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往三十餘年，大陸為經濟快速發展所支付的環境資源代價極為高昂。從今年年初起，先是「霧霾鎖京城」成為關注焦點，一個月裡，北京市空氣品質達到「優良」的天數竟只有五天；緊接著又出現大量病死豬投江事件；加上「紅井水」、「死魚河」等消息陸續傳出，飲用水安全遭到外界質疑，累積的民怨愈來愈大，暴露出大陸嚴重的環保問題已經嚴重影響民生及發展，面臨立即得解決的時候了。

大陸所面臨的環境挑戰，恰恰印證了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所說的話：「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大自然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大陸學者稱，為了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包括人口、資源、環境矛盾的問題也愈加嚴重。西方發達國家分散在數百年間的各種污染，大陸集中在幾十年間釋放。

霧霾鎖京城

華北地區從去年底開始出現的嚴重霧霾氣候與大氣污染，已對工業生產、交通運輸和民眾健康帶來極大影響。大陸環境保護部副部長吳曉青三月對此公開表示，發生霧霾氣候的主因在於過快的工業化，以及城鎮化過程中所累積的環境問題。加上高耗能、高排放、重污染、產能過剩、產業佈局不合理、能源消耗過大，還有以煤為主的能源結構，以及城市機動車輛的快速增長，使得污染排放量的大幅增加。

吳曉青稱，建築工地遍地開花，污染控制力度不足，使得主要大氣污染排放總量遠遠超過了環境容量，這些多重因素迭加，造成霧霾氣候不斷發生。尤其在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出現的頻率和程度最為嚴重。

分析來看，雖然這三個區域面積僅佔大陸國土面積的八％左右，卻消耗全大陸四二％的煤炭、五二％的汽柴油，生產五五％的鋼鐵、四○％的水泥。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煙塵的排放量佔了全大陸的三○％，單位平方公里的污染物排放量是其他地區的五倍以上。這些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既加劇了ＰＭ二‧五的排放，也加重了霧霾的形成。監測發現，這些地區每年出現霧霾的天數在一百天以上，部分城市甚至超過兩百天。

中國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教授張福鎖指出，由於過去幾十年，大陸經濟的高速增長導致大量的氮排放，北京的霧霾氣候正是氮沉降加劇所造成的結果之一。

究竟霧霾的情況有多嚴重？中科院研究員王躍思分析，依照北京城區七五○平方公里來算，城市的上空懸浮著四千噸的污染物，「北京空氣的污染物已經不是看不見、摸不著、聞不到的物質了」。

研究發現，過去三十年間，大陸陸地生態系統氮沉降顯著升高，增幅將近六成。過量的氮沉降會造成溫室效應、酸雨、湖水富營養化以及生物多樣性下降，如今，全球氮沉降總量已達臨界負荷的一‧六倍。東亞（主要是大陸）、西歐和北美已成為全球氮沉降的三大熱點地區。

尤其在人口相對密集、農業集約化程度更高的華北、東南和西南地區，氮沉降量和年增幅最大，其次為東北、西北和青藏高原地區。中東部地區（尤其是華北平原）的氮沉降量已經高於北美任何地區氮沉降量，與西歐上世紀八○年代氮沉降高峰時數量相當。

中國氣象科學研究院曾對一九九三年至二○○六年的大陸各區域酸雨變化和成因進行分析。研究結果指出，北方由於氮沉降增加，酸雨發生範圍擴大明顯，南方則基本保持不變；酸雨污染重災區由西南逐步轉移至華中和華南中部。就酸雨強度而言，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八年是最強階段，一九九九年至二○○二年強度有所降低，二○○三年至二○○六年酸雨強度又持續加強，其中北方酸雨強度增強相當明顯。

除了氮排放造成的污染，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今年四月底發布的報告顯示，北京地區ＰＭ二‧五中的砷濃度平均為每立方公尺二十三納克，超過二○一二年大陸發布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三‧八五倍。報告認為，燃煤排放是北京大氣中砷的主要來源。

砷為一種重金屬成分，也被世界衛生組織列為人類致癌物質。二○一三年大陸對境內七十多個城市進行的空氣污染調查顯示，污染最嚴重的前十個城市中，有六個位於河北省，北京和天津排在第十六和第十七名，這都是經濟發展所付出的環境代價。

死豬漂江河

除了華北地區的空氣污染，各地接連爆發的水污染事件，更是直接影響民眾的飲用水安全。今年三、四月間，上海黃浦江水域上被發現漂浮著數以萬頭的死豬；緊接著福建龍岩龍津河上游、湖南瀏陽河等處也出現同樣情況。四川眉山、瀘州等地也出現死鴨死豬拋屍江河。

之所以會出現大量病死豬或鴨被拋進江河中，專家分析，主要是死豬處理的成本過高而政府給予的補貼過低所致。以浙江嘉興地區來說，農戶處理每頭死豬可獲得八十元人民幣補助；但在實際環境下，因為死豬數量太大，補貼根本無法「全額報銷」。

再加上病死豬的處理主要採取厭氧發酵，需要佔用土地，而現有土地資源處在超負荷狀態，平均每頭死豬處理成本其實遠超過八十元，因此也有愈來愈多農戶寧可甘冒風險，將死豬投江了事。

水污染的情況已從地表水蔓延至地下水。死豬死鴨漂浮江河，這都還在地表水系，能夠直接察覺，治理相對容易。但大陸六五五個城市中，有四百多個城市的飲用水源是以地下水為主，若地下水被污染，危害更大、更為隱蔽、更難治理，也更容易造成民眾恐慌。

年初先是傳出山東濰坊等地許多企業將污水排到一千多公尺的水層污染地下水，引起極大關注。之後，央視援引大陸國土資源部下屬科研機構的研究報告稱，「華北平原淺層地下水綜合品質較差，可以直接飲用的一到三類地下水僅占二二‧二％」。

四月初，河北省滄縣張官屯鄉小朱莊村發現大量紅色地下井水。村民根本不敢飲用，只敢用此水洗衣服和洗澡，飲水都另外購買桶裝純淨水。面對「紅井水」的安全疑慮，當地環保局長卻表示，「紅色的水不等於不達標的水」，還稱紅豆泡水後，水也會變成紅色。此番荒唐解釋，也讓這位被各界砲轟的「紅豆局長」立刻被摘了烏紗帽。

環境污染代價逐年攀升

儘管大陸官方已經意識到環保問題的嚴重性，也試圖制訂各種對策因應，但多年來依舊成效不彰。據大陸環境保護部統計，從二○○四年起，大陸每年因經濟發展所付出的環境污染代價逐年升高，環境污染的治理壓力也日益增大。

今年年初，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公布了「二○一○年綠色國民經濟核算」（又被稱為綠色ＧＤＰ）的部分結果。報告顯示，二○一○年，大陸全國生態環境退化成本達到一‧五四兆元人民幣（下同），佔國內生產毛額（ＧＤＰ）的比例為三‧五％左右。

二○○四年，大陸的環境退化成本為五一一八‧二億元；二○○八年，環境污染代價已經上升到八九四七‧六億元。二○○九年的數字更是逐步攀升，該年環境退化成本和生態破壞損失成本合計一‧三九兆元，較二○○八年增加九‧二％，約佔當年ＧＤＰ的三‧八％。

對此吳曉青坦言，大陸已為粗放的經濟發展模式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如果不儘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調整產業結構，改變落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要想改善空氣質量或是解決水污染問題，將非常困難。

大陸官方決定先大刀闊斧治理空氣污染問題。吳曉青指出，繼去年在全國七十四個城市、四九六個監測點位建成之後，今年將繼續全國一一六個城市建成四四○餘個國家空氣監測點。預計到今年年底，全國將有一九○個城市、近九五○個監測點組成的國家空氣監測網投入運行，並且適時發布監測數據。

水污染部分，部分城市今年起也陸續制訂「水污染物排放標準」。以北京市來說，就在修訂相關法規，加強對化工、製藥、紡織、食品製造、釀造和電鍍等工業廢水排放監管，確保重點污染企業在二○一五年底前達到新排放標準，限期關停排放含重金屬廢水的小型生產企業。

大陸學者呼籲，除了逐步健全法規，各級地方政府能否徹底貫徹執行才是關鍵。要避免「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然環保整頓最終一樣「政令不出中南海」，落得只剩幾句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