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汪道涵與辜振甫二位先哲在新加坡舉行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談。其最重要的成果，是確立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為兩岸的和平交流奠定了基礎。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確立，意味著大陸不僅認可了「中華民國」的實際存在，而且在兩岸交流中擁有對等的談判地位。正如馬英九總統在紀念辜汪會談二十週年的講話中指出，九二共識奠定了兩岸「主權互不承認，治權互不否認」的現實基礎。

辜汪會談以來，台海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兩岸經歷了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瀕臨戰爭邊緣的台海危機，發展到今天的兩岸和平交流、共同發展的局面，期間兩岸雙方、中美台三邊關係以至整個亞太戰略格局難以逆轉的變化，令人感嘆，更值得深思 。

二十年來兩岸局勢的根本轉變

大陸的台海政策，在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三代領導期間，始終以「統一」為中心。從毛澤東「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口號，到鄧小平「一國兩制」的主張，直到江澤民「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的努力，皆收效甚微。隨著「新台灣人」的成長並登上台灣政治舞台，大陸因積極「促統」而對台灣政局的干預企圖，反而增強了「台灣認同」的主題意識，從而在客觀上助長了「台獨」的氣焰。

自胡錦濤執政以來，嚴峻的現實使大陸方面逐漸認識到，台灣議題的解決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要經過長久的努力。其前提是兩岸在充分交流基礎上，達成和平互信，共同發展。在這樣的認識下，大陸對台政策的軸心由「統一」轉變為「防獨」。其結果，是對台政策取向由「早日實現祖國統一」，轉變為「在一個中國原則下，積極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爭取祖國和平統一的願景」的務實政策。在兩岸統一問題上不急躁，不壓迫，不激進，不強求。在保持柔軟身段的同時，積極發展兩岸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切實解決兩岸交流過程中的各種問題。同時，積極進行與台灣民間團體和各黨派間的全方位協商與交流。種種努力，導致了今天兩岸共同爭取和平雙贏的局面。

而台灣方面的變化更加引人矚目。自一九九九年李登輝提出兩岸國與國間的特殊關係論調以來，兩岸關係急轉直下，由協商轉為分離以至對抗。台海關係持續緊張的結果，不僅傷害了兩岸的根本利益，同時也危及了美國在反恐期間維護美中關係穩定、確保亞太和平的大戰略，從而導致了台美關係急劇惡化，甚至出現了二○○六—二○○八年間美中合力、共同遏制「台獨」的前所未有的局面。「急獨」的結果，是台灣在近十年中，政治在意識形態的主導下紊亂紛爭，社會族群不斷被撕裂，經濟發展停滯不前，在國際事務中被日益邊緣化。

馬英九先生二○○八年當選總統以來，堅持不統不獨不武，維持和平現狀，以九二共識為兩岸交流的基礎，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和平發展已經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儘管「統」仍然是政治願景的選項之一，但已不再是不可觸及的高壓線。而「獨」則漸漸成為政治毒藥，即便以台獨為黨綱的民進黨也不得不有所收斂。這樣的轉變，其教訓和意義都是十分深刻的。

兩岸共同主導台海局勢

與此同時，更具有戰略意義的則是亞太的戰略大環境發生了根本轉變。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美國政府在台海問題上始終擁有極大的控制權和主動權，台灣不但是美國掌控美中台三邊關係的抓手，也是美國左右大陸發展，甚至是整個亞太戰略格局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在這樣的局勢下，美國實際上主導和操控了兩岸關係的發展。

然而，九一一以來，一方面隨著美國戰略重點的轉移，台海在美國戰略利益中的絕對值下降。另一方面，陳水扁政府嚴重誤判戰略大局，完全沒有意識到由於經濟和反恐的雙重需要，美國在整個戰略需求上更加倚重大陸的支持與合作。陳水扁政府時期的兩岸政策，成為美中之間名副其實的「麻煩製造者」。

隨著二○○八年馬英九總統的當選，兩岸局勢趨於穩定，但美國卻陷入了經濟停滯不前、反恐久拖不決的雙重陷阱。隨著大陸經濟力量提升，在整個世界、尤其是在亞太地區形成了美中政治經濟雙中心的局面。一方面，美國繼續在國際政治中具有優勢，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同盟體系依然是亞太和平與安全的基石。另一方面，大陸成為整個亞太經濟圈的中心，大陸的經濟發展對亞太的繁榮穩定至關重要。在這樣的情況下，亞太各國普遍採取了安全問題上傾向美國、經濟發展上抓住大陸的雙重政策取向，在美中之間「兩面下注（hedging）」，拒絕選邊站。與此同時，美中實力差距迅速縮小，美中之間實力對比出現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化。美中相互之間也在「兩面下注」，在金融、環保、能源、伊核、朝核、南海、東海等所有重大議題上討價還價，根據自己的需求作出利益交換，維持戰略均衡。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對台海關係的掌控能力迅速下降，已經沒有能力與意願像過去那樣主導和操控兩岸關係。二○○九年以來，大陸更是將「台灣問題」列為其「核心利益」之一，這意味著大陸不會也不允許在台海議題上與他人討價還價。儘管美國對台海局勢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主控權已經劃時代地轉移到兩岸政府手中。這一現實，為今後的台海兩岸的和平發展與交流奠定了積極的基礎。也正是在這樣的前提下，馬英九總統在紀念辜汪會談二十週年的講話中提出「不推動兩國論、不推動一邊一國、不推動台灣獨立」的「新三不」政策。畢竟，只要將「台獨」的發展傾向完全切斷，兩岸今後的發展前途光明。

克服三個根本挑戰，保持兩岸關係春意盎然

辜振甫先哲當年曾有「但知春意發，誰識歲寒心」的期待與感嘆。辜汪會談二十年後的今天，兩岸和平交流、共同發展，可以告慰辜汪二位先哲：寒心歲月已去，春意今朝盎然。

然而，兩岸關係仍然面臨著三個根本性的挑戰。首先，兩岸必須保持各自政治上的穩定與經濟上的持續發展。大陸正處於高危險的社會轉型期。一旦出現經濟發展停滯、政治局勢動盪，必然影響台灣。在民族情緒高漲的今天，大陸如果出現不成熟的「民主」躁動以至所謂「茉莉花革命」，也絕非台灣的福音！反之，如果台灣出現經濟下滑或政局動盪，受害的也絕不僅僅是台灣。一個亂象紛呈的台灣，必將引發各種外部力量企圖進行干預，同時也為大陸的「鷹派」力量提供了行動的政策依據。其結果，受害的不僅僅是兩岸，而且必將禍及整個亞太的安全與發展。

其次，兩岸必須理性地把握好民族／民粹情緒的躁動，決不允許在兩岸關係中操弄民族與族群情緒。大陸現代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發源於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列強對中華民族的侵略和欺淩。在帝國主義列強的壓榨下，中華民族的認同感空前強化。因此，無論是孫中山還是毛澤東，都十分強調民族主義在國家獨立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但正是由於西方列強欺壓激發了大陸的民族主義，因此其中也包含了強烈的悲情甚至仇恨。近年來大陸的巨大進步，激發了前所未有的民族驕傲和自豪。如果健康地發展下去，這樣的正面情緒應該最終克服民族情緒中淤積的悲情，使民族主義變得包容大氣，形成泱泱大國之風。現在正好是兩種情緒互相衝撞的時期。大陸長期的「愛國主義」教育使人們不忘過去，但導致兩種情緒的衝撞更加猛烈，助長了悲憤的激進情緒。如果任其發展，這種情緒會淹沒理性。大陸今天的所謂「憤青」現象，便是明證。台灣議題涉及大陸核心利益。因此，要時刻警惕別有用心者煽動民族情緒，利用「早日完成民族統一大業」煽情，撈取政治資本。

台灣也面臨著同樣的挑戰。李登輝、陳水扁兩任政府，都將兩岸問題延伸到內部政治，挑動情感性的「台灣主體」意識；陳水扁執政期間，更是將「悲情」牌打到極限。儘管催出了選票，但代價是民粹氾濫，社會與族群的雙重分裂。隨著大選的再次來臨，難免有人為一己之私，再次祭出民粹旗幟，挑起狹隘族群意識，以求得逞。

顯然，防止激進的民族與民粹情緒綁架兩岸關係，是台海兩岸的共同責任。否則，不僅會葬送台海兩岸和平發展的良好局面，整個亞太的和平與發展也將涉入險境。

再次，兩岸必須秉持理想，嚴防急躁冒進。畢竟，兩岸關係的走向，最終的結果只有兩個：一個是獨立，一個是統一，所謂「現狀」只不過是一個不得已的動態平衡。隨著《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ＥＣＦＡ）的簽訂，兩岸的經濟整合已經是不可扭轉的趨勢，最終形成一個互利雙贏的「一中」經濟合作架構勢在必行。但決不能因此而急迫推動「政治協議」，更不能因台海兩岸之間的經濟合作而強求「政治認同」。揠苗助長，只會適得其反。

台灣和大陸之間的經濟合作，是為了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持續發展下去，必將對兩岸關係起到正面積極作用。人類社會的發展無非是為了兩個根本目標而努力：過得好，過得自由。如果兩岸經濟合作促進了兩岸的和平與發展，使兩岸人民過得越來越好，雙方的政治感受和交流的空間也必定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寬鬆。這種相互的正面情緒，自然會促進兩岸的政治互信與交流，為台海兩岸的發展開啟和平與交融的新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