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的時間，是短是長？或許短到不足以消弭歷史的恩怨，化解意識型態的障礙，卻也長到讓我們可以比較兩岸關係的起伏轉折，看到兩岸未來應然的走向。

二十年前，兩岸形成九二共識，二十年後，它依然是注目的焦點，討論兩岸關係，幾乎離不開九二共識。然而，大多數人是各取所需，有人只看一段時期，有人只聚焦共識內容，畢竟難以窺其全貌。個人認為，要認識九二共識，必須把它放在兩岸建構信任的過程中來理解，因為在不同的時期，它有不同的意義。

不論是人與人，或者是集體與集體之間，小至公司，大至國家，信任是影響彼此互動一項非常重要的因素。雖然現實主義者認為在國際政治體系中，並沒有「信任」概念存在的空間，但從兩岸關係這二十年來的變化來看，「信任」的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視角，讓我們可以透視兩岸如何從對抗走向和解。在這個過程中，「九二共識」當然是一個不能忽略的重要概念。

信任有助於處理安全兩難

事實上，國際關係中的行動者對於彼此的行為，相較於國內政治的行動者，往往更具有不確定感，但也因為如此，「信任」顯得更加重要。安全兩難（security dilemma）是國際關係理論中一個重要的概念，一般係指在一個不確定的環境中，一個國家會假定他國必然會攻擊己方，於是增強武力以保障安全，但這樣的做法又引起其它國家的恐懼，於是競相增強武力，結果反而使自己更不安全。不過，研究「信任」的國際關係學者Ken Booth及Nicholas Wheeler認為，這種為求安全反而自陷於不安全的現象，與其說是安全兩難，不如說是安全弔詭（security paradox），而真正的安全兩難應該是指如何解讀他方行為意圖以及如何回應他方行為的兩難。

就解讀言，他方的行為是善意，還是惡意？是為侵略而準備，還是為了自衛而已？就回應言，是應該增加武力，還是維持不變？是要先下手，還是再觀察？這是所有國家都會碰到的兩難。兩岸接觸伊始，互不了解且相互猜疑，同樣也面臨解讀與回應的安全兩難。安全兩難與風險是連體嬰，在這種情況下，信任的建構有助於風險的管理，也有助於合作的開展。

信任與合作有關，雖然合作不必以信任為必要基礎，但有信任為基礎的合作，範圍可以更廣，程度可以更深，時程可以更久，議題可以更重要，成本更低，效益當然也更大。從兩岸關係來看，尤其是二○○八年後的兩岸關係，確是如此。

本文想從信任建構的必要性、信任的屬性，以及信任建構的條件，來說明兩岸信任建構的過程以及九二共識在不同階段所代表的意義。

兩岸建構信任必要性的四點理由

兩岸之間有建構信任的必要性嗎？個人認為至少有四點理由。

首先，賽局的性質本身即會影響到信任建構的必要性。如果有一方可以不參加賽局，那信任關係建構與否，就不那麼重要。此外，在一次性的賽局中，由於囚犯困境，雙方都會採取欺騙的策略，但在多次的賽局中，信任的建構就有其誘因。

如果雙方都無法跳脫賽局，那代表彼此的利益都與對方的行為有關，或者說雙方在賽局中都有風險存在。學者Diego Gambetta即指出，「必然是因為有脫逃（exit）、背叛（betrayal）、及欺騙（defection）的可能性，信任才有關聯。」Booth以及Wheeler更明白指出：「信任與不確定性是互相關聯的。」Gambetta所指的三種可能性，即是風險；風險代表著不確定性，而信任就代表一種風險承擔的行為。可以說，建構信任的目的，就是要降低這種不確定性。

以兩岸而論，自從一九八七年開放探親之後，兩岸經貿及社會交流成長快速，而且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已漸漸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重要的一員，即使民進黨也了解，台灣今日已無法脫離兩岸關係的賽局，而且這一個賽局與台灣的利益有密切的關係。

一九九○年代初，兩岸嘗試建立互信，因此有了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成立、九二共識的建立，以及接續的辜汪會談。但由於李登輝總統訪美、九六飛彈危機及兩國論等因素，出現了Gambetta所說「背叛」與「欺騙」的認知，以致兩岸幾近毫無互信可言，因此在賽局中採取相互對抗的策略，直到二○○五年後，國民黨與大陸開始重建互信，並於二○○八年後在此基礎上開展合作。

其次，建構互信與降低交易成本有關，可以說，雙方互信的程度愈高，交易成本就愈低。以企業而論，如果彼此互信，不必擔心對方會違背承諾，那交易時自然可以節省不少為防止對方不履行責任所必須支付的成本，例如律師的費用。對兩岸來說，互信並開展合作，使兩岸海空直航成為可能，共同打擊犯罪也可以減少犯罪的發生，乃至於許多和平紅利，都是來自於交易成本的降低。即使在外交上，兩岸足夠的互信也避免了互挖牆腳所可能付出的代價。

第三，如果彼此互信，雙方不僅可以避免做最不利的選擇，更可以創造雙贏的結果。在多次性賽局中，如果參與者無法建立互信，那雙方都會採取欺騙的策略，也就是說，會陷入惡性循環的囚犯困局中。兩岸長久以來無法三通，就在於雙方陷在這種囚犯困局，即使外在環境已有變化，但不會影響彼此所作的抉擇，因為任何一方都害怕中了對方的圈套。相反地，如果雙方可以發展互信，那麼透過相互合作的行為，就可以達到雙贏的結果。

有學者研究台美中的戰略三角關係，其中最理想的關係是三方皆維持正向關係（三邊家族型關係），對台灣最糟糕的情況則是美中關係為正，而台灣與二者之關係皆為負（結婚型關係），但相當多情況是美國與大陸及台灣皆維持正向關係，而台灣與大陸為負向關係（羅曼蒂克型關係）。在羅曼蒂克型中，台灣與大陸的兩方都是對現狀不滿者，也就是說雙方都想改變現狀，但這種改變可以是零和的（朝向結婚型關係），也可是雙贏的（朝向三邊家族型關係）。至於雙方會如何選擇，即與互信有關。

事實上，以台灣的情況，很難提升自己的角色，亦即美台關係為正，而美中關係及中台關係轉為負。因此，朝三邊家族型關係發展對台灣最為有利，但這必須要雙方發展基本的互信，在這個基礎上展開合作，然後方能由此進一步逐步累積互信，使戰略三角由羅曼蒂克型轉變為三邊家族型。這正是二○○八年後大陸、美國與台灣戰略三角關係的變化方向。

最後，互信可以減少誤判的機會。如前所言，信任是相信對方會採取對自己有利或至少不會傷害自己的行為，因此一旦出現了異常，可以透過互信的機制來減少誤判。例如美蘇在冷戰期間，雙方本缺乏互信，但為了避免誤判，領導人之間才發展熱線的機制，算是雙方邁向互信的一小步。因為在熱線上，至少彼此有某種程度的信任，否則熱線也沒有功能可言。除了熱線之外，密使也是雙方建立互信的作法之一，例如李登輝總統在一九九○年代初期建立的密使溝通機制，也可以避免誤判的機會。卜睿哲指出，「台灣是個民主政體，任何談判的結果必須透過民主機制取得民眾的通過。可是，若無私下管道輔助公開討論，幾乎不可能會有任何結果。」尤其私下的溝通，任何承諾都必須經過彼此的驗證，才能成為互信的基礎。

信任的四項屬性

然則，何謂信任？有學者從偏好的角度界定其為「一種他方偏好相互合作而不是利用我方合作的信念，而不信任則是一種他方偏好利用我方合作而非有所回報的關係。」也有學者認為信任是有關他方會採取合作行為之機率的信念。就如Gambetta所說，「當我們說我們信任他方或他方值得信任，我們隱含的意思是他方會採取有利於或至少不會傷害我們的機率高到足夠我們考慮與其合作。」根據這些定義，信任（不論是偏好或機率）基本上是一種理性的計算。但個人以為，國際間的信任，除了理性的計算之外，也有感性的成分。換言之，信任具有理性與感性的雙重屬性。

根據Booth及Wheeler的分析，國際關係中的信任，具有以下四項屬性，既有感性，亦有理性：

（一）黑暗中的一躍（Leap in the dark），這是法國外交部長Rober Schuman對歐洲鋼鐵同盟成立時的描述，亦即在一片朦朧不確定的情況下踏出信任的一大步。這一道門檻，是關鍵，往往也是改變歷史的決定。

在當代歷史，蘇聯戈巴契夫以及以色列拉賓都曾經在敵對的狀況下做了黑暗中的一躍，後者雖然未能成功，但前者帶來了美蘇之間的和解。一九八七年蔣經國總統決定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讓兩岸展開了新賽局，一九九○年李登輝總統成立國統會以及一九九一年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二○○五年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和平之旅，則是黑暗中的一躍，分別在不同時期為兩岸的信任建構揭開了序幕。

（二）設身處地（Empathy），也就是能站在對方的角度來理解彼此，思考問題。

敵對的雙方互不信任，往往只看到自己的傷痛，只想到自己的風險與不安全，而忘了對方也有同樣的傷痛、風險與恐懼，也忘了自己的某些行為可能就是他方感到不安全的原因。建立信任的過程，就是設身處地去理解對方的認知、傷痛、風險與恐懼。一旦可以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角度來思考，就有助於解決安全的兩難，尤其是在解讀對方行為的意圖上。

從兩岸關係來看，在開始接觸之初，大陸對於台灣人民的擔憂以及民主化、本土化的發展，並沒有深刻的認識。簡言之，兩岸初期的信任建構是基於需要，但少了設身處地的理解。因此，兩岸雖然在一九九二年達成九二共識，但由於少了設身處地的能力，大陸並不理解台灣參與國際社會的需求，也不了解台灣對於一國兩制的排斥以及對於「對等、尊嚴」的堅持。由此可知，在一九九○年代，九二共識的信任基礎是相對薄弱的。

然而，這種設身處地的理解，隨著時間而逐漸增加。例如在二○○一年之前，大陸對於台灣的大選，是毫不遲疑、明目張膽地表態，但自此之後，大陸對於台灣的選舉已不再做任何公開的表態，以避免形成干預台灣內部的印象。除此之外，大陸對於一個中國三段論的提法，也有了改變，基本上反映了設身處地理解的增加。可以說，隨著兩岸交流日趨密切，以及台灣民主化日益成熟，大陸慢慢理解台灣在面對大陸時的情感與擔憂，也認識到民主已經是台灣生活中的一部分。此時的九二共識，其基礎自然不同於一九九○年代的九二共識。

（三）依賴（Dependency），意指信任既代表依賴的關係，也代表容易受傷害（vulnerability）。

當一方採取某種行為時，所謂信任，就代表相信對方的意圖不是要傷害我方的利益，但如果對方真有傷害的意圖，那將使自己陷於易受傷害的境地。所以說，信任的目的是要降低風險，但信任也不是完全沒有風險。德國名作家Johann Paul Richter說：「過多的信任是愚蠢，過多的不信任是悲劇。」證之於兩岸，的確是如此。

兩岸關係是一種不對稱的關係，由於此一規模與實力上的差異，台灣對於信任所帶來的依賴與可能的潛在傷害，當然會比較敏感。這是台灣在與大陸建構信任的過程中，不能不考慮的因素，也是兩岸在一九九○年代建構信任過程中，一波三折的因素。二○○八年後，兩岸雖然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協商，但台灣方面仍然是小心謹慎，定出了「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這也是為了避免一開始過多信任可能形成的潛在傷害。

事實上，此一信任屬性也是不少反對者主要論證的依據。然而，反對者的態度是過度的不信任，那將是兩岸的悲劇，此已毋庸多言。

對大陸來說，依賴屬性同樣也意味著受傷害的風險。二○○八年後，兩岸互信增強，大陸不免擔心其國際上的善意會被利用，也擔心台灣如果再次政黨輪替的後果。不過，與一九九○年代相較，大陸現在顯然較願意承擔依賴屬性下的風險。

（四）正直（Integrity），因為信任代表經過一段時間的印證，相信對方會做對的事。

黑暗中的一躍只是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信任是要經過培養與驗證的。就像美國前總統雷根所說：「信任，但要驗證。」只有經過一段時間相互的驗證，才能建立具有正直基礎的信任，也就是相信對方會做正確的事，不會傷害到我方的利益。

這四項屬性都有程度高低或深淺的不同，由此可知，信任亦有深淺之別，範圍之異，而且信任有時間的向度，包括開始跨出第一步，以及其後的互動。易言之，建構信任需要時間；建構信任即是在時間的向度上創造條件的過程。

本文要強調的是，因為各項交流日益密切，兩岸之間已無法單獨脫離賽局，而且這個新賽局提供了信任與合作的可能性。既然雙方無法單獨脫離賽局，那雙方建構信任的條件為何？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不同階段中又代表了什麼意義？

建構信任的四項條件：共同性、一致性、確定性以及突破性

國際關係中信任的建構，尤其是原來敵對的雙方，絕非易事，個人認為至少有幾個重要的條件：共同性、一致性、確定性以及突破性。

共同性，主要是指雙方戰略利益的交集而言，而且有兩個層次，包括兩岸層次以及政黨層次。個人認為，這兩個層次戰略利益交集的相應程度愈高，就愈容易發展信任關係。

從兩岸層次來看，民主和平理論（democratic peace theory）認為兩個民主政體之間比較不會有戰爭。就兩岸政體而言，一個是民主政黨，一個是非民主政體，根據學者的研究，在建立信任上，本來就比較困難。然而，從兩岸各自內部的發展階段來看，有一個共同的戰略利益，那就是「和平」。大陸在崛起的過程中，相當重視和平的形象，不希望造成周邊各國的疑慮，因此過去有所謂「和平崛起」的說法。事實上，大陸一方面要處理棘手的內政問題，一方面要面對複雜的國際情勢，兩岸之間維持「和平」的狀態，符合大陸的戰略利益。至於和平對台灣的重要性，那就不必多費篇幅了。

「和平」的戰略利益交集，一方面使雙方即使在敵對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去踩紅線，避免走向戰爭，另一方面，提供了雙方建構信任的可能性。只是對中共來說，還有另一項重要的戰略利益，就是中共一直強調的「一個中國」原則，如果兩岸在這裡找不到交集，那要建構信任，恐怕也只是單方面一廂情願的想法而已。這也是民進黨與大陸始終無法邁出信任建構第一步的原因。換言之，就民進黨而言，這兩個層次的戰略利益並不相應。

就九二共識而言，國民黨始終認為其內涵為「一中各表」。誠如國安會前秘書長蘇起所說：「共產黨的立場是『一中』，不談『各表』；國民黨是『一中各表』；而民進黨是『各表』，不談『一中』。」對國民黨來說，九二共識象徵的是兩岸之爭議並非統獨之爭，而是價值與制度的議題，就像國統綱領所說以追求「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國」為目標，這也是九二共識從開始至今始終不變的重要意涵。在這一層意義上，九二共識代表了兩岸層次與政黨層次戰略交集的相應性。

無可諱言，九二共識為兩岸之間的一個中國內涵爭議，提供了一個解套方法。事實上，兩岸目前也無意深究一個中國的內涵，因為重要的不是它的內涵，而是前述始終不變的意涵，這也是大陸一直宣稱只要民進黨接受九二共識，即可展開對話協商的主要邏輯。從這個角度來看，九二共識是一個擱置爭議的良策，只可惜，民進黨一直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使兩岸層次與政黨層次的戰略利益無法相應，成了和大陸展開互信建構的障礙。

足夠的戰略利益交集只是建構信任的必要條件而已，不能忽略其它的條件：一致性、確定性與突破性。就一致性而言，包括了時間前後的一致性、言行的一致性；這種一致性，亦為一種可預測性，即可降低對方心理上的不確定感，有助於信任的建構。

以民進黨為例，陳水扁總統自二○○○年執政後一開始，雖曾展現一些善意，例如宣示「四不一沒有」，在接見美國亞洲基金會會長傅勒時表示願接受九二共識，成立跨黨派小組，提出統合論等等，但實際上陳水扁總統各種說法翻來覆去。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陳水扁總統說：「絕不接受一中原則、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接受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不但是要消滅中華民國，而且是亡國。」二○○二年八月三日又提出「一邊一國」的說法，隨後並開始推動公投法以及所謂的催生新憲法的公投主張。民進黨政府不僅言語前後不一，言行也不一，例如一連串所謂「切香腸」的作為，都使民進黨政府無法取信於大陸。雷根說：「信任，但要驗證。」孔子也說：「聽其言，觀其行。」顯然，民進黨政府在這一方面經不起驗證。

九二共識形成前後的歷史也可以說明一致性的重要性。自兩岸開放交流之後，彼此有接觸之需要，但雙方都有疑慮。由於李登輝總統是新領導人，大陸不能十分確定他的意向與態度；而台灣方面也對大陸一國兩制的統一主張心存疑慮，因此雙方都相當謹慎。由目前的資訊來看，李總統與大陸之間的密使往來，是建立互信的第一步，但更重要的是一九九○年成立國統會，一九九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通過國統綱領，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通過「一個中國涵義的決議」，可以說，當時政府言行一致，前後一致，因此雖然雙方對於是否要將一個中國原則落諸於協議有不同意見，最終大陸也同意各自用口頭方式來表達。因此，九二共識既是雙方之前建立互信的一個總結，但也是雙方之後檢視互信的一個根據。

雙方雖然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進行了辜汪會談，但兩岸的矛盾也隨之產生。當時的大陸，態度強硬，立場僵化，漠視台灣要求的政治實體地位，拒絕台灣對兩岸現狀的界定，否決台灣參與國際空間的尊嚴與需要，台灣方面感受不到善意，自然感到不滿。至於台灣方面，民主化與本土化的浪潮洶湧，李登輝總統接受司馬遼太郎的專訪、訪問康乃爾大學的言行，也加深了大陸方面的疑慮。此時的九二共識，由於雙方沒有互信，根本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確定性，可以說是兩岸在政體不同的情況下，非常重要的一個條件。所謂確定性，是指一種正式的、組織的決策，而不只是領導人的談話而已，它同時也必須是無法挽回（irrevocable）的表示。

在九二共識形成之前，不論是國統會的成立、國統綱領以及一個中國涵義決議的通過，都是一種確定性的表達，因此有助於九二共識的形成。

二○○五年連戰主席與大陸胡錦濤總書記共同發表了新聞公報，其中包括了兩黨共同的體認（戰略交集），也揭櫫了兩黨要促進的五項工作，亦即五項和平共同願景。這一份新聞公報，不僅是雙方共同發佈，而且後來並成為兩黨的正式文件，馬英九在二○○六年繼任黨主席之後，亦將其列為政綱，這都是一種確定性的表示。此一新聞公報，不僅提到了「九二共識」，也提到了五項共同願景，包括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會協商。由此可知，此時的九二共識已不是單獨存在，而是與五項共同願景並存，可以稱之「五加一共識」，這也是二○○八年後兩岸關係往前推進的重要基礎。

再以民進黨執政時為例，陳水扁總統個人的一些表態，還不足以構成確定性，它必須經過民進黨內部或政府內部組織程序所形成的政策，才能夠做為建構信任的基礎。民進黨有關台灣未來的決議，從台獨黨綱、台灣前途決議文，到正常國家決議文，都與大陸的戰略利益有距離，除非有新的決議文，並且與大陸找到戰略利益的交集，才能建立確定性。

我們從中東長期以來的衝突即可了解，敵對雙方欲求建立信任，阻礙重重。學者指出，在這種情況下，想要建立信任的一方就必須採取足以讓對方改變認知的行動，而這種行動往往必須成本很高，或者說具有突破性。例如蘇聯戈巴契夫在冷戰結束前所採取的一連串行動，都是西方世界當初始料未及，具有相當的突破性，也加強了西方對蘇聯意圖的信任。

一九九○年代初期，兩岸的戰略利益交集較廣，李登輝總統與對岸開始建立密使往來，這就是一種建立互信的過程。我們從後來的發展可以看出，這個互信促成了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成立、九二共識的形成，以及一九九三年的辜汪會談與四項協議的簽署。

但很可惜，在李登輝總統堅持訪美之後，由於一致性受到懷疑，這個脆弱的互信被破壞。此後雙方皆有想要重新建構信任，因此才有一九九八年的辜汪會晤。然而一九九九年李登輝總統發表了「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談話，使兩岸的戰略利益交集大幅縮減，信任完全消失。

這種情況到了二○○○年民進黨執政後，依舊沒有改變。總而言之，民進黨執政八年期間與大陸雖然是多次賽局，但雙方的戰略利益，除了和平之外，幾乎是南轅北轍，建構信任可以說是十分困難。民進黨雖然以「台灣前途決議文」取代了「台獨黨綱」，但突破性不足。至於中共，統一的大目標從來沒有改變，改變的只是手段而已。由於缺少了這個互信的基礎，雙方都無法突破囚犯困境。民進黨採取烽火外交，大陸也同樣用攻勢回應；民進黨推動公投法，大陸就制定反分裂法，就是最明顯的兩個例子。

從突破性的角度來看，九二共識已成了民進黨與大陸開展互信的試金石。二○一二年大選之時，九二共識再度成了各界關注的焦點，許多企業界人士紛紛表態支持九二共識。民進黨總統候選人在大選時否認九二共識的存在，這個長期的態度已經使九二共識成了民進黨難以跨越的門檻。換言之，九二共識在民進黨與大陸之間，既是試金石，亦是門檻。

二○○五年連戰主席的和平之旅，也堪稱是突破之舉，因為當初民進黨政府可以說是全力反對與打壓，企圖將其與投降與賣台劃上等號，尤其大陸剛剛在三月通過反分裂法。其次，自一九四九年後，從未有中華民國的政治領導人踏上大陸領土，連戰主席是第一人，不能說不是突破之舉。最後，和平之旅也代表了國民黨對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重新認識，也反映了兩黨徹底切斷了一九八七年以前那種零和的鬥爭思維。

結語

回首兩岸二十年歲月，反而讓人對未來有撥雲見日之感，尤其是九二共識的意涵，放在這二十年建構信任的過程中來看，更顯示其價值。

對民進黨來說，九二共識成了與大陸展開互信的試金石與門檻。

對國民黨來說，九二共識提供了兩岸層次與政黨層次戰略交集的相應空間，但九二共識仍需要其它信任條件的支持，才能發揮其效用。二○○八年以來，兩岸之間的信任與合作，其效益已然顯現，但由於兩岸規模與實力差異，仍宜穩步前進。我們也可以預期，未來的兩岸關係，更重要的是在信任屬性的深化，以及信任條件的突破，尤其是在「正視現實」這一點上，才能為兩岸和平繁榮創造可長可久的堅實基礎。

九二共識至今已二十週年，但兩岸合作才四年餘，二十年後又會是什麼景象？現在或許無法清晰描繪，但我們期待，除了九二共識之外，兩岸會有更多的共識，更廣、更深的互信，當然，它也會為兩岸帶來更多、更大有形與無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