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北京而言，當前所處理的情勢是一個新興強權正在崛起，原來的霸主依舊強大，是以兩強之間在各個層面都形成較量，從而引起不必要的對比。但這就是崛起的過程，也是崛起的必然代價，北京想要崛起就必須有自己的全球戰略。本文從十八大的人事佈局、外交政策和對台政策來檢視其戰略。

「十八大」人事布局之全球意義

中共「十八大」是繼二○○二年「十六大」之後，第二次的權力和平移轉，在政治學上自有其意義，特別是九人常委減為七人常委、前總書記胡錦濤的「裸退」以及接班梯隊的安排。

一、常委減員：從中共的政治運作來看，每次換代交班時，擴增集體領導的位子，增加各方參與機會，可以使更多人馬獲得晉升，在操作上自然對現任的主政者有利；反之，減少位子，使得原本自認與有機會者落空，這就可能增加現任主政者的困擾。從此一邏輯來看，一九九二年中共的「十四大」，鄧小平將原來「總書記制」改變成為集體領導制，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有其大膽的創意，也有派系包容的便利。

到了二○○二年中共「十六大」江澤民將集體領導從七人擴大為九人，則大大增加了「十八大」既要「換代交班」，又要「常委減員」雙重制度建立的困難。從此一意義來看，「十八大」的權力和平移轉較之「十六大」困難得多，我們相信這也是海外不斷傳聞各種版本的主要原因，所以中共「十八大」的權力和平移轉，更具有指標性意義。正如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史蒂芬，唐納威（Steven Dunaway）評價說，新一屆最高領導層的誕生標誌著中共再一次按照自己的模式實現權力的平穩過渡，這已經足以載入史冊。

二、徹底引退：前總書記胡錦濤的「裸退」，是中共「十八大」閉幕式之後的大高潮。當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公佈選出習近平為中央軍委主席，正式標誌著胡錦濤完全退下，這是中共建政以來的第一人。按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法：「胡主席從黨、國家、軍隊事業發展全局考慮，主動提出不再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職務。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一中全會尊重胡主席的意願同意請求。」

據云，胡錦濤在做出「徹底引退」意向之時，還反復強調了兩點主張。其一，無論曾經是否位居要職，卸任後絕不干預政治；其二，包括軍委主席在內，今後絕不允許出現任何延長引退時期的人事例外。此兩點，最終在內部會議上獲得了共識。

三、梯隊接班：在「十八大」的人事安排中，我們可從發現在政治局委員中出生於六○年有二位，即胡春華、孫政才，五○年代有十二位，四○年代有十一位。此一安排即中共所謂的梯隊幹部安排的設計，以便在統治路徑、治理經驗、政策延續等方面儘早儲備人才、訓練人才、培養默契，以利交棒，順利接班。

梯隊接班從行政施行、國家治理的角度有其一定的長處，所欠缺的是政治的合法性。然而，卅年的改革開放，使經濟極為落後的大陸，躍居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所得從百元美元到今天的四千美元，不論大陸內部的合法性如何，此一政體的制度和運作方式都值得全世界重新認識。

中共已經建立了從上到下一整套可以被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制度。大體來說，現代的中共幹部晉升必須經過公開的考試或徵選：進入幹部體系之中、在晉升初步內部考核、內部指標評估、較小範圍內投票、勝出後為候選人、公開徵求意見等程序，來產生一般幹部。在幹部中有望成為領導人的，另有一套培養、考核的辦法。就此來看，中國共產黨可能已成為今天世界上最重視幹部培訓的組織之一。

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本月都在經歷最高領導人的換屆，這種巧合每二十年會遭遇一次，正好提供了廿年為一期的中、美的競賽。回想一九九二年迄今的兩強發展，中、美的距離是拉大了，或是縮小了，應該都有客觀的答案。
大陸的經濟奇蹟已為世界關注，但大陸的政治制度改革卻沒有引起足夠的注意。這次中共「十八大」的人事安排，應該是大陸的政治發展對全球化意義的初步展示。二十年後，到二○三二年，可能看得更清楚些，屆時「北京共識」或許才能真正在平等意義上與「華盛頓共識」對話。

中共外交政策的全球化意涵

大陸作為上升的強權，其外交政策自然深受關切，特別是近年以來，由於大陸經濟的高度發展，自然地調整了原來的國家利益觀和國家的安全觀，於是就對周邊的國家侵佔大陸海島、海礁的行徑，從原先的可以容忍，到如今的不再容忍。加上美國也正好將其外交政策重心移回亞洲，有意無意地鼓勵大陸周邊的國家，依靠美國挑釁大陸，因而大陸在近年以來和周邊國家的海上糾紛和摩擦，也就越來越多。

細讀中共在「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所揭示的外交政策，雖然字數不多，但是似乎可以感覺到中共在真正意識到大國之後的外交政策，與以往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外交觀」，還是存在落差。

首先，中共的「外交觀」是以一種地球發展的觀點出發，作為中共外交觀的基點，與以往只是從國際框架來討論其外交政策，並不完全相同。展現出中共外交的最終目的是在追求「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其次，中共的外交原則仍是獨立自主與和平共處，但是有鑒今後中共在發展的過程中，挑戰十分的嚴峻，是以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糾紛時，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此一部份配合上中共的國防政策開宗明義就說「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適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任務。」可以說是中共外交政策的強硬聲音。

其三，在國際糾紛中，中共的主張是「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張正義。」這種表示顯然比之以往「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似乎也有所修正，因為「各國人民的自主選擇」，是以他人的選擇為主，由於不干涉內政的鐵則，所以「各國人民的自主選擇」，就是他國政府的選擇，結果常常在許多地方，與西方國家相互矛盾，陷入被動。如今修正為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立場和政策」，自然增加了北京在國際糾紛時的彈性，特別在中東的議題。

其四，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承諾上，大陸將採取「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這也與以往所持「共同而有區隔」或是「權利與義務相適應」的說法，有了明顯的改變。這說明北京在事關地球生態、人類共同的議題上，採取了更積極，更自信，更負責的態度去面對。

其五，在處理全球經濟事務上，北京則堅持「權利和義務相平衡，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凸顯北京在全球的經濟事務上，希望參與更多，爭取更大的發言空間。這與以往強調大陸是國際規則得利者的立場，已經有所調整。從另一方面來看，也代表中共更積極地參與全球化的進程。

其六，在處理外交議題順序上，和「十七大」的「同發達國家加強戰略對話…推動相互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次為「加強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再到「繼續加強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深化傳統友誼」的順序一樣，這就是說，北京在今後仍是以大國關係為其外交主軸。北京今後追求建立的是「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的新型大國關係」，與「十七大」的「相互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明確不同。

歷史上「既存大國」與「崛起大國」的關係，免不了相互猜忌、衝突甚至戰爭。北京認為在二十一世紀，自身的崛起自應避免重蹈覆轍，所以強調與發達國家之間發展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不挑戰美國霸權，建立共存共榮、互信互賴的合作關係。

綜合而言，北京的外交政策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表現出參與、對話和調整的自信，似乎代表了中共的外交雖然仍將低調，但已經不完全是「韜光養晦」，而是「低調積極」。從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北京所採取的外交政策，有可能為全球化帶入不同於西方的聲音。

全球化戰略下的對台政策

中共「十八大」結束了，北京的「對台政策」可說是「胡規習隨」，從中共歷次的政治報告來看，「對台政策」段落從國防段落，到外交政策，再到港澳台併段的章節安排的形式，幾乎很難找到明顯的「新意」。此一現象本身就說明習近平上台的「對台政策」延續維持現狀的方針。

首先，觀察「十八大」政治報告中的涉台內容篇幅，代表了北京當局希望台灣議題，保持是個「小問題」的特性。兩岸關係在北京領導人的眼中是核心利益問題，但非優先性問題。

其次，「十八大」政治報告對台政策內容，強調了「和」字。中共在今後十年將面對紛亂糾葛，複雜萬分的內外各種麻煩，而兩岸關係又是北京周邊，難得的平靜與和平。是以台灣議題十分強調「和」局，文本的一開始就強調要全面貫徹，鞏固深化，創造更充分的「和」的方向，末了重複加重「反獨」呼籲，都是聚焦在「和」。

其三，「十八大」政治報告的文本內容，強調了「做」的精神。全文共五段，除第一段是政策歷史的縷述之外，其後就是政黨交往；再後是交流合作和制度建立、加強認同、增進福祉，都是在對台工作方面的努力。

因此，可以有如下解讀：

第一，「十八大」對以往的對台政策主導下的兩岸關係是肯定的，因而在戰略方向和政策取向上，是不會有變化的。

第二，「十八大」延用了大量以往，特別是胡錦濤主政以來的對台用語和號召，如和平發展、一中框架、加強制度建設、探討統一前之政治關係、共同家園等，因而也宣告了「習隨胡制」的延續性。

第三，「十八大」對當前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戰略及和平發展的現狀，都是肯定的。因此，後續的對台工作，必然是以現有作為基礎的深化、鞏固和全面貫徹。

那麼習近平的第一任，在兩岸關係上，想作什麼，能作什麼？

由於習近平長期沒有接觸，也不分管對台工作，加以目前政策正有效推動，是以習的「想作」，就可能是在既定方針上調整不足，深化推動。

從調整不足看，表現為「對台灣任何政黨，只要不主張『台獨』、認同一個中國，我們都願意同他們交往、對話、合作。」對「台獨」，中共的用詞從最早的必須「廢除」到「放棄」再到「不主張」，可以看到中共對「任何政黨」的「主張」，雖然堅決反對，但在對台工作上，已從要求客觀作為轉到主觀認定的務實化統戰過程。與之呼應的是有關「一中」主張，從「回到一中」到「在一中原則」，再到「認同一中」，也是一個以主觀認識的務實化過程，這就說明了與「任何政黨」的「交往、對話、合作」是習近平想作的事之一。

從深化推動看，就表現為「促進平等協商，加強制度建設。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安排；商談建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前景。」然而，顯然地，這是戰略性要求，而非戰術性要求，所以只要沒有做到，中共的文本就會不斷地提出，不厭其煩地要求，以創造水到渠成的客觀環境，一如以往的「三通」的說法。

那麼習近平的第一任，在兩岸關係上能作什麼？配合馬總統自己提出的目標，加速落實，就是習近平能作的事。首先是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這是兩岸在和平發展時期，制度化安排之前，帶有里程碑意義的對台工作。一旦兩岸兩會互設了辦事處，兩岸關係就跨過了和平發展的不可折返點。其次是文化交流框架協議，這是兩岸繼ＥＣＦＡ之後的第二個心理目標。如何讓深受資本主義影響的中華文化以及讓深受社會主義影響的中華文化，有序交流，相互碰撞，有利於中華文化的復興與茁壯，是習近平主政浙江的努力方向之一，看來應該也是習近平能作的事。

總之，「習隨胡制」是既定方向，工作微調是人之常情；若有巨變，主要的關鍵在台灣的二○一六選舉，其他變數則是中、美關係。在美國將政治重心移回亞洲之際，台灣在美國的策略設計中，究竟被賦予何種功能，迄今未明。如果是被賦予政治的角色，則兩岸雙方仍有可能出現新的衝突，這是對台灣不利之事，台灣必須及早籌謀。

台灣的角色在「文化」

中共崛起需要良好的「戰略機遇期」，所謂「戰略機遇期」，是指中共可以專心專注地致力於國家發展的環境。以往的戰略機遇期，更多是得自外在結構所提供的機會，而今的「機遇期」，除了外在結構之外，必須包含自己主觀的努力。例如，在發展的問題上，大陸目前內部還有多個方面需要調整和轉變，特別是經濟發展和其他領域發展並不同步，所以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的全方面改革，才能理順關係，增加機遇。另一方面是必須有全球的戰略規劃，從文化、政治價值和外交策略多個層面努力，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從此一角度討論兩岸關係，台灣的角色就在「文化」，是以在現階段，兩岸當局除了兩岸兩會互設辦事處外，文化交流的框架協議才是長期性極重要的工作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