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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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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共宗教政策的轉化:把孔子請回來◎文/張家麟(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教授)《交流雜誌102年12月號第132期(歷史資料)》

中共過去在文革期間(一九六六~一九七六)曾經大肆「批孔」,中華民國官方則「揚孔」,肩負傳承中華文化使命,民間也「以儒為宗」,闡揚「孔教」思想及精神。兩岸雖屬華夏子民,但政治立場不同,對中華文化的看法迥異,難以往來或交流。

曾幾何時,這種情勢急劇轉變,中共在胡錦濤掌政時期,二○○四年由官方主持「祭孔」大典,鼓舞全大陸各地省、縣、市政府及民間的「祭孔」活動。孔子「去污名化」後,在大陸重見天日,逐漸恢復他在大陸同胞心目中「至聖先師」的地位。

此後,兩岸官方與民間同步「尊孔」、「祭孔」,肯定以儒家為核心,釋、道為輔的中華文化。兩岸政權對中華文化的認知差異縮小,認同擴大,彼此同質性提升,強化了同屬「文化中華」的可能性。

壓抑宗教的宗教政策

然而,胡錦濤將中共「批孔」轉化為「揚孔」的作為,並非莫名;相反的,它是中共在改革開放的國家「大戰略」下,宗教政策鬆綁後,逐漸醞釀、堆疊而成。

中共本來以「馬列主義」為立國最高指導原則,在宗教上信奉「無神論」,但其宗教政策從建政以來,隨著境內情勢變化而有所調整。中共對宗教的「操作」,無論宗教政策推動「成敗」與否,始終採取「政控制教」的主導性角色。在改革開放前,宗教政策的演變,大體上可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時期(一九四七~一九五六年):以馬列立國的中共,建政初期決策削弱宗教對人民的影響力。其在《土地法大綱》中規定,「廢除一切祠堂、廟宇、寺院、學校、機關及團體的土地所有權」,嚴重打擊宗教團體的發展。

第二時期(一九五七~一九六六年):中共延續前一階段的軟硬兼施手段,政策上採取禁制宗教態度。

第三時期(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在極左思想主導下,片面強調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仍然是「剝削階級所利用的工具」,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來處理宗教問題。因此,政策上持消滅宗教態度,全盤取消黨的宗教工作,所有先前支持成立而又有效控制的全國性、地方性宗教團體,都被迫停止活動。

有限度開放的宗教政策

在改革開放之後,中共宗教政策一反過去的作為,以有限度開放的宗教政策,使境內宗教復甦。又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鄧小平時期有兩項重要文件論述其宗教政策,首先為一九七九年中共內部文件〈關於宗教政策的宣傳題綱〉,肯定宗教在當前歷史階段不會消亡,官方恢復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及伊斯蘭教等五個傳統宗教的自由,但是中共仍然按照法律、命令對宗教活動進行管理。

此時,大陸境內百姓已有信仰五大宗教的自由,雖然國家法制限制宗教自由的框架仍深且嚴密,但與文革時「毀滅宗教」的作為相比,宛如天壤之別。

其次為「十九號文件」,於一九八二年由中共中央公布〈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基本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對內平反文革時期宗教界人士的「冤、假、錯案」,恢復被關閉的宗教組織、宗教院校,並開放一些宗教活動場所;對外積極操作宗教,開展國際、兩岸間的宗教交流。

一九八七年媽祖升天一千週年,中共向全球及台灣媽祖廟招手;台灣大甲鎮瀾宮為了提升其競爭力及境內媽祖廟地位,回到湄洲祖廟「搶頭香」。從此改變大甲鎮瀾宮的地位,而且打破台灣官方法制禁忌,為兩岸交流打開另一扇窗。
第二階段:江澤民時期的宗教政策,以一九九一年二月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文件,可看出端倪。

該通知延續十九號文件的有限度宗教自由,並規定得加強對信教群眾和宗教界人士的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教育,鼓動他們的積極因素,支援他們開展有益的工作,鞏固和發展同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但同時也依法對宗教事務進行管理,禁止和打擊利用宗教進行違法犯罪活動,堅決抵制境外宗教敵對勢力的滲透活動。

請回孔子的宗教政策

第三階段:胡錦濤時期的宗教政策,回歸過去的政策傳統,強調孔子思想為中華文化的重要資產,又以實際行動祭孔,給孔子再生機會,孔子重新站上中共歷史舞台。

他正面反擊西方以「中國威脅論」對大陸崛起的批判,用「和平崛起」的國家整體戰略,論述大陸為文明、和平的大國。為了豐富他的論述,他把孔子請回來,建構以孔子文化為主軸,結合市場經濟、威權政治的「北京共識」統治模式,宣告「和平崛起」的正當性,藉此對抗歐美以基督教文化為主軸,結合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的「華盛頓共識」統治模式。

無論是「有心」,或是「無意」,中共寧可在文化立場上,「捨洋就華」,選擇傳統的「儒教」,當作其國家發展的思想核心基礎。

祭孔的轉化

在改革開放後,中共對孔子的周邊、表象,已有部分作為。例如把孔廟當作「重點文物」,撥款修護及保護;一九八四年成立官方的「中國孔子基金會」,一九九四年設立「中國孔廟保護協會」等儒教組織。

其中,「中國孔子基金會」研究孔子思想,團結海內外華人,以此和各文化交流,維護大陸主權統一與和平。「中國孔廟保護協會」則著重在保護、利用、研究孔廟的文化資產,並與世界各地孔廟及儒學交流。

至於祭孔儀式,最早出現在孔子的故鄉─山東曲阜,它以「文化表演」方式,由「演員」代表祭孔,配合「佾舞」演出,屬於宗教觀光的性質。直到胡錦濤時期,才在「孔子文化節」中,從民間「商業演出」性質的祭孔儀式,逐漸改為地方黨政官員「恢復傳統儀式」的祭孔,最後再升級為中央黨政官員的「國家祭典」。

二○○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孔子兩千五百五十五週年聖誕,山東省曲阜副市長在中共中央默許下,從建政以來首次以官方形式祭孔。二○○七年祭孔層級提升至省長,觀禮者冠蓋雲集,中共中央黨、政要員,海內外學人及駐陸使節皆前來與會。

二○一二年在大陸境內,已有四十處以上的孔廟由不同層級的官方、民間團體,恢復祭孔。由此來看,中共對孔子的立場,已經由徹底「批孔」,到肯定「孔廟文物」,再到同意民間的祭孔表演、跳佾舞,搞宗教文化「創收」,最終由官方請回孔子,在孔廟舉行慎重肅穆的「官式祭孔」。官方運用祭孔儀式,向全球華人宣告,孔子「思想」與「信仰」是官方認可且尊崇的「中華宗教」。

以孔子為名設立孔子學院

請回孔子的具體作為,尚包含二○○六年大陸國務院批准祭孔儀典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二○○八年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

除此之外,以「孔子」為名,在全球設立「孔子學院」,推廣「漢語」,形同另一個把孔子請回來的形式。

二○○四年十一月,中共首先在韓國首爾成立第一家「孔子學院」,從此逐年增長,至二○一二年五月止,中共已在全球一○五個國家,成立三五八所「孔子學院」;預計在二○一五年前,成立五百所「孔子學院」。

以二○一二年為例,全球約五十萬人在孔子學院學習漢語,估計未來孔子學院會增設與中華文化有關的課程,推廣大陸的文化軟實力。

中共在全球各國設立孔子學院累積的數量(2004-2012)

年份孔子學院累積數量設立孔子學院國家
200411
20058036
200612349
200722666
200824978
200928288
201032296
201135399
2012358105


中共對外以孔子為招牌,設立官方性質的孔子學院;對內於二○○五年,分別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國家級研究機構設立「儒教研究中心」,廣泛且深入的研究「國學」及「儒教」;在二○○六年於北京設立「孔子文化傳播中心」,對孔子思想及儒家學說再詮釋,讓其「規範化」、「現代化」、「創新化」與「國際化」。


要求官、民實踐孔教的道德律


中共逐漸崛起,成為世界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的「大國」,但其政治領袖已經觀察到人民道德低落,官德頹廢的現象。針對此困境,胡錦濤還是想到把孔子請回來。


在人民、社會風氣的改善上,他呼籲青少年應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於二○○六年提出「八榮八恥」。其中,八榮至少有「服務人民、辛勤勞動、團結互助、誠實守信、遵紀守法、艱苦奮鬥」等六榮,為孔教正面表列的道德律,以及「危害祖國、背離人民、愚昧無知、好逸惡勞、損人利己、見利忘義、違法亂紀、驕奢淫逸」等負面表列的道德禁忌。


胡錦濤也發現官員、黨籍幹部的道德敗壞,為了從根整肅貪腐,思考將孔教的道德律當作教材,乃於二○一一年公布《公務員職業道德培訓大綱》,要求全國公務員「輪訓」官德,學習古代的官德。山東曲阜的黨政幹部乃以「儒家、當代官德思想及典範」為內容,編寫《官德教育讀本》,當作黨政幹部培訓的教材,並爭取曲阜作為黨政幹部培訓的基地。


請回孔子.儒教再生


中共在胡錦濤主政時期,把孔子請回來,並非是突然間「神來一筆」的冒進宗教政策,而是承接改革開放以來,鄧小平、江澤民的宗教政策,逐漸給人民宗教自由空間,以換得人民支持,中共也因此擁有合法統治基礎。


另外,中共面對國內、外政經情勢的變化,請回孔子,也給儒教有機會重生。中共對外可以汲取儒教的養分,推廣其在全球的文化影響力,重新詮釋儒文化,爭取全球華人的認同。對內,也用儒教立國,藉此提升官、民道德。中共操作宗教的本質,並未改變,只是在此內、外結構漸變的過程中,孔子似乎又站上歷史舞台。


中共已進入習近平主政時期,只要他對外堅持「和平崛起」,對內持續「肅貪、反腐」及中共的一黨統治,我們估計,習近平依舊會借用孔子,在可預見的未來,儒教在大陸仍有生存、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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