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大選已經結束，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雖然獲勝連任，但在普選票和選舉人票方面都較上屆為少；民主黨雖然保住了參議院，但共和黨仍然掌握眾議院的多數。基本上這是一個維持現狀的選舉，選後各方面臨最大的挑戰就是該如何解讀這次選舉的結果？它是否存在著選民的授權（mandate）？若答案為肯定，這個授權究竟是什麼？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各自解讀又是如何？它們的解讀是否會決定其政策的取向？雙方在面臨首要挑戰的財政懸崖時，是否能夠尋求共識，達成妥協？

從選後羅姆尼（Mitt Romney）和歐巴馬都提出較為和解的演說，以及眾議院議長貝納（John Boehner）的談話來看，雖然雙方都有各自不能妥協的議題─歐巴馬不可能會讓好不容易通過的健保法案無法獲得足夠的經費，影響執行進度，而共和黨絕大多數的眾議員則是反對任何增稅來削減財政赤字的預算，但我們似乎看到了一道曙光，就是貝納願意用稅率極低的增稅，來換取歐巴馬在社會福利支出的削減，雙方各讓一步，找到下台階，應是可行之道。

由於這次選舉仍然以經濟議題為主，且選前最後一次的辯論，兩位候選人在外交上的差異似乎逐漸降低，究竟第二任的歐巴馬政府在外交戰略方面，會有什麼樣的變化？我們該如何回應？首先，我們必須從美國內政的角度來看兩黨的外交理念，才能對其外交取向和內政考量的結合有所認識。

美國兩黨的外交理念

美國民主黨及共和黨因著不同的意識形態，而在內政的經濟和社會議題取向有極大差異。許多觀察家認為兩黨在外交方面有相當程度的共識，因此他們認為無論哪一個黨的候選人當選總統，美國的外交政策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表面上看起來，這樣的分析和觀察言之有理，因為美國在許多重要對外政策上有其一致性，並不會因為政黨輪替而出現變更。

然而事實上，民主黨和共和黨相左的意識形態不僅展現在內政議題上，也反映兩者在外交理念和對國際政治認知的差距，儘管其外交目標和結果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過程卻有顯著之差異。

共和黨在內政方面不信任政府、反對管制的態度，反映在外交方面就是它對國際組織或是多邊機制的疑慮，也無法接受美國接受國際條約和建制的規範。這樣的態度反映了它單邊主義的主張，認為任何關乎美國利益的事務，若要透過多邊主義的途徑尋求解決，不僅沒有效率，也會讓國家利益受到妥協。

共和黨在社會道德議題上強調傳統家庭規範，較難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同樣也反映在其敵我分明的國際政治取向。它在道德論述方面的自以為義，也是為何它在國際社會中，很難包容非基督教文明的其他多元文化與價值。

民主黨相信政府有效能可以解決人民的問題，因此同樣也願意透過國際組織的運作來處理國與國之間的衝突，而不是片面採取行動，單獨解決問題。從國際關係理論來看，民主黨所實踐的比較接近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主張，而共和黨則是現實主義的代表。

民主黨在道德價值方面不僅對多元文化具包容力，同時也能夠堅持社會正義。將類似的主張應用到國際政治時，民主黨不僅能夠在本身利益未受到威脅時，接納異己，也較願意扶持弱小國家，具理想主義的色彩。

美國外交途徑和外交目標

儘管兩黨的外交理念和認知並不相同，但其部份外交目標卻是非常接近，就是要確保美國的國家利益，持續美國的領導地位，促進國際經濟貿易的自由順暢，和維護基本的民主人權價值。雖然兩黨有可能在外交途徑上有不同的選擇，但是當最終的國家利益是首要考量時，其外交目標會趨於一致。舉例來說，當敘利亞的內戰並不會影響美國最重要盟邦以色列的安危時，即使聯合國安理會因為有俄羅斯和大陸不斷使用否決權，而毫無積極對策時，共和黨也願意接受民主黨政府的多邊外交途徑。

同樣地，民主黨政府並不會因為歐巴馬對伊斯蘭文明採取較為開放和包容的態度，就會在反恐議題上軟化立場。當北約聯軍無法完成任務，而巴基斯坦又是一個不可靠的盟友時，歐巴馬最終決定由美國單獨執行殲滅賓拉登的任務，並且根本不考慮生擒這位九一一的元兇，讓他有公開受審的機會。

換句話說，兩黨並沒有完全排除另外的外交途徑選擇，當重大國家利益為首要考量時，它們都願意選擇優先達成其外交目標。這就是為何美國不同政黨執政時，仍會出現一致的外交政策。

歐巴馬的外交政策

在今年的民主黨全國黨代表大會所公佈的黨綱中，明白指出美國面臨的挑戰為恐怖主義、核武擴散、網路和生化武器攻擊、氣候變遷以及跨國犯罪。為應付這些挑戰，美國亟須與國際社會廣泛合作。此黨綱列出三個重要的方向：保持和傳統盟友的緊密合作（close collaboration with traditional allies）、經營和新影響力中心的夥伴關係（cultivating partners with new centers of influence）、展現美國在國際組織的領導地位（strong U.S. leadership with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我們看到歐巴馬的第二任會持續第一任中的重新平衡（rebalancing）亞洲政策，即強化和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洲及紐西蘭的關係等。另外，歐巴馬也會經營和印度及大陸的夥伴關係，不過要平衡兩個亞洲強權的矛盾，以及大陸和美國傳統盟友的關係，還是有其難度。由於歐巴馬對多邊國際組織運作的肯定，和揚棄小布希時代單邊主義的宣示，可以想像的是未來美國仍會利用這些國際機制，建立和大陸的夥伴關係，但高層的互訪和定期的戰略對話仍會持續，美國將會採用雙邊和多邊的雙管齊下政策，處理它和大陸的關係。

歐巴馬或許願意和伊斯蘭世界有更多的交往（engagement），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中，採取比較中立的態度，並且完成伊拉克的撤軍及訂定阿富汗的撤軍時間表，但我們不能將他視為是鴿派。由於大陸的新領導人習近平和李克強即將上任，未來還有一段時間的權力鞏固期，因此也不至於會在外交和安全議題方面，和美國發生衝突。

歐巴馬連任的政府將以三大支柱做為它全球領導地位的基礎：⑴繁榮和融合的經濟（a prosperous and inclusive economy）、⑵美國無法超越的軍事力量（our unsurpassed military strength），和⑶對推動普世價值的永久承諾（an enduring commitment to advancing of universal value）。

由於選後共和黨持續維持在眾議院的多數，歐巴馬將會在削減政府預算和增稅方面，遇到極大的攔阻。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沒有連任壓力和內政難以施展的情況下，他有可能在外交方面有比較積極的作為。同時，他的這些外交作為，不僅是美國在國際領導地位的鞏固，也和改善與提升國內經濟有密切關連，我們應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對台政策。

美國新政府的對台政策

台灣不是美國外交政策中，必須要特別處理的問題，因為兩岸關係目前較為和緩，台灣也沒有成為麻煩製造者，造成美國的困擾。我們必須從美國對大陸的政策來看我們應有的回應。美國的對華政策基本上分為兩大層面，一方面美國需要深耕和大陸的夥伴關係，以共同面對全球性的挑戰，另一方面則是在美國由低迷的景氣中恢復和重建的同時，它會要求和最大貿易夥伴進行自由和公平的貿易。

台灣必須注意的是不要捲入兩個超級強權的政治、經濟甚至是軍事的衝突。我們在東海和南海島嶼的主權主張，和大陸的主張重疊，雖然可以降低兩岸關係的緊張部份，但是卻成為北京與華府就這些領土主張有不同看法時，台美關係可能有的爭議。我們必須在這些主權主張方面，納入美國的考量，求取最佳的平衡。

最後，美國想要以強迫人民幣升值來推動美國的出口、減少美中貿易的逆差，有可能會對大陸的台商造成負面的衝擊。我們的政府應積極爭取台商回流，讓他們成為台灣經濟再起的重要力量。歐巴馬在二○一○年宣布要在二○一五年完成出口倍增的計畫，和他所推動的自由貿易議程，有利於我國與美方加速進行貿易暨投資架構協議（Trade and Investment Framework Agreement, TIFA）的談判，並為未來自由貿易協定，甚至是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奠立基礎。現在的問題不是別人不願意和我們談判，而是國內各部門是否已預備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