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孔廉（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很高興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與各位先進一起回顧二十年前的今天於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探討其在兩岸關係發展史上的深刻意涵，以及對兩岸往來互動的劃時代意義。

協議執行　成果豐碩

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海基會辜振甫董事長與海協會汪道涵會長兩位德高望重的兩會領導人，秉持「對等協商、互惠雙贏」的精神，為兩岸簽署了開創新局的四項協議，包括：「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以及「辜汪會談共同協議」。這四項協議不僅為兩岸人民權益提供進一步的保障，建立了兩會制度化聯繫管道，更對增進兩岸間的了解、促進制度化的交流，以及解決因交流所衍生的問題、處理突發緊急事件等，具有積極性的助益。這些協議經過二十年來的執行與落實，可說是成果豐碩。

回顧「辜汪會談」的意義，我歸納為四點：分別為「擱置爭議，務實協商」、「建立對等、尊嚴的協商模式」、「開創兩岸制度化協商」與「邁向對話、和平穩定的里程碑」。

接著，請在場的五位與談人，就「辜汪會談」的歷史意義及重要性提出他們的看法。

邱進益（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九二諒解」較貼切

回顧這段歷史，我對「九二共識」這個名詞有點意見，因為講「共識」，好像兩岸的意見已經一致了，也引起民進黨質疑「沒有九二共識」或「沒有共識的九二共識」。假如用「九二諒解」這個名詞，各方應該比較可以接受。當初兩岸就是達成一個諒解，「九二諒解」應較貼切。

一九九二年，國統會研究委員會研議如何因應遲早要面對的「一個中國」問題，同年八月一日完成有關「一個中國涵義」的決議文，該文件由馬英九先生、丘宏達先生、沈君山先生等國統會研究委員共同創作，仿照美中上海公報「各說各話」的模式提出三段論述。第一段提出對岸對於一中的認知，第二段則是我方的認知，第三段表述現在尚未統一，未來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均富、人權的中國。

一般認為，「辜汪會談」是在香港會談就「一個中國」作出妥協才能舉行。事實上，國統會在一九九二年八月一日完成的「一個中國的涵義」決議文更為關鍵。該決議提出後，同年八月四日汪道涵先生才發出邀請，希望與辜振甫先生見面，當初中共覺得這個涵義的內容，已經有台階可下，因為該涵義中表明了「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雙方所賦予之涵義有所不同」。

兩岸為對等政治實體

兩岸對等是爭取來的，我們自稱是台灣當局，稱對方是大陸當局、北京當局，以中性定位得到對方承認。當時爭取對方承認我們是政治實體時，唐樹備還說：「如果不承認你是政治實體，如何跟你談？但是你說對等政治實體，我不能承認！」我說：「雙方不但地位平等，任何方式都要對等，才能突顯我方存在」。再者，「辜汪會談」時，我方說服對方將「會晤」改成「會談」，對方表明會談後要共同發表「新聞稿」，我方認為這麼高層次的對談，用「新聞稿」如何具有法律拘束性？所以才有「四個協議」；另外，我方堅持會談中採用長桌會談形式、雙方代表團整隊進場等，顧及任何國際談判場合都沒有的細節，皆是為了不願意被國內反對黨認為我方被矮化，並對外維持兩個互不隸屬政治實體的對等地位。

辜汪開啟兩岸談判、和平時代

會談成功舉行後，兩岸間的會談與協商有了模式可以依循，包含談判的形式、如何舉行預備會議、談判團隊人選、簽署文件如何發表等。也可以說，目前兩岸間所有談判協商的框架格局都是由「辜汪會談」開始，非常具有開創性。

「辜汪會談」所代表的是兩岸之間為了和平相處，各自釋出極大程度包容與善意。雖然在這二十年間，兩岸情勢並非一帆風順，領導高層更歷經多次變動，但均無礙兩岸關係前進的方向，顯示「辜汪會談」所代表的精神，是兩岸所一致認同的核心價值，也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相互理解與包容是兩岸之間不變的相處原則，唯有順著這個方向走，兩岸關係才能走得更穩、更遠。

蘇起（台北論壇基金會董事長）

兩岸關係發展「擱置、溝通、互信」，三者缺一不可

「辜汪會談」精妙處在於，雙方願意「擱置爭議、求同存異」。除大環境外，雙方願意「擱置爭議」，進行足夠的「溝通」，從「溝通」中產生一定程度的「互信」。擱置、溝通、互信三者缺一不可。

近期公開的美中建交文件顯示，鄧小平在建交最後一週，把對台軍售問題擱置，美中建交就建成。一九七一年發生保釣事件，一九七二年中日建交，亦是因大陸將釣魚台問題擱置，才得以建交。現今大陸不願擱置，就吵起來。同理，最近台日漁業問題，雙方三缺一，有「溝通」、有「互信」，但不願擱置主權爭議，故遲遲沒有協議，一旦環境轉變，彼此願意擱置主權爭議，《台日漁業協議》即成。

「擱置」是關鍵大原則，後面才有務實協商。接著還有兩件事，一是「溝通」，二是「互信」，有「溝通」還要有「互信」，例如美中在冷戰時期有華沙會談，雙邊有「溝通」，三不五時碰面，但有「溝通」沒「互信」，更沒有「擱置爭議」。兩岸關係能否正向發展，焦點在於後續「溝通」是否順暢，「互信」是否足夠。

溝通多比溝通少好，層級高比層級低好，沒有「溝通」絕對不好，兩岸過去有四十年間完全沒有「溝通」，比華沙會談還糟。「辜汪會談」為什麼願意「擱置爭議，求同存異」？關鍵除了彼此大環境的因素外，也在於雙方有足夠的「溝通」│包括公開管道與密使。美中關係趨正常化前，美中外交官在國際酒會碰面，左手拿酒杯，右手插口袋，互不理睬。直到一九六八年一次國際會議上，大陸外交官主動走到美國外交官面前寒暄，從此溝通橋樑便搭起。「辜汪會談」前，也有密使溝通，溝通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互信，彼此才願意「擱置爭議」。作為學者，「溝通」一直是我看待兩岸、台美、美中關係的一些訣竅，誰派特使、密使等，從「溝通」端倪中了解雙邊關係溫涼。

兩岸應加強溝通，累積互信

此外，「互信」也可從各種跡象來看，雙方間的「溝通」有無變好、變壞等，最後的「擱置爭議」是政治協議，要由最高層級決定，但溝通管道是在一般層級進行。馬總統透過連戰先生、吳伯雄先生和蕭萬長先生，在博鰲論壇、國共論壇及海峽經貿論壇等有限的替代性管道溝通，建立「互信」，非常重要。

美國總統歐巴馬第一任期內，與胡錦濤見面十次，小布希兩任期（八年）和胡錦濤見面二十次，前國務卿希拉蕊四年訪問一百個國家，德國外長二年訪問一百一十多個國家，美國平均每月有一位部長級官員赴大陸訪問。相較於美國和大陸的溝通管道暢通頻繁，台灣應把握每個和大陸溝通的管道，包括各種論壇及政治人物的會面。

現任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作風強勢，常委七人中四人出身「知青」，預料兩岸關係將會有很大轉變。兩岸關係或許不用重啟爐灶，但需重視新領導人特質，台灣須在政治、政策面作好準備，重新建立溝通管道，發揮實質效用，不能讓兩岸關係虛化或軟化。

大陸剛完成領導換屆，兩岸關係勢必有新發展，台灣必須小心應對，重新建立溝通管道，不能以拖待變。對台灣而言，情勢已時不我予，不能只停留在經濟是否讓利的老問題上打轉。至於何時啟動兩岸政治談判，我認為台灣內部沒有達成共識，時機尚未成熟。

包宗和（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建立兩岸對等關係　走向良性發展

「辜汪會談」的重要意義在於建立兩岸實質對等關係，透過此平台，讓兩岸關係從過去惡性循環走向良性發展，為兩岸的穩定和平奠定基礎。即使後來兩岸曾中斷對話，仍能藉此基礎，恢復制度化協商的機制。

「辜汪會談」時，雙方擱置政治性議題，就實際問題的功能性來談，「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形態在當時已隱然成形。當年台海還延續冷戰氛圍，任何錯誤判斷，都會造成雙方衝突，因「辜汪會談」建立的基礎，有助減少錯誤判斷，也使兩岸關係二十年來維持穩定發展。

另外，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過去兩岸就邦交國競相挖角，在沒有對話機制的情況下，造成「零和」局面。但兩岸建立溝通平台後，政府採取「外交休兵」，國際關係平靜，雙方在國際上互動較易考量到對兩岸關係的影響，使得近幾年兩岸較少受外在因素傷害彼此情感，是一種實質上的發展與進步。

現在，兩岸政府組織及人事架構互通，涉外事務的大陸官員較可充分了解台灣心理，避免誤判，相信兩岸關係將趨於正面。雖然未來還有一段路要走，但現在已打下相當好的基礎。

黃靖（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

「辜汪會談」時，我剛完成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一九九三年以大陸留學生身分，應台灣「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之邀訪台，從此台灣成為我研究重點之一。對大陸來說，「辜汪會談」既是最大的「得」，也是最大的「失」。

辜汪會談的「得」與「失」

「得」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得以確立，而「失」在於，大陸不得不接受「中華民國」作為對等談判代表。「辜汪會談」中，我方的立場就是「你（大陸）是國際間公認的合法政權，若要對談，當然我（中華民國）也必須對等是合法的政權」，而這個「面子上互不承認，裡子其實是互不否認」的共識，翻轉成了台灣二○年後的今日。

我在美國智庫工作時，發現從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Bill Clinton、George W. Bush到Barack Obama等歷任總統，美國實際在兩岸會談上，堅持兩點：一是大陸必須接受台灣作為一個political entity（政治實體），因為美國的戰略目的，是「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所以延續到第二個重點，必須接受台灣的equal footing（對等地位）。

昔時「統」字為高壓線，現今轉為「獨」

接下來發生大小兩方面變化。小方面變化是「辜汪會談」後，台海局勢急轉直下，李登輝、陳水扁把統獨問題變成台灣政治的重中之重，「統」就變成高壓線，挨著必死無疑。現今兩岸關係已改善許多，過去李登輝、陳水扁總統時期，「統一」是不可碰觸的議題，經過五年多的努力，形勢已經發生逆轉，「獨立」反而成為不可碰觸的議題。「辜汪會談」功不可沒，這個轉變要珍惜。

就大陸而言，用江澤民的話來說，是「早日實現國家統一大業」，到胡錦濤時轉變成非常理性切實的口號：「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促進兩岸和平發展，爭取和平解決統一的願景」，爭取「願景」而已。

美「中」關係基礎改變　促成會談事實

大方面變化是更大的戰略意義，美中關係一直是大陸外交的重中之重。習近平上台後，提出要建立「新型的大國關係」。從近期發展看，美國提出重返亞太，引起了東海、南海之爭，表面上看風雲激烈，但實際上是「乾打雷不下雨」。大陸的對外政策一點都不軟，步步為營，包括對台灣、日本皆是如此。原因在於，美中關係的基礎發生根本轉變，也就是說，二○○九年以來，一方面大陸在快速發展，一方面美國受到一連串打擊，美中實力變化，已不可逆轉。 因為新型的大國關係正在發展，美中關係的基礎發生根本性改變，在雙方實力消長下，過去美國與大陸的關係，主要是維護和發展美中之間的「共同利益」，如今變成在對等條件下的「利益交換」。顯示兩岸問題的決定權將逐步回到大陸與台灣手中，也讓當初辜汪會談的理想成為現實。大陸從二○○九年開始持續強調，「台灣是大陸的核心利益」，意味著，以前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態度，從阻斷、控制，到操縱兩岸交流，但如果台灣變成大陸的核心利益，便不允許做利益交換。

辜汪會談奠定的基礎：美國操控兩岸關係能力越來越小

不久前我去日本演講，發現日本其實舉國陷入無比的沮喪，一來因為與大陸對立，取勝機會小，二來則是，日本竟成為中美利益交換的籌碼，而過去扮演籌碼的應當是台灣。因為《台日漁業協議》，台灣拿到漁權、也拿到漁政權，台灣赴釣魚台海域捕魚，大陸漁船也要進去，亞太戰略均衡有不可逆轉的趨勢，從理想變成現實，兩岸已把兩岸主導權抓在自己手中。

從美國對台海兩岸介入的力度方法方式來看，現在可以很有信心地說，兩岸關係最終解決的主導權，現在真正回到兩岸手中。美國以強權大國的姿態，操控能力越來越差、越小，只能做觀望者，這是辜汪會談奠定的基礎。

王銘義（中國時報主任記者）

坐下談即最大價值

長期採訪觀察兩岸談判，我用談判情境比較角度來分析，二十年前的環境今非昔比，馬總統還有三年任期，習近平則是未來十年統治權的第一年。從外部國際環境來看，亞太局勢改變、美中台關係比重調整、美中台大三角下的小三角關係等，政經形勢改變成為兩岸當局重大談判、交流的考量。而兩岸個別經驗，例如早期兩航貨機談判，也是一再摸索、碰觸，突顯核心問題，如主權、相互定位等，這些問題二十年來沒改變，甚至愈加複雜。

中共近來從外交系統取才，佈局在兩岸談判隊伍人才庫，使得兩岸事務中不單單有傳統兩岸人才，還包含涉外問題專家，如區域安全、參與國際組織等，將兩岸問題拉上更高層次。

一九九八年辜振甫先生見了江澤民後，我採訪辜先生，他轉述當時於會見中向江澤民講了一段話：「今後兩岸關係，應務實面對中華民國存在的現實」，那時江澤民只有哈哈一笑就過去了。「辜汪會談」所建立的管道：「只要坐下來談，就是最大價值」。

高孔廉（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

未來兩岸關係發展的四個方向

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有四個方向，首先是兩岸關係定位問題。未來一段時間之內，雙方要拿出智慧來做事。目前兩岸談判桌上，某種程度上已經做到「互不否認治權」，二十年前辜汪會談談判桌上清一色海基會與海協會人員，到今天兩會協商的談判桌上，我方次長級以下官員都是掛職銜上桌談判。

第二是加入國際組織議題。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先生曾在亞太經濟合作組織（ＡＰＥＣ）領袖會議上向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到台灣加入國際民航組織問題，胡錦濤當時回應將認真研究。台灣國際空間問題未來如何發展，會相當程度影響兩岸關係進展。

第三是兩岸政治議題。兩岸政治議題有高、低不同層次，高階的政治議題談判時機尚未成熟，低階政治議題現已經有所碰觸，兩岸處理政治議題應「先易後難、先低後高、循序漸進、順其自然」。過去兩岸協商確立「先易後難、先經後政」的原則，但實際上「經中有政、易中有難」。舉例來說，陸客中轉問題，陸方關切的是落地後持有什麼證件，這就是政治議題。其他兩岸協議也有類似情況，這類問題不解決，兩岸關係很難往上走。

最後一個方向是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現在兩岸互設辦事處，在旅遊方面已經有「台旅會」與「海旅會」；在經貿團體方面，已經有「外貿協會」與「中國機電產品進出口商會」。將來若再加上海基、海協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建立兩岸第一時間聯繫管道，必定可以提供兩岸人民與企業更完善的服務，可避免誤判，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會有很大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