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中共「十八」的接班過程，可以用「一步到位、過渡班子」來形容。胡錦濤的「裸退」讓習順利地在黨和軍隊全面接手，但新任政治局常委與中央軍委會，因年齡即將到頂，到「十九大」時都會出現五名空缺，因此過渡性質濃，引發外界對「新」領導班子的改革動力與持續性的質疑。不過，自習近平接班以來，從北京參觀復興之路凸顯中國夢、政治局會議提出新「八項」進行整風、南巡廣東象徵堅持改革道路，透過媒體大量放送，有意塑造新人新政之氣息，的確也讓外界「有感」。

事實上，自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凸顯個人色彩與政績時，便引起外界關注大陸未來國家領導層，除了傳統黨內菁英、技術官僚外，第五代政治新星越來越擴大自我推銷以獲致高知名度，並且強化與社會的密切聯繫，作為鞏固權力的方式。不過，習近平接班後的主要挑戰，在於如何處理胡溫時期的政治遺產，包括腐敗、貧富差距、社會整合與公民權等迫切問題，而這又必須跳脫政改「鳥籠」，在制度上有所變革，也是觀察習李體制政改路線的指標。

整風為起點

中共權力接班的特徵之一，在於新領導人在意識形態與路線的繼承和建構。習近平在「十七大」後擔任中央黨校校長與「中央黨建領導小組」組長的角色，主要任務就是負責詮釋領導核心的路線。習二○一○年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要求黨員幹部改進「文風」，提倡在講話和文件內容上以「短」、「實」、「新」取代「長」、「空」、「假」，挑起黨內「文山會海」的老問題，也讓外界關注習近平抓黨建的思路。而習接班後，在去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中，提出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繫群眾的八項規定，包括調研輕車簡從不安排宴請、嚴控以中央名義召開的會議、無實質內容簡報一律不發、出訪一般不安排機場迎送、減少交通管制一般不得封路、壓縮政治局委員報導數量字數、個人原則上不出書不題詞、嚴格執行房車配備待遇等規定。這新「八項」重點在從上到下抓黨員幹部的作風，建立「平民化」形象，可視為前述「文風」的延續以及習近平路線的開展。

透過「整風」運動，比較像是確立某種標準，以樹立領導人的權威。但學者也曾提出「軟紀律」約束難以真正改變這些陳痾舊疾。就如胡錦濤在「十七大」後，面對發展差距、環境問題與政府治理能力等結構問題，群體事件層面擴大以及中央地方步調不一致，明顯偏離「和諧社會」的目標，迫使胡錦濤公開指責「幹部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胡並在二○○八年九月起，用一年半左右時間，在全黨分批開展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地方各級也紛紛開展集體學習，但胡對於這一波「整風」運動，顯然下了不滿意的結論，並指出當前領導幹部的主要問題包括重「顯績」輕「潛績」、思想不夠解放、粗放型經濟尚未改變、決策科學化不足，幹部考核體系不健全等。這些問題顯示黨內上下思想與行動難以統一，也讓胡在二○一一年「七一講話」中透露中央對於維繫合法性產生的危機感。

同樣的，在習近平「整風」初期，官方媒體紛紛響應，進行改版；地方兩會也宣布不封路、不擺飾；幹部也學習深入基層，展現親民態度。但是從江澤民到胡錦濤，「運動式」的改革並沒有改變長期來「文山會海」與「政績工程」的慣性。如何在習近平時代產生「斷裂」，還必須視路線背後的政策與人事的支持而定。

反腐為重心

近日大陸媒體報導不少地方幹部急著拋售房產，似乎嗅到政治氣氛轉變而預留退路。從「十八大」確認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接任中紀委書記後，媒體便將焦點轉向「反腐」力度可能增強。從薄案的後續發展，緊接著重慶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因微博舉報迅速下台，到十二月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遭「雙規」，至今已有一名省部級、十名廳局級、四名縣處級官員遭舉報或調查，加上中央默許網路搜索，有意塑造一種全面反腐的態勢。

中共在近年黨內重大案件以及「十八大」前的重大人事變局，多與貪腐與權貴資本主義有關，除了讓高層幹部落馬，也是左派結合社會支持的重要依據。

「十八大」前《紐約時報》報導溫家資產，將親民與改革形象的溫家寶總理給「權貴化」，也讓政治局常委的財產成為被檢驗的目標。另一方面，「腐敗」議題已經連續三年蟬聯兩會期間民意調查榜首。中共對「貪腐」的嚴重性也有認知，包括「十八大」政治報告以及習近平接班後第一次政治局學習會議上，都將腐敗提高到「亡黨亡國」的高度。不過，新領導班子要把反腐作為改革重心，除了猛抓貪官塑造形象外，媒體關注的焦點仍在「財產公開」的立法上。 事實上，大陸全國人大代表韓德雲律師自二○○六年至今已第七次向全國人大遞交公務員財產申報的法案。但七年來相關單位的答覆包含「條件尚不成熟」、「存在一定困難」、「正在積極開展工作」、「正深入研究論證」等。這也說明中央雖然公開承認腐敗的存在，但也因觸及既有的權力與利益關係而裹足不前。主要原因仍在於當前無論政府財政或幹部個人資產，都存在太多「灰色地帶」，若沒有從制度上進行防範，如資訊公開與外部監督，仍無法防堵幹部的不法所得。因此「陽光」是否露臉？照多少面積？其結果是強化或弱化人民信任？是新一代領導集體必須面對的難題。

關鍵在「頂層設計」

中共在「十八大」報告中，除了展現「強國」的企圖心，卻也陷入「亡國」的危機感。在這場「強國」與「亡國」的賽跑中，體現出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依據新華社統計，「十八大」報告中出現八十六次改革，其中包括兩次「全面」和五次「深化」。但「改革」必須提幾次才算有「力度」？是不是提越多就越「有力」？對中共而言，政治改革本是路線之爭，除了要擔心引進太多參與者，也擔心造成精英集團間的分裂。因此「十八大」報告中特別強調「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無非顯示改革路線只能由中央掌控，而非社會或地方來主導。因此在「十二五」規劃中，「頂層設計」這個工程學術語似乎正成為大陸政治領域的新名詞，意味當前大陸「由上而下」的改革過程中，中央有責任明確目標，著重層級間的銜接並轉化為基層動力。

鳥籠中的改革

前述習近平接班後，積極營造改革的氣勢，讓外界對習的政改產生期待。只是這樣的目標，到底是不斷透過「黨紀」與「整風」去建立？還是黨國必須有一套清楚可循的制度？仍必須觀察中央的「頂層設計」為何。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特別強調法治與制度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作用。而法治、課責與透明三者環環相扣，在胡溫執政時期，也提出類似的改革方針。只是領導階層考量每一層面改革對黨獨佔地位的影響，使得「法治」的目標，最終因黨的家長權威而抵銷，並且限制公民權利的表達。

長期以來，外界早已習於中共政改的「鳥籠」，即不斷強調改革不能削弱黨的領導。同樣的，未來習近平的政改路線，是否也一直徘迴在既要回應社會需求，又不能「傷筋動骨」的漩渦中，成為其政改成效的關鍵。因此，習近平的政改之路，將隨著「二中」全會與今年「兩會」完成人事布局後，觀察新一屆國務院與全國人大的改革方針，以及「三中」全會之後一連串的經濟、黨建等議題而定。但領導班子的改革路線如何挑戰既有的利益結構、擴大社會參與並且在「十九大」後延續，仍具有許多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