世界軸心（在同一時期擁有相對文明高度者）本來便是不斷地改變其地緣位置。從西元前三○○○至二○○○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西元前一五○○至一一○○年間的埃及新王國時期，西元前五五○至四○○年間的波斯帝國、西元一世紀前後東西方同時輝映的漢帝國與羅馬帝國、西元八至九世紀的隋唐帝國，到十六至十七世紀達於極盛狀態，以鄂圖曼為主的伊斯蘭世界等。

正如英國歷史學家甘迺迪（Paul Kennedy）試圖書寫的《大國興衰史》一般，儘管所有占優勢者都期盼能「千秋萬載，一統江湖」或「傳及子孫，乃至萬世」，無論如何，文明軸心位移確實是個自然現象。

更甚者，不管是聚焦於所謂「神秘的北緯三十度線」，還是孕育農業文明的幾個主要大河流域（尼羅河、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印度河、黃河與長江），亞洲不僅是地球上面積最大且人口最多的大陸，除了傳說中的亞特蘭提斯與埃及外，其餘已知曾經存在的文明軸心，多數也座落於亞洲各處。正因如此，英國學派的歷史社會學家霍布森（John Hobson）甚至直接以「西方文明根本便源自東方」立論。

不僅如此，德國經濟歷史學家法蘭克（A. Gunder Frank）也指出，在葡萄牙遠航三百年後，即便歐洲看似已控制全球貿易網路，在一八○○年左右，光是廣州鄰近地區的人口便超過整個歐洲城市人口的總和。進言之，若估計當時在全球經濟體系中所據位置的話，十八世紀世界工業中心是在亞洲，而非歐洲，當時最強大的國家絕對不是路易十四的法國或彼得大帝的俄國，而是占了全球生產總值七成以上，位於東亞的滿清中國與南亞的莫臥兒帝國。

東亞世紀：亞洲再崛起的歷史暗示

法國年鑑學派史家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曾如此形容十八世紀末東西方的一段碰撞經驗：「…正值法國大革命之際，英國派遣了一個浩大的使團前往中國，…他們就像面對巨人歌利亞的又一個大衛，儘管只有八百萬人口，卻自認為是當今世上最強大的國家，並打算跟一個擁有三點三億人口的國家平起平坐，結果被這個自視為天下唯一文明國家的中國拒絕了。」

由於歐洲的拿破崙戰爭方酣，暫時無暇東顧的英國使團只能接受屈辱被逐的結果，從而繼續滿足了中國的自我天朝想像。但在維多利亞女王於一八三七年登基，並開啟了近代英國的黃金時期後，新的全球化洪流既在十九世紀中葉席捲了東亞，亦迫使中國在「全盤西化」的呼號中，自己走向文明中心的高壇。

曾幾何時，如同《亞洲的崛起》（Asia Rising）作者羅威爾（Jim Rohwer）所言：「…歐洲花了一千五百年才取代中國，成為最先進的文明，…但目前全世界最重大的問題是，究竟應如何面對一個充滿自信、擁有核武，且即將躋身全球最大經濟體的中國大陸」。不僅如此，曾任國際貨幣基金輪值主席的道布森（Wendy Dobson）更進一步大膽預言，儘管存在高度文化異質性，且尚未解決領導權歸屬問題，大約在二○三○年前後，亞洲便將主宰整個世界經濟走向。

當然，我們可用無數驚嘆號來描寫這段「不可思議」的歷程，但正如前述，這個結果其實「再自然不過」；而且，重點並不在如何詮釋它，而是必須從歷史經驗去歸納整理出，新文明軸心崛起將帶來的結構與規範性影響，或許這才是當務之急。

最後，從當前時勢角度來看，尤其在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重創下，由於美國與西歐陷入巨額債務纏身的窘境不能自拔，從而也加速了世界體系軸心往亞洲位移的速度，這一方面反映在美國亟欲「重返亞洲」的戰略迫切感中，也因此不斷在東亞區域激發衝突火花。巧合的是，無論是現實的地理環境，抑或既虛擬又真實的政經互動，目前台灣都處於兩大板塊相互推擠的夾縫間隙當中。至於，是僅能被動地靜觀其變，還是試圖更積極地去掌握契機，則有賴於當政者與全體國人的睿智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