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政府順應民意，開放老兵赴大陸探親，隔絕了將近四十年的兩岸藩籬從此打破。隨著雙方人民往來的逐步展開，因交流而衍生的問題也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為了處理這些攸關人民權益的問題，我方成立海基會，對岸幾經考慮拖延了將近一年，始成立海協會作為海基會的對口單位。兩會的成立和運作，建構起兩岸由公權力授權的聯繫、對話和協商的管道。但是當時兩岸的互信十分薄弱，藉由九二共識的「一中（各表）」，終於達成一九九三年四月的「辜汪會談」，奠定兩岸制度化協商的基石。光陰荏苒，辜汪會談迄今正好滿二十個年頭，回顧這一段歷史，我們不能不緬懷辜、汪兩老，並感念當時為兩岸和平做出貢獻的相關人士之付出。

本文以時間的長鏡頭，觀察二十年來大陸涉台人事的變化，分析其脈絡，希望從中可以得到一些啟示，俾有助於維護、增進未來兩岸關係的良性互動和發展。

政治體制決定較長任期

兩岸政治制度最大的不同，在於台灣實行民主政治、大陸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中共當局一貫強調：堅定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其憲法和黨章都規定，中國共產黨是唯一的執政黨，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因此，自辜汪會談以來，大陸的涉台人事，包括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國台辦和中台辦的成員，基本上是隨著五年召開一次的執政黨全國代表大會而更動。由於一黨長期執政，且沒有政黨輪替的問題，故久於其任成為大陸涉台人事上的一大特色。例如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江澤民在位十三年、其後的胡錦濤十年，副組長錢其琛九年（1993-2002）、賈慶林十年（2002-2012），至於國台辦主任王兆國在任六年（1990-1996）、陳雲林十二年（1996-2008）、王毅四年（2008-2012）。

久於其任的利弊得失

大陸涉台官員大都久於其任，有好處也有壞處：

有利的部分

一、人脈的累積：就以才剛轉任外交部長的王毅為例，他在卸任國台辦主任前特別提到，任內最感珍惜的是結交了一大批台灣各界朋友，包括一些立場觀點和大陸很不一樣、分岐的朋友。

二、政策的把握：固然中共對台政策有其邏輯的一致性和目標的一貫性，但因涉台人事安定，也使得政策的執行大體平順，不容易出現突兀的改變。

三、知名度的提升：在一個位子坐久了，成為媒體上的老面孔，自然享有較高的知名度，有助於增加台灣民眾對自己的熟悉度。

四、智能的鍛鍊：目前大陸對台系統局級幹部，大多經歷「辜汪會談」以來二十年的千錘百鍊，個人智識和能力久經考驗，故能勝任愉快。

不利的部分

二十餘年前大陸海協會成立後，台灣學者很快就發現，雖然形式上兩會都是民間團體，但從各自的人事安排看來，海基會是「以民代官」，除了少數幾位幹部是從政府部門轉任，大多數員工是經由不同管道招募而來；海協會則是「以官扮民」，其工作人員大都由國台辦官員兼任，幾乎就是同一套人馬。這兩種模式雖各有其長短，但從久於其任的角度看，「以民代官」，民始終是民，無法轉任為官，故出路有限，易形成一灘死水。「以官扮民」則官還是官，在官僚體系中若游刃有餘，甚至可以跨足不同部會，可有較多的出路。惟隨著主官異動，容易形成拉幫結派，並因為成員不同的出身背景，而有分歧的價值觀、情感，甚至利益。

紅與專

從一九九三年的「辜汪會談」，經二○○八年的「江陳會談」，到二○一三年可能的「林陳會談」，其間主談人的更替，反映大陸對台談判隊伍的由紅到專。汪道涵會長退而不休，與聞涉台事務，甚至擔任中央對台領導小組成員，憑藉的是「紅」—身為「國師」（江總書記的老師）。陳雲林會長自黑龍江副省長調職國台辦，考慮的是「既紅又專」，他以宋平人馬的派系背景及在邊境貿易的卓越成效，而歷任國台辦副主任、主任，並打敗潛在的競爭者，接任海協會長，憑藉的是「專」。陳德銘離開公職而掌海協，絕對和他在蘇州市委書記、陝西省長、商務部長任內推動兩岸經貿的優異表現脫離不了關係，換言之，是基於「專」。自汪道涵（紅）→陳雲林（既紅又專）→陳德銘（專），似可發現大陸涉台人士佈局的規律。

出身學問大

王毅和張志軍兩位前後任國台辦主任都是由外交部轉任，是否表示「大陸要在外交戰略和對台戰略交互運作？」或「北京以外交戰略處理敏感涉台事務？」抑或「大陸把涉外事務與兩岸關係結合？」要回答上述問題之前，不妨先檢視辜汪會談前後，大陸的涉台人事。

首先，在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海協會成立之前），由外交部長升任副總理的吳學謙（兼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副組長）出面會見海基會副董事長陳長文一行。其次，一九九三年六月，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由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接任。由於早在辜汪會談前後，外交部長出身的吳、錢兩人，即曾經先後皆擔任對台小組副組長，可知外交系統在早期大陸對台工作中即已居重要位置。

另一方面，繼吳、錢兩人之後，以外交系統代表之身分進入對台小組擔任秘書長的，先後有由外交系統升任國務委員的唐家璇、戴秉國。二○一三年兩會後，外交部長楊潔箎將接替戴擔任國務委員（兼中央對台領導小組秘書長），而王毅繼任外交部長，似也表明，十九大以後，外交系統仍將位居對台領導小組的樞紐。從而可作如下定論：中共早在成立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之初，即已兼顧外交和對台工作的相關性。若說二○一三兩會後涉台人士之安排，突顯了大陸將涉外事務和兩岸關係加以連結，似乎是說得遲了點。值得一提的是，參考政治局委員的分工，王滬寧也有可能進入對台小組，分管涉台事務。

王毅「高升」外交部

「國台辦主任王毅轉任外交部長」，的確是二○一三年兩會對台人事調整最大的亮點。自二○○八年六月到任以來，王毅和台灣各界互動密切，和他接觸過的人士，都肯定其態度誠懇、處事圓融。在他之前的兩任外交部長李肇星、楊潔篪，都是曾任駐美大使的「知美派」，由他這個「知日派」接替，可知此舉必有新意。然而，大陸的外交部上頭，還有總書記領導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在負責指揮調度，豈會因外交部長的人選，牽一髮而動全身？正如同王毅在十八大召開前，總結十六大以來十年的對台工作時所言，「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對台工作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言下之意即功勞是黨中央的、是大家的，不可能由某一個人獨攬。

從盛傳做得太好必須留任國台辦，王毅最終還是轉任外交部長。雖然外交部是資源盛豐的天下第一部，但職務總還是「正部級」，何況頂頭上司還有個曾任外交部長的國務委員，故不好說是「升任」。足堪告慰的是，倘若未來五年王毅在外交部工作平順，則十九大後循楊潔箎模式，還有高升國務委員的機會，故王毅「仕途看好」。

路是人走出來的

大陸涉台人士的新佈局，無疑是台灣方面關注兩會種種的重中之重。固然新一屆黨政領導核心在兩會閉幕式中，皆已公開保證，將會履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承諾，但畢竟路是人走出來的，同樣的對台大政方針，於不同的階段、在不同人帶領下，還是有可能有不同的步伐。因此，對於張志軍接掌國台辦，陳德銘可能擔任海協會長，台灣媒體高度關切，紛紛猜測未來彼等處理對台工作策略是否更有技巧、手段是否更加細膩。例如，已有媒體記者憂慮，由熟悉兩岸、瞭解全球外貿形勢的陳德銘接掌海協會後，兩岸談判與接觸會不會形成不對等？

三月中旬，正好發生了「大陸外交部向日方抗議我駐日沈斯淳代表於３１１震災兩週年紀念儀式上台獻花」以及「中共外交部要求教廷和台灣斷交」兩件事，可見政府的「活路外交」政策，仍充滿挑戰。當下對岸涉台人事已定，下一階段的兩岸互動即將展開，加油！海陸兩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