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嬌　　　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遙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 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 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蘇東坡這首傳誦千古的〈念奴嬌〉，當中的「三國」，如果轉換成影響兩岸關係的大三角（中、美、台）或小三角（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亦堪稱貼切！

大江東去，浪淘盡

小時候，第一次接觸國共內戰的歷史，內心義憤填膺，跟班上幾個同學認真討論如何反攻大陸，消滅「萬惡共匪」。

上了大學後，加入了台大大陸問題研究社。當時作為一個思想左傾的文藝青年，涉獵越多的禁書，就越崇拜毛澤東。尤其當配備小米加步槍的共軍，摧枯拉朽般地席捲大陸，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寫下〈沁園春．雪〉：「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當時二十出頭的我，折服於毛主席的文韜武略。弔詭的是，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台灣已找不到多少禁書；而大陸不只有禁書，在網路上還有數不清的「敏感詞」！

歷史際遇就是一種偶然。一九八九年年初念台大研究所時，我和幾位台大學生代表學校到香港參加第一次兩岸三地大學論文研討會（台大、復旦、香港大學），突破當時兩岸大學交流的禁令。那時候的台大學生會長是羅文嘉、副會長是馬永成。記得在香港接受中國時報記者夏珍訪問時，我說：「台灣和香港在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沒想到同年六月四日就發生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那些同台辯論的復旦代表，也音訊全無。

一九九二年我通過一級高考大陸工作科，進入陸委會服務，開啟了我對兩岸政策實務的探索。近二十年來在各報章期刊發表了兩百多篇文章，出版了三本專書。有的青澀，有的成熟。但我對兩岸關係的關心不變。

從過去了解現在，我們無法尋找真正「重複的歷史」；所謂「重蹈歷史覆轍」，也只是相對而非絕對的情境相似性。就像現在的兩岸關係，兩個政府隔著台灣海峽分治，超過了一甲子，這在中國歷史上大概是絕無僅有。三國演義中，蜀漢、曹魏、東吳都自稱代表漢朝正朔；春秋戰國、五代十國、五胡十六國，群雄並起，各立門戶，皆有其獨特的歷史時空背景。

兩岸關係在統獨糾葛與國際政治的攪拌下，有其複雜難解的「兩岸特色」，難以複製。論者常以滿清遣施琅攻佔台灣（明鄭）來比擬兩岸關係，但施琅與鄭成功家族有四十年國仇家恨；當前兩岸之間的政治制度與核心價值之爭，加上國際因素的介入，是四百三十年前所沒有的關鍵差異。

就像費夫爾（L. Febvre）說的，歷史其實是根據活人的需要向已逝的古人尋求答案，在歷史理解中，現在與過去一向是糾纏不清的。

一九四九，如果歷史重寫…

中共建政六十週年，推出「建國大業」這部被視為大陸電影史上最豪華卡司的電影。數十年來，國共鬥爭與內戰歷史是大陸影視最喜愛的主旋律，電影有「開國大典」、「大決戰」與「三大戰役」，電視劇則有「解放」、「亮劍」與「潛伏」等。這段歷史在大陸竟如此重要，不斷重複拍攝、宣傳、上映，無非是宣傳愛國主義，告訴後人政權奪得不易。

如果說，「建國大業」類型的電影是從國家集體主義歌頌共產黨與解放軍的驍勇善戰，那麼龍應台寫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則是從人民的角度控訴無情戰火對老百姓的摧殘與傷害。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閱兵大典充滿視覺震撼的力與美，但戰亂時代下小人物的生離死別與無奈吶喊，恐怕更能觸動人心。這讓我不斷思考一個問題：如果重回一九四九，這場血流成河、屍骨成山的內戰有沒有避免的可能？

重讀近代史，我發現可能性是存在的。一九四五年二月，毛澤東發表《論聯合政府》，呼籲「由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聯合組成政府，發布民主施政綱領，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如此才算是真正的統一、民主的統一，方能建立新民主的國家。

為因應國內外要求和平的壓力，國共兩黨在重慶進行會談，並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簽訂「會談紀要」（中共稱之為《雙十協定》）。雖然毛澤東在重慶會談高呼「蔣主席萬歲」，但雙方在「政治民主化」與「軍隊國家化」等關鍵問題存有歧見，最後雙方同意提交「政治協商會議」解決。

如果國共兩黨能真心尋求和平與民主統一，通過政治協商，或許有可能出現左右派兩黨民主政治。只不過，雙方把《雙十協定》視同廢紙，表面上政治談判，私底下國、共軍隊為接收日軍占領區「針鋒相對、寸土必爭」。 在重慶談判前夕，毛澤東對左舜生、章伯鈞說：「蔣先生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信邪，偏要出兩個太陽給他看看！」

撫今追昔，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形成兩黨政治的機會之窗曾經出現，但雙方各懷鬼胎，政治互信蕩然無存，最終仍是以戰爭作為結束，兩岸從而分裂分治六十年，大陸依然一黨專政，兩岸間因內戰而造成無數的家庭悲劇已難以彌補。

時至今日，北京期盼建構大陸和平崛起的穩定環境，馬政府「不統、不獨、不武」以確保兩岸和平，和平發展成為兩岸的共同語言。北京急於推動兩岸和平協議，台北則說「先經濟，後政治」。兩岸關係不可能用軍事解決，必須用民主的法則來解決。面對未來，我們不禁要問：兩岸之間有沒有足夠的互信基礎與創意思維跳脫六十年前的歷史輪迴？

從自由中國到民主台灣

歷史不會重複，也不能重來。套句紅遍兩岸的電視劇「犀利人妻」的經典台詞：「再也回不去了！」兩岸經過慘烈的內戰之後，中國形成西方式政黨競爭體制的希望破滅，兩岸隔海分治，自由中國與社會主義中國分庭抗禮。

在五○、六○年代，中華民國曾以「自由中國」在兩岸之間定位，但因當時處在戒嚴統治，其實並不「自由」。然而，在那個年代，台灣社會卻有一種正義感與光榮感，甚至有一種對整個「中國」的使命感，後來又有「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主張。二十年前，由於北京採取「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已經滅亡」的打壓政策，激化了二十年來的台灣意識高漲，「中國」漸漸成為許多台灣人避諱的符號，也使得台灣人在心理上與「中國」及「中國人」漸形疏離。台灣亦由昔日的「自由中國」，轉為今日的「民主台灣」。

然而，歷史無法切割，更不可能拋棄。台灣的命運無法切割中華民國的歷史。因為有台灣的接納，中華民國的命脈得以延續；因為有中華民國（憲法）的保護，台灣得免於兩岸戰爭的蹂躪。

從一九八七年開放探親之後，兩岸經貿及社會交流成長快速。大陸在改革開放後已漸漸成為世界經濟體系中重要的一員，兩岸關係孕育新局的開展，而且這一個新局與台灣的命運與前途有密切關係。 兩岸關係的新局

一九九○年代初期，兩岸嘗試建立互信，因此有了海基會與海協會的成立、九二共識的建立，以及接續的辜汪會談。但經歷了九六飛彈危機、兩國論以及扁政府的「一邊一國」論等衝擊，兩岸毫無互信可言，雙方採取相互對抗的策略。直到二○○五年後，國民黨與中共開始重建互信，並於二○○八年後，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協商，定出了「先急後緩、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

二○○八年馬英九首任總統以來，兩岸政策在兩岸之間出現一個相互對應的競合架構。就北京而言，其兩岸政策主軸是「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就馬政府而言，其兩岸政策的主軸是「一中憲法（不獨）／一中各表（不統，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基於此一對應架構，推進並穩固了四年多來兩岸之間的「和平發展」。

二○○八年博鰲論壇舉行的「蕭胡會」，可說是兩岸關係從八年僵局轉為開啟善意的里程碑。當時的準副總統蕭萬長向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馬總統所揭櫫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十六字箴言，作為兩岸雙方重建互信的見面禮。

蕭胡會的重大意義在於「建立兩岸互信」，隨後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恢復兩會協商。五年來兩岸舉辦八次「江陳會談」，簽署十八項攸關經濟民生的協議。其中三通直航與ＥＣＦＡ的簽署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尤其深遠。兩岸在經濟合作與人員交流都達到新的歷史高峰，可以說過去五年兩岸協商的成果，超過之前二十年的總合，創造了兩岸關係六十年來最穩定的時刻。

二○一二年四月在博鰲的「吳李會」對兩岸關係發展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吳李會」繼承「蕭胡會」的歷史資產，在既有基礎上「鞏固兩岸互信、深化經貿合作」。為促進經濟發展，台灣方面提出了「黃金十年」，而大陸方面也進入新一輪的「十二五」規劃，兩岸在未來能否進行產業合作，互利雙贏，攸關馬總統第二任的經濟戰略佈局。

兩岸簽署ＥＣＦＡ後，後續議題的協商仍有待努力，包括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保、爭端解決四大協議、海關與產業合作等。其中攸關台商人身安全與財產保障的兩岸投保協議，經多回合協商，已在第八次會談簽署。而兩岸金融合作，也隨著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的簽署，以及兩岸貨幣清算機制的啟動，而邁進一大步。

從國共內戰時期的「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到今天兩岸「建立互信、和平發展」，這一步走了一甲子。大陸在馬總統第一任初期曾對兩岸加速政治對話有期待，如今大陸應當理解：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是「欲速則不達、行穩以致遠」。在兩岸政府皆出現換屆之際，雙方應有默契與諒解，今後仍將秉持先經後政、先易後難的原則，鞏固互信、深化經貿合作。

兩岸關係的「民主」答案

近代知識份子試圖從中華傳統文化裡，找「民主」與「科學」的源泉，以復興中華，出發點都是要「治國平天下」。比如陳獨秀、胡適等，就在《墨子》裡找民主、找民權，在《管子》裡找經濟、找實業。兩岸關係未來的發展會如何演變？終局答案在那裡？筆者無法未卜先知，只能從「主權在民」的立場，剖析兩岸關係的起伏轉折與趨勢走向。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說：「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二十一世紀的兩岸關係，應擺脫「爭法統、搶正朔」的歷史輪迴，從人民的福祉出發，才會有解答。

從大歷史看兩岸，這一甲子或許是短暫而渺小，但兩岸的複雜性又顯得很巨大。司馬遷治史，意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我不敢效法司馬遷，只期望兩岸關係的歷史發展，終究能有「民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