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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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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陸的社會抗爭事件觀察中共黨國主導下的社會管理■文/王信賢(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副教授)《交流雜誌102年2月號第127期(歷史資料)》

近年來大陸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抗爭不斷出現,再加上網際網路的催化,使得中共將「社會穩定」與「社會管理」拉到施政的前沿。近年來不斷強調的「社會管理」,成為考核政府官員的重要指標;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社會建設」也被提升到空前的重要地位。就此看來,社會的「維權」與政府的「維穩」,是當前觀察大陸政經社會發展的重要主軸。

社會抗爭之概況

近十餘年來大陸社會抗爭急遽增加,已成為外界觀察大陸社會穩定最重要的指標。按照公安部二○○六年一月公布,二○○五年未經批准的群體遊行、示威、集會活動計九萬六千件,但耐人尋味的是,近年來未見中共當局公布相關數字。根據北京清華大學社會系孫立平教授估計,二○一○年共發生十八萬起社會抗議事件。我們也發現,各種社會抗爭議題涵蓋徵地不公、幹部貪腐、勞資糾紛、環境保護、消費者、社區權益、種族議題、民族主義或是突發事件等,也涉及各群體階層。更重要的是,社會抗議事件規模與頻率不斷增加,大陸儼然成為研究者筆下的「運動社會」(Movement Society)。

目前看來,大陸群眾抗爭有以下特徵:抗爭主體多是社會弱勢、抗爭因素多屬生存權、抗爭對象多針對政府、在國家強力管控下缺少組織性反對,以及外國勢力難以介入大陸內部的社會抗爭等。近年來我們也發現,眾多社會抗爭事件中,群眾使用的是打砸燒抗議對象(政府機關或企業)、製造衝突、攻擊警察、癱瘓交通等暴力方式的頻率增高。二○一二年間,多次大規模抗爭中也突顯出此種特質,包括四川「巴中事件」、廣東省中山市沙溪鎮的四川籍民眾抗爭、四川「十邡事件」、江蘇「啟東事件」與寧波「PX事件」等。此外,我們也可看到近來的抗爭事件中,抗爭議題透過網路,逐漸形成跨區域與跨階級運動,群眾抗爭技巧也有所提升等趨勢。

「十八大」社會管理的觀察

從「十八大」來看,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觀察中共面對此種情勢的反應,一是《政治報告》的內容,另一是組織人事的調整。首先,在十八大《政治報告》中,社會穩定方面的主題是「在改善民生和創新管理中加強社會建設」。我們可看到兩個主軸,第一個是透過「民生建設」,包括教育、就業、居民收入、社會保障、醫療健康等方面的改善來緩解社會矛盾。第二個主軸是強調「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提出「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相較於五年前的「十七大」報告,不論在字數、內容與概念界定上都更加強調「社會管理」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由黨國主導的「社會管理」被拉到與「民生建設」同等重要的位階,代表著社會矛盾光「緩解」是不夠的,仍須積極地對社會進行「管理」才行。

從組織人事來看,過去十年來「政法委書記」成為政治局常委會的成員,各種關於「政法委」擴權、維穩經費大增的議論不斷,而「社會管理」職權理所當然地交給「政法委」,也引發「專政機關」掌管理應柔性創新的「社會管理」之議。再加上「薄熙來事件」的催化,使得各界多呼籲「政法委」權力必須有所限縮。我們可發現,二○一二年以來在各省市常委換屆中,多數原政法委書記未進常委,或政法委書記由非政法系統的官員轉任;在「十八大」出爐的七位政治局常委中,也改變了之前政法委書記「入常」的狀況。從地方到中央,代表強制力量的「政法」系統權力受到約束,可能隱含著「社會管理」的內涵出現「質」的變化。此外,在政治局常委中依然保留主管意識形態與宣傳的一名常委,代表著中共對於對社會穩定有所影響的輿論與思想陣地的掌控,是絕不退讓的。

社會管理之評析

面對快速變遷的社會情勢與多元崛起的社會力量,中共雖逐漸淡化「專制力量」的使用,但「黨國主導」的「社會管理」卻是更加積極地推進。針對當前大陸社會管理機制,本文認為有幾個值得思考之處:

「維穩」與「維權」的競速

近年來,社會的「維權」與政府的「維穩」較量不斷,而不只維權的代價高,維穩的成本也極大。作為面對社會穩定第一線的大陸地方政府,夾在「由下而上」的「維權」需求與「由上而下」的「維穩」要求之間,可說是「社會管理」最為重要的環節。當前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發生了改變,主要是因為「維穩」成為「一票否決」指標的效應逐步擴大,各地也增加相關經費。「維穩」經費的增加將對教育與醫療經費產生「排擠效用」,同時,投入在維穩方面的經費越多,用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錢就可能越少,蘊積的社會矛盾也就越多,維穩的緊迫性也就越強。因此,在幹部考核壓力與官僚自利動機驅力下,社會矛盾的解決不是透過「疏導」,而是透過「維穩」體系的建構與「維權」競速。

網路:水能覆舟亦能載舟?

隨著社會矛盾的發展和信息科技的進步,大陸民眾通過網路「拷問」政府部門的頻次和深度日益增加,特別是微博所產生的「臨場感」使得相關事件的公共性、社會政治效果都被強化,並形成了所謂「圍觀改變中國」的態勢。針對此,官方一再透過各種網路「管理」加以約束。

近日我們看到一些變化,在習近平上台後一連串「整頓吏治」的作為中,「微博反腐」成為亮點。「十八大」之後,大陸「網路反腐」多處開花,引發一波又一波網路圍觀熱潮,遭「微博」舉報的各地貪腐高官,以超乎尋常的速度遭到查處落馬,其中包括副部級或正廳級的官員,顯示網路已成為中央藉民眾之力監督政府的重要管道,而「微博」甚至被大陸網民稱為「第二中紀委」。但這也突顯出,既有的制度無法解決問題,不法官員的惡行必須被完全披露在公眾眼前,才能引發全民監督及上級不得不處理的壓力。

缺乏真正的「社會參與」

「社會管理創新」就是政府、企業、NGO和公眾各行動者透過跨界合作,用創新的方法系統性地解決社會問題。從其他國家的經驗看來,各類社會組織與群眾的參與,往往是社會穩定以及建構社會安全網的關鍵。我們雖然看到中共強調「社會協同」與「公眾參與」,也提出「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社會組織體制」,近年來也看到包括廣東、上海與北京等地在社會組織管理上的放寬,但在「黨委領導」與「政府負責」的主導下,各種看似「鬆綁」的作為都隱含著「再管制」。因此,公私協力與參與式治理都被限制在黨國體制的政治框架中,真正的「社會」注定將受到忽略。

社會管理涉及政治改革

既然社會管理由黨國主導,要改革的議題與對象也都涉及「政治」。近年來官方文件不斷提及推動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並打破壟斷、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加快推進政府改革與加強廉政建設,這些均是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基礎,但無一不涉及政治改革。目前諸多加深與擴大經濟社會問題的源頭,都是與黨國體制有關的既得利益集團與壟斷性部門,意謂著改革最終將遭遇的會是政治問題。現階段「政治改革」進程緩慢,社會力量快速崛起且愈趨多元的狀況下,社會管理的難度將愈來愈高。這方面的改革要推到何種程度,將會嚴重考驗習近平與李克強的能力與意志。

牽一髮而動全身

當前大陸各類社會問題均環環相扣,且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問題特質,而目前各種社會問題雖不致成為影響中共政權的穩定的直接因素,但卻可能成為統治集團內部「相互競權的議題」。換言之,國家所面對的問題雖來自社會部門,但會對其造成挑戰的卻是「國家本身」,因為國家機器不是鐵板一塊,而統治集團亦非凝固的整體,特別是不可能再出現「強人」的新一代集體領導中會更加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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