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大陸改革開放的巨輪後，經濟體制改革就成為歷次中共三中全會的象徵。由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導，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內涵遍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建制度等全方位領域的體制改革。為什麼習近平上台後不久，就提出如此廣泛的改革方案？一般認為，其近、中程的目標，是為了處理西方政治學者所謂的發展危機，其中包含了「認同」、「合法性」、「參與」、「資源分配」、「政令貫徹」，以及避免最後可能出現的「整合」危機。其實，按照傳統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在大陸「下層經濟基礎」改變後，中共也必須在「上層建築」方面，採取一些相互呼應的配套改革措施。

在遠程目標方面，改革是為了實現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也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深切理解，要完成這個目標，不能僅依賴西方學者所謂的「硬實力」（hard power），還必須充實「軟實力」（soft power），意即在物資文明建設之外，也必須加強精神文明建設。十八屆三中全會在「軟實力」方面，特別強調的是制度建設，聲稱「到二○二○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外交為全方位改革服務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的外交戰略，就是為上述的總體國家戰略目標服務。中共當前外交工作的重點，仍延續二○○四年胡錦濤執政時提出的「四個佈局」，即「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台」。二○○九年七月中旬，胡在一項中共駐外使節會中，針對上述外交佈局作了新的闡述，認為「要全方位、多層次地推進外交工作，重點是運籌好大國關係，做實做深構築周邊地緣戰略依託工作，鞏固發展中國家在中國外交全局中的基礎地位，積極開展多邊外交，大力加強各領域外交工作」。

習近平上台後，中共對於世界總體形勢的評估，基本上沒有作出重大改變，和平與發展仍是當前世界的主要潮流。因此，儘管大陸的綜合實力大幅提升，但中共仍將繼續「韜光養晦」的策略，以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一個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然而，面對地區形勢的變化，中共會在外交戰略上進行重點部署，會在某些特定方面，積極「有所作為」。

談到「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的關係，北京清華大學教授劉江永認為，不能把這兩個概念對立起來，作「非此即彼」的理解。劉江永從中國《易經》「太極」當中的陰陽關係，強調「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兩者密不可分，既對立又統一，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可以相互轉換。根據劉江永的說法，「韜光養晦不等於喪失原則，無所作為，一味忍讓，任人欺負；有所作為不等於脫離實際，為所欲為，背離科學精神，而要謙虛謹慎，善於合作」。

以周邊地區為外交戰略重點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曾把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視為中共「外交政策的優先方向」。由此可見，周邊將是中共未來外交戰略的重點，周邊地區對中共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安全利益的考量，也和中共的其他外交戰略佈局有關。二○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開「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為今後五至十年的周邊外交工作確定戰略目標。習近平在會中表示，周邊形勢的變化，已「客觀上要求我們的周邊外交戰略和工作必須與時俱進、更加主動」。論及周邊環境的變化，大陸學者李向陽教授認為，中共實施周邊戰略正面臨下列挑戰：其一，區域內外的大國都在調整其亞洲戰略；其二，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正在打破周邊地區原有的政治經濟格局；其三，「中」日對抗關係走向持久化。

因應上述的挑戰，中共新領導階層採取的對策，仍是「硬的更硬、軟的更軟」。這種軟硬兼施的手法，源自於中共傳統「既聯合、又鬥爭」的統一戰線原則。毛澤東說過，「開展鬥爭是硬，硬不硬到破裂統一戰線；實行團結是軟，但軟不軟到喪失自己立場。」中共實施周邊外交戰略，不會以犧牲本身的核心利益為代價；但為了營造一個有利改革的外部環境，中共也不會扮演「麻煩製造者」的角色。因此，中共雖不斷以展現軍力來從事「艦砲外交」，與此同時，也強調參與國際合作的必要性，希望藉此提升其對外形象。

在對美關係方面，習近平上台後，面對歐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不斷強調要積極建立與美國的「新型大國關係」，暗示大陸的「和平崛起」，不會挑戰美國超強地位。相反地，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是以積極合作尋求雙方更多的共同利益，讓雙邊關係更健全地發展。大陸戰略學者閻學通曾分析指出，如果中共與美國形成對抗關係，將會威脅到北京本身的戰略安全利益，其中包括：第一，將導致美日同盟的強化，美國會以日本來平衡中共在亞洲的大國作用，而中共因此失去利用美日矛盾的可能；第二，會造成美國加強對「台獨」、「藏獨」等「中國分裂勢力」的支持，從而加劇中共維持「國家統一」的困難；第三，會被其他國家用來增加他們在與中共解決矛盾時討價還價的籌碼。例如，在南沙問題上，美國的支持會提升那些與中共有利益衝突國家的強硬立場，使矛盾更加複雜。

東海防空識別區 外交大於軍事意義

中共對日本的策略亦復如此。雙方的矛盾主要是釣魚台主權爭議、對於歷史問題的認知，以及區域安全問題。這些矛盾因為日本安倍首相的右翼政策而白熱化。對於中共而言，日本意圖經由制定新「防衛計劃大綱」和修改憲法來擴張軍備，是一項充滿敵意的行動。儘管如此，北京也不會輕啟戰端。因此，中共劃「東海防空識別區」的舉動，外交的意義顯然大於軍事的意義。中共意圖在日本重整軍備和美日強化同盟體系之前，採取「先制行動」。中共的目的不是打破現狀，而是強調任何現狀的建立，都必須考慮中共的角色。

最後，為了避免區域內形成圍堵中共的同盟體系，北京除了爭取美日以外其他大國的支持，也積極參與區域內各種多邊外交活動。在大國關係方面，由於「中」俄存在特殊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習近平特別把莫斯科作為上任後首次出訪的對象，目的就是穩固對俄特殊關係。與此同時，中共也積極尋求對印度和澳洲等大國關係的突破。在區域多邊外交舞台方面，中共已在「亞太經合組織」（ＡＰＥＣ）、「東協地區論壇」（ＡＲＦ）、「東協加三」、「上海合作組織」（ＳＣＯ），以及朝核六方會談等多邊經濟與安全機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後中共多邊外交的重點是，積極參與由東協發起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ＲＣＥＰ），以及由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

台灣的因應之道

評估中共周邊外交戰略的成效，端視中共能否有效處理韜光養晦和有所作為兩者間的辯證關係。中共雖強調和平崛起，不尋求霸權，但其所作所為，可能會挑戰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並衝擊既有現狀。不可否認，中共實施外交戰略的結果，己引起周邊國家對區域安全情勢的憂慮，有些國家正被迫思考如何調整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但另一方面，美日等傳統與中共存在利益衝突的大國，卻不會因中共的戰略而誤判形勢，不會貿然升高與中共的衝突。例如，美國雖不承認中共的劃區行動，但認為中共此舉並無急迫的威脅性，故建議美國民航公司應向大陸通報飛行計劃；而根據統計資料顯示，雖然「中」日敵對關係升高，但雙方經濟關係卻出現多項升溫指標。例如，二○一三年前往日本旅遊的大陸觀光客倍增，日本對大陸出口大幅增加，日本企業在大陸銷售業績回升，大陸企業更尋求日本零件以提升本身產品品質。
　
面對中共外交戰略對周邊形勢可能產生的變化，台灣應從兩岸和解與活路外交相輔相成的關係，思考因應之道。當東海情勢日趨緊張之際，馬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主張「擱置爭議、共同發展」，就是一項務實的政策。換言之，符合台灣利益的最佳外交途徑應是：避免介入地區內的大國利益衝突，但積極參與地區內的各種合作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