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兩會於三月十七日閉幕。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為主的「習李體制」正式成形，中共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也確立分工職位，掌舵未來十年大陸國家發展。

和歷屆中共高層背景不同，七位常委中絕大多數都誕生於中共建政後。他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以中共價值觀培養起來的「根正苗紅」領導人。他們歷經一九四九年以降，貫穿大時代的驚濤駭浪，就在他們精神思想進入社會化階段中，全面進入知青「上山下鄉」的紅色青春。

因此，用「知青治國」來形容「習李體制」，一點都不為過。

兼具務實與開明

一九五○年代後半段到一九七○年代末，上山下鄉的知青總數約一千兩百萬至一千八百萬人之間。最慘痛的教訓是，許多知青未能獲安排返回城市，知青死亡、精神分裂者為數不少，成為當代人的慘痛記憶。

最歷經風霜的，非「老三屆」莫屬（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初、高中生）。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學業尚未完成，他們就在時代洪流下，穿上紅衛兵制服，並在上山下鄉運動中，下鄉插隊、入兵團或農場磨練。

香港《東方日報》曾評論稱：「毛澤東那代人生活在混亂的時代，經歷的都是洋人侵略與軍閥腐敗。他們的性格中往往鬥字當頭，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天不怕地不怕，既反蘇又反美。他們不斷通過政治鼓動人民，也給人民帶來巨大損失。反觀知青這一代，年輕時上山下鄉吃過苦，而立之年又遇到改革開放，既有強烈的本土意識，亦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體驗決定深度，知識決定廣度，能夠脫穎而出的知青，往往兼具務實與開明兩種特質」。

曾是「老三屆」知青的前香港衛視副總裁楊錦麟也形容，老三屆或知青政治世代，大起大伏，大好大壞，大善大惡，大是大非，大俠大奸，從七○年代末八○年代初至今，大陸歷次政治變遷過程中，能發現他們是社會的兩個極端，任何一個社會群體中，都能發現這兩個極端以及這兩個極端的佼佼者。未來大陸的前途命運走向，及各種舞臺上的主要角色，幾乎都是他們。

掌握政經資源

這批知青世代躍上枝頭後，幾乎掌握了大陸政經社會發展的重大命脈。據大陸媒體統計，去年換屆的三七七個大陸地方省市區常委中，曾經參與過「上山下鄉」年代，當過「知識青年」的官員就有七十五個，接近兩成，最多的甘肅十三個常委中有六人曾是知青，廣西也有五個常委曾當過知青。

當年的下鄉知青，也有幾位成為當今大陸副國級幹部，諸如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盧展工、國務委員郭聲琨、湖北省委書記李鴻忠。部級官員方面，如台灣熟悉的大陸外交部長王毅、中國人行行長周小川、前商務部部長陳德銘，甚至包含現任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等人，都是知青出身。 企業界方面，大陸「娃哈哈」集團老董「宗慶後」則是「知青企業家」頗為出名的一位。

因此，香港《太陽報》就評論，知青一代掌握的政權資源與財富遠遠超過了前四代。但他們面臨的問題與挑戰也大大超過了前四代。橫亙在他們前面，既擺著貧富分化、地區差別、官民不諧、社會不公、司法不正等一系列現實的矛盾，也有海疆不靖、外寇犯邊、疆獨藏獨等問題，內憂外患齊相逼，使執政舉步維艱。

尤其這十年官商勾結嚴重，權貴集團恃權搶劫、跑馬圈地、野蠻拆遷，地產行業快速崛起的同時，造就一大批寡頭式億萬富翁，以及寄居於其上的各類官僚，使中共的執政基礎不斷受到侵蝕。

艱困的知青下鄉歲月 遙望未來，道路艱辛。但在四十多年前，這群知青世代則體驗另一種艱困。中共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李克強、張德江、王岐山及大陸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等人，全在人生最青澀、亟需知識養分的時光中，經毛澤東一號召，成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一員。

習近平

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六歲的習近平前往陝北插隊。當年，父親習仲勛是被批鬥官員幹部的其中一個。時至今日，習近平都難忘那段在延川縣梁家河村度過的歲月，並不時在公開場合提起那段動盪的歲月。

北京市是和陝西省，尤其是延安市對口，所以當時北京市的知青多數下放至延安市。無論知青的家庭背景為何，下鄉後都一視同仁，不因為家長是高層幹部，而有區別對待。

這些知青住的，不是瓦房農舍，而是兩百多名生產隊社員擠在一起的土窯洞裡。當時，延安廣大農村仍然是「毛驢馱水，牛耕地；煤油點燈，粗布衣」。有時，甚至連飯都吃不飽。窯洞裡沒有木板床，只有一盤土炕，很多人擠在一起。

知青抵達農村後，首要任務是勞動。延安方言中，把勞動叫做「受苦」。與平原地區不同，黃土高原上山多、地少、缺水，耕作條件分外艱苦。

與黑龍江、內蒙古、雲南等地的兵團知青最大的不同是，陝北的知青基本是「撒」在延安山溝裡的，有的村子四五人，多的十幾人。在陝北下鄉插隊十年的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方競比喻，「（下鄉）知青接觸到中國最貧窮地區的真實情況，而不像兵團知青那樣始終是一個相對封閉的整體，與百姓沒有更深切的接觸」。

二○○三年，習近平接受央視《東方之子》專訪時，曾回憶：「一年三六五天，除了生病，幾乎沒有歇著。下雨颳風在窯洞裡鍘草，晚上跟著看牲口，還要去放羊，什麼活都幹，到後來扛兩百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

二○○五年，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接受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採訪時還說，他當年在延川農村插隊，是過了「五關」的歷練：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出人意料的是，第一關不是勞動、思想，而是小小的跳蚤。

習近平形容：「當時跳蚤搞得我們痛不欲生。我皮膚過敏，跳蚤一咬就起水泡，水泡破了就是膿包，全身長瘡啊，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嚴重到我們把六六粉（毒性強的農藥）撒到床單上睡覺，否則治不住跳蚤。三年以後沒事了，硬扛過來了」。

在社會底層洗鍊後，習近平曾多次提及下鄉插隊對他生命的影響：「這段時期就成為人生的轉折，可以說，『陝西是根，延安是魂』。很多事都歷歷在目，現在有很多思維行動都和那時候有關聯，就像賀敬之那句詩『幾回回夢裡回延安』。」

李克強

李克強則是在一九七四年三月，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口號下，在紅旗招展鑼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車向安徽省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進發。那是李克強第一次離家。

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有「帝王之鄉」之名。從城市來到這塊偏僻貧窮的地方，李克強可謂歷盡艱辛。由於水土不服，他曾經一度全身皮膚潰爛。 當時，李克強一年到頭大都用印有「為人民服務」的布袋包裝著乾糧和鹹菜下地勞動。漸漸地，農村生活習慣了，農活也大多會做了。那年頭勞動強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食量顯得特別大。

插隊期間，李克強每天從田間披著晚霞歸來，仍會孜孜不倦看著從合肥帶來的書籍。夜幕降臨之後，還往往挑燈夜讀。這樣的辛勤，讓他在文革後，開放第一屆大學入學考試後，考取北京大學。

在今年大陸兩會的總理記者會上，李克強還感性地回憶：「我曾經是安徽鳳陽的插隊知青，很難忘那一段和鄉親們度過的艱難歲月。那裡當時是中國農村出了名的窮地方，也是後來中國農村承包制改革的發源地。我還記得一九七七年高考後，我是在田頭鋤地時得到高考錄取通知消息的」。

張德江

新任大陸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則是當年東北知青的一員。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剛自高中畢業的他被下放到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公社。在生產隊中，鏟地、割莊稼、上山冬採，趕車拉燒柴，耙犁等笨重粗活，張德江都幹過。因表現出色，他成為那批一百多名下鄉知青中第一個入黨的人，完全的「根正苗紅」。

王岐山

同樣在延安插隊的，還有王岐山。一九六九年初，從北京３５中學畢業的王岐山，隨同兩萬名北京學生前往陝西，在延安馮莊公社插隊落戶。

一位王岐山當時的老戰友徐俊富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說：「他的愛好就愛看書，所有的知青裡他最愛唸書。因為讀一本西方政治學的書，公社官員還批評他，不該閱讀反動書籍」。

回憶起當年，王岐山對生活物質困頓最感印象深刻：「在黑龍江插隊的人，幹活累了至少還吃得飽；但我累了卻吃不飽，終於瞭解飢餓是什麼滋味」。

李源潮

與其他曾經插隊知青的政治局委員不同，李源潮是農場知青。位於江蘇大豐境內的海豐農場最早是上海農場的一個分場。在李源潮的中學同班同學中，只有他一人到蘇北的大豐農場插隊。李源潮在農場一幹就是四年，插秧、趕牛、割蘆葦、挖河泥，他全都做過。

四年的知青生活對他一生的影響有多大，李源潮很少公開談起過。他只簡單地說：「勞動教會了我們做人；勞動讓我們結識了百姓，建立起與勞動人民的深厚感情」。如今在上海知青紀念館展覽室，館藏資料中就有當年李源潮所在知青點的考核紀錄。當年，他原名叫「李援朝」，革命味兒十足。

更務實的看世界

歷經動盪文革、青春淬煉後，無論是「知青」領導人或底層的小老百姓，有越來越多的人驚醒，當年的熱血澎湃，到頭來只是中共高層的鬥爭工具。但也因此，有更多知青把世界看得更清晰、更務實、更透徹。對當今走過上山下鄉歲月的老知青而言，四十六年前的文革是「悲劇」。現在，他們壓根不希望再出現「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