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兩個機構，牽動大陸政治權力格局，引發外界高度關注。
　
目前，各方關注的焦點有以下幾點：其一，中共為何要成立這兩個機構；其二，兩機構的政治位階、作用及對未來大陸政局及政經形勢的影響為何；其三，兩機構各自的組合方式和型態，以及兩機構之間的可能關係為何。

重建最高領導人權威

關於第一個焦點，從最簡單的角度來看，上述這兩個機構的成立，當然與重建中共中央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權威有關。隨著鄧小平時代的結束，大陸強人政治的格局也隨之終結。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可以普通黨員的身分，南巡扭轉導引改革的方向，非常具象地顯示強人的政治權威；當江澤民成為總書記，大陸第三代集體領導形成時，鄧小平就擔心強人政治權威逐漸弱化的可能性，因此要求建立集體領導的核心，穩住上層領導權威。但強人政治的權威必然隨著強人的過世而消失，上層領導權威隨著權力世代的交替，出現不斷弱化的現象，在胡溫主政的後半期，包括薄熙來在內的地方諸侯，可以公然高舉與中央路線不同的大旗，就是最明顯的事例。

韋伯告訴我們，權威主要有三種：魅力型、傳統型及法理型。政治強人所擁有的是魅力型的權威，後強人時代的政治人物所能擁有的，基本上是法理型的權威，亦即必須依循法規制度來確立權威。面對後強人時代領導權不斷弱化的現實，大陸中央領導層，特別是最高領導人，只能通過成立機構或設計制度，重建中央的權威，再造強勢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及「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首要的著眼點，就是重建強勢中央及最高領導人的權威。當然，強勢中央及領導權威的再造，並不表示大陸會重回強人政治的時代，強人政治格局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會歷史條件，這些條件不會重複出現。

調整改革模式

在另一方面，上述兩機構的成立，也與大陸改革模式的改變調整有關。基於大陸特殊的歷史條件，三十多年前，大陸選擇不同於前蘇聯震盪療法式的激進改革模式，採取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式改革模式。這種模式，刻意繞過計劃體制的干擾，先從農村及試點特區，創造市場，然後逐步將市場養大，施壓計畫體制領域，迫使其改革。改革模式的發展過程，是以梯度方式，由東南沿海、沿江沿邊，逐步由南而北，由農村到城市，往內陸滲透。這種改革模式的推展，讓大陸三十多年來，特別是二○○○年以來，獲得舉世矚目的高速經濟成長，並且讓大陸在二○一○年以來，成為世界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不過，漸進式改革模式在不斷釋放正面能量的同時，也產生一些副作用。尤其是，雙軌制的運行，造成不少以權謀利的平台，滋生許多貪腐行為。而且，由於這種改革模式是傾斜式、重點式、不平衡式的改革，從而造成區域及不同領域經濟發展及利益分配的差距及不公。再加上，為了爭取地方對改革的支持，中央必須不斷以不同方式向地方放權，加速中央權威的弱化。

儘管，這種改革模式迄今仍有其餘威（如上海自貿區仍以試點方式進行），但也走到必須被調整的瓶頸關卡了。大陸改革開放已歷三十多年，衍生出來的形形色色利益主體間的競合與矛盾，遠非既有的漸進式改革模式所能應付的局面。因此，近幾年來，大陸有關調整改革模式的聲音，不斷以不同方式出現，而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實算是正式宣告，啟動調整改革模式工程的開始。

大陸希望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將改革模式往平衡模式方向調整，希望能化解區域經濟發展差異、城鄉差距及貧富差距所衍生的諸多社會經濟問題與矛盾。這種平衡模式的操作，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靠著拉攏地方來進行，必須透過通盤宏觀綜合治理的施作，才能克竟其功，而這必須以再造強勢中央及重建領導人權威為基礎。

國安委 避免黨政雙太陽

儘管，大陸將薄熙來案定位成貪腐刑事案件，但該案的形成發展對大陸高層政治發展方向造成衝擊。薄熙來不只可以高舉與中央不同的大旗，還可以進行縱向橫向的串聯，挑戰中央甚至領導人的領導權威，從而也衝擊大陸維穩的基礎。薄案的教訓顯示，如果地方諸侯能連結政法系統，將有可能牽動大陸的政治穩定格局。「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主要在保證中央（特別是最高領導人）可以確實掌握一切維安維穩的力量，並藉以面對所有的挑戰。

依照大陸憲法的規定，大陸的政治體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國家主席雖是國家元首，但人大通過的法案，國家主席沒有批駁的權力，只能簽署公布，而且，國家主席也沒有實際行政權力，行政權力掌握在國務院總理手中。大陸迄今仍然是以黨領政，黨的總書記握有黨權，但在政府系統卻擔任屬於虛位性質的國家元首，不具有實質的行政權。如果黨領導政的格局能持續穩定運作，那麼黨的總書記可以通過「黨領導政」的機制，影響國務院及總理，發揮其對行政權的影響力；但如果在特別情況下，以黨領政的機制失效，大陸就有可能出現黨總書記擁有黨權，而國務院總理擁有政府行政權，兩者之間互為平行，或有可能互相扞格的黨政雙太陽的局面，對於中共來講，這可能是其政治運作的重大隱憂。「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可以確保讓黨的最高領導人，除了可以直接調動軍事政法系統外，還可以調動相關的政府行政系統，從而克服黨總書記「黨權實，行政權虛」的結構性弱點。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決定》中，「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設立，被放在「社會治理」部分，以降低其敏感度。綜合相關訊息顯示，該委員會的組織位階與屬性，應該可從以下幾點去理解：其一，它既不會被放在國務院行政系統，也不會只被放在黨的系統；其二，它不會只是協調機構，而是具有決策權的機構；其三，它雖然不是實際執行機構，但卻是可以監督執行的機構；其四，它應該是由大陸最高領導人主持，直接向最高領導人負責的機構；它是在黨及政府行政系統之外，又可涵蓋黨及政府相關治安、國防、外交、安全及策略設計系統在內的綜合治理與決策的機構；其五，它雖然不會是像一般部委的建制，但應該會有常務執行的系統建置；因此，它雖然不是一般的實體單位，但也不是虛質的單位；其六，用大陸的術語說，它既不是黨的機構，也不是政的機構，而是國家機構。

為了讓「國家安全委員會」能穩定展開運作，並降低將來的運作變數，大陸有可能為此機構訂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法」，使其具有合法正當性。而且，中共應該是想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為槓桿，讓最高領導人不只擁有黨權、軍權及政法權，還可以擁有實質的政府行政權。該委員會組成成員，除了國家主席外，還可能包括人大委員長、政協主席、國務院總理、國防、外交、公安、政法、外交及經濟部門首長。因此，有人認為，將來該委員會有可能成為由最高領導人直接領導的「內朝廷」，而國務院則成為「外朝廷」。此外，也有人擔心，該委員會有可能不受約束，導致權力的過度膨脹。該委員會的成立，就如上述，無非就是中共想重建強勢中央及最高領導人的權威，但重建強勢中央，並不等於就是再現強人政治，大陸強人政治的歷史條件已然不在，不太可能重現強人政治。

深化改革小組 重構頂層設計

至於「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成立，除了與大陸改革模式轉換及重建強勢中央有關外，還與大陸最高領導層開始想重構政治經濟頂層設計有關。改革模式的轉換，涉及頂層設計的重構，這種重構工程如果缺少強勢中央支撐，除了很難成事外，更有可能反過來衝擊與稀釋中央及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如果從重建強勢中央的角度來看，這個小組應該也是直接由最高領導人領導（目前已證實由習近平擔任組長），並由國務院總理負責執行，既不是黨的機構，也不是政的機構，而是國家的機構。

儘管早在江澤民時期，就有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想法，但卻在此時和「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同時成立，這兩個機構間應該具有有機的關係：其一，此階段大陸的改革已不能只限於經濟範疇，還會包括政治社會等多元意涵，並且影響大陸政治經濟及社會安全及安定；其二，如果要深化改革，除了要有強勢中央領導外，更須穩定的內外環境支撐，這就促使這兩個機構必須形成有機的聯繫。

上述這兩個機構的成立，反映大陸政治發展階段的變遷，以及高層政治格局的變化，它反過來會影響大陸的政經發展形勢，甚至也會影響到兩岸關係的發展，我們必須嚴肅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