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張會」之後，從台北到北京，從兩岸到國際，從官方到民間，幾乎是一面倒地肯定。馬總統於今（二○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出席外交部、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共同主辦的東亞和平與安全國際研討會時表示：「兩個星期前，陸委會主委王郁琦和中共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在南京進行歷史性的會晤，這是兩岸隔海分治六十五年來，雙方高層首長第一次正式會談，而且雙方以官銜相稱，可以說是兩岸交流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根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最新民調顯示，超過六成的民眾肯定「王張會」的成就。

　毫無疑問，「王張會」對兩岸關係的發展而言，確確實實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不論在象徵意義或實質意義上，都是兩岸關係的重大事件。然行動的重要性和行動結果的肯定性不是同一件事。西方的諺語說「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而中國人則警惕我們說「靡不有始，鮮克有終」，兩句話看似相反，其實值得深究。

　西諺：「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一方面可以說，西方人比較樂於鼓勵他人，其實中文也有「萬事起頭難」的說法，而中國人比較重於警惕，不可以鬆懈；另一句話說「行百里者半九十」，也是警惕大家必須堅持，切忌半途而廢。然而，更進一層看，這些話也代表了中國人和西方人做事的邏輯不同，西方人重在行動前必須有周密的計劃，有各種狀況的預案、備案，所以在行動之前，必須花許多行動前的準備，因而一旦開始，就是「成功的一半」。反之，中國人重在原則的堅持，行動前的預案比較粗略，有時是邊做邊看，例如鄧小平的「摸著石子過河」，就是典型的例子。

　由是觀之，「王張會」的未來性如何，其實以當前的兩岸關係觀之，仍有許多待雙方共同努力與突破之處。

同「會」不同表述

　「王張會」本身的里程碑意義，主要是建立在前無先例的基礎上，然而是否能在真正意義上成為兩岸關係史上的「轉折點」，端賴此次「王張會」的成果、執行的成效，以及後續的兩岸關係發展狀況而定。

　從「王張會」的成果來看，我們綜合雙方對外說法，並進一步對比雙方的用字遣詞，可以發現其中的差異：

　第一，在設置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的聯繫溝通機制方面，這是雙方都同意的事，也是「王張會」最重要的成果。大陸方面認為這是為了「增進瞭解，增強互信；建立機制，確定互訪」；而陸委會強調的是「給予雙方相關人員入出境往來及通關便利」，以及讓張志軍訪台「實地體驗台灣的多元社會」。這說明了雙方在認知上，重點各有不同：大陸看重的是藉以增強雙方同屬「一中」的互信，陸委會則著重聯繫溝通機制，以及邀訪張志軍的目的，這些都突顯兩岸的「特殊性」與「差異性」。

　第二，在台灣最關心的議題方面，「王張會」的結論，在人道探視權上，陸委會的說法是「雙方也同意進一步積極研議可行方案」，大陸使用「務實妥善處理遺留問題，儘早實現互設」；而台生在陸的醫保問題上，陸委會的說法是「陸方承諾將具體落實對台灣學生的醫療照顧」，但大陸的講法是「妥善解決在對方高校及研究院所就讀的學生的醫保等待遇問題」。

　第三，在其他議題的描述上比較相近的部分，其實都是以「務實探討，繼續協商」、「坦誠地交換意見與溝通」來描述。通常在官方的公告中使用「協商」或「坦誠溝通」，尤其是「坦誠溝通」，代表的真正意涵是雙方仍有歧見。

　第四，雙方較為相近的是在「駐點記者的生活便利」、「推動兩岸文化、教育及科技交流等議題」，大陸方面的描述是「進一步擴大深化兩岸文教科技交流合作」、「採取務實措施，為駐點記者生活提供便利」。

　第五，對於兩岸事務負責人會面之後的結論，大陸方面說：「我們希望雙方認真積極落實會面成果，發揮好新建立的兩部門聯繫溝通機制作用，為擴大兩岸交流合作、增進兩岸民眾福祉、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作出努力。」陸委會說：「兩岸分治六十五年，許多問題無法在一次的訪問裡面全部解決，但卻是一個開始。這次訪問行程圓滿、順利，達到增進雙方瞭解的目標，並彰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未來將在此基礎上，繼續推動兩岸關係的進一步制度化發展，以促進台海的永續和平與穩定。」

　雙方表述不同，當然是各有考量。然大陸並未否認陸委會所說「王張會」是「彰顯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的說法，可見雙方彼此尊重。但在雙方仍有差異的情況下，未來每一步都需要很艱難的協商，特別在政治議題上，縱使達成某些協議，也必須小心翼翼，避免雙方因為基本立場的差異，而產生解釋與執行上的偏差，從而損及雙方已建立的政治互信。

「王張會」的未來考量

　「王張會」的未來不僅在於雙方對當前兩岸政治現實解讀上仍有差距，也來自其他難以一時克服的差異：

　第一是由於兩岸政府對兩岸關係最終目的的不同，仍難免有政治猜疑，以致「王張會」的前景尚待考驗。因為兩岸在「政治現實」的解讀落差，使台北在兩岸關係中具有高度的不安全感，故台北經營和平的兩岸關係，目的是為了追求較大的國際空間，以便營造更有力的保障，而台北所謂的「安全」，應該就是馬總統的「不統、不獨、不武」。然而，北京的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願景是兩岸和平統一，所以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兩岸和平統一的初級階段。對於這些差距，北京與台北彼此也都心知肚明，因此，也就使得雙方之間，許多簡單的事複雜化，一般事務政治化。

　第二是由於不同的政治制度帶來政策不穩定。眾所周知大陸的政體是以中國共產黨為唯一執政黨的政體，而共產黨的領導人是透過培養、考驗、評選，一級一級地晉升，進入接班序列之後，還會有一任時間（一般約五年）的見習訓練。這在政策延續性來看，好處顯而易見，北京的政策突變比較少，穩定性比較高，政策效果也容易積累。反之，台北的政權是定期選舉制度，因此政黨輪替不無可能，即使政黨不換，執政者也必然更動，因此，新手新政、新人新政是常態，政策延續性較有變數，所以才會發生「九二共識」有無之爭。因此，在台北的主要政黨在兩岸關係上沒有一致性較高的政治共識或交集前，「王張會」的前景仍受諸多內部因素影響。

　第三是當事人與代理人的權責與分工，宜層次分明，才能避免出現制度性齟齬。原本兩岸兩會的設計是當年中華民國政府依一個中國原則，在三不政策（中華民國政府與北京政權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思惟下，為解決實際問題而設計的便宜之策，其後還將之定位為唯一授權處理兩岸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功能性議題的兩岸中介團體，從而展開兩岸之間曲曲折折地談判歷程，自二○○八年五月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後，兩岸兩會才真正展現原初設計的功能。

　按當時的兩岸關係，此次「王張會」的戰術性目標應該是為了開創兩岸關係政治接觸的範例，如果此一假設為「真」，則此次「王張會」，除了「設置陸委會與大陸國台辦的聯繫溝通機制」外，其他議題在層次上，並無需處理兩岸事務的負責人去談。海基會副董事長張顯耀說「王張會」是兩岸關係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兩會的協商機制未來不但不會被弱化，還會扮演更重要功能。大陸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也強調，雙方兩岸事務主管部門雖然建立了常態化聯繫溝通機制，但是並不會取代兩會商談和簽署協議的功能。如果雙方一致認為如此，則未來「王張會」的議題應是兩岸往深水區的一種試探與探索，在這個新形勢下，陸委會與海基會如何發揮統合的力量，讓「海基會」處理兩岸民間交流衍生的問題，「陸委會」因應未來兩岸政治關係的開展，將是一大挑戰。

重新設計　因應挑戰

兩岸關係不斷朝正面發展，是絕大部分兩岸朝野的心聲，因此「王張會」的發展是大家都期待的方向。然而台海關係不是純粹的兩岸關係，涉及許多歷史因素和現實因素，以至常常令人有「樹欲靜而風不止」、「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無奈，以及「半路也會殺出程咬金」的緊急事變。除非主事者信心堅定，意志堅決，加上周延的應變設計，「王張會」才不致成為一場兩岸關係的煙火秀。「王張會」之後，如何打陣地戰、持久戰，使之真正成為兩岸關係史的轉折，將是處理兩岸關係的任務，也是不可失敗、不應失敗、不能失敗的新任務，是陸委會、國台辦、海基會、海協會的共同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