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八日的太陽花學運，這些一九九○年後出生的大學生走上街頭，顯示台灣新世代開始關注兩岸事務。但不可否認，他們的思維與看法，與前一輩人有相當明顯的差異。

強烈的國家意識

　三一八學運的口號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這代表兩個含意：一、我們是一個國家；二、有人想讓這個國家消失。

長期政治社會化下的結果

　根據遠見雜誌二○○九年的民調顯示，八二‧八％受訪者認為兩岸是各自發展的國家，比前一年增加了九‧一％。而旺報二○一三年八月的民調顯示，沒去過大陸的台灣人為五六％。這些人沒使用過台胞證，因對兩岸關係缺乏認識，無法感受兩岸「不是國與國關係的特殊性」；當他們拿著中華民國護照能免簽證的前往各國，更加認為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兩岸就是國與國關係。對他們來說，「中國，就是和新加坡一樣講華語的國家」。

　特別是台灣年輕人，從小讀的課本，唱的國歌，升的國旗，放的國慶假，都建構他們的「國家意識」與「國家認同」。因此，新生代對於兩岸關係的態度是「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稱是中華民國，我們不要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下的地方政府；要維持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不要被威權的中共所統一」。所以他們所捍衛的是「民主價值」與「主體認同」。

兩岸不應該是兩區關係

　根據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的規定，兩岸是在「一個中國」（中華民國）下「自由地區與大陸地區」的「兩區論」關係。但憲法增修條文是一九九一年的產物，隔年兩岸還達成「九二共識」。但上述文件都是這些九○後新世代剛出生時的產物，他們不認為這些老一輩的「共識」，可以決定新世代的未來。這使得三一八學運希望藉由「公民憲政會議」，由下而上的凝聚修憲共識，釜底抽薪的解決此一問題。

　另一方面，三一八學運的產物：民間版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中，強調「兩岸軍事互信機制、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安排兩岸階段性或終局性政治解決」等政治協定，除了有立法院高門檻的決議條件外，還需付諸公投，這使得兩岸日後幾乎不可能進行政治談判。此外，民間版提出兩岸談判是以「台灣中華民國政府與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來進行，這使得兩岸關係成為「兩府論」，甚至是「兩國論」。

敢於表達台獨但內容有所變化

　這些參加三一八學運的學生，在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機時剛出生，對兩岸的「嚴峻」情勢既無感也無懼。當民進黨都開始少提台獨之際，林飛帆與陳為廷等「崩世代」卻不避諱的支持台獨，也不認為台獨兩字是負面詞彙。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七月公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偏向獨立的民眾近兩年有增加的趨勢，支持台獨的比例達二三‧八％，創歷史新高。顯示隨著老一代的逐漸凋零，支持台獨的民意逐漸增加。

　只是這個台獨，與過去的「推翻中華民國，建立台灣共和國」不同，他們不排斥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但強調主權僅限於台澎金馬，而非整個大陸。因此，此一台獨的意義，與「拒絕統一」及「維持現狀」的界線相當模糊。

北京否定台灣新世代的國家意識

　當前，北京的官方立場仍然堅持「中華民國已經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下的地方政府」，這使得習近平所說的「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同屬一中」，就只是把「一國兩制」換個說法而已。因為這裡所謂的國家，所謂的一中，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中華民國的空間。當北京一切讓利，都是為了消滅中華民國，則台灣新生代自然會認為服貿協議就是「包著糖衣的毒藥」。而大陸目前所堅持的「兩岸非國與國關係」、「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等立場，也與台灣新世代的「國家意識」完全相斥。

（一）北京只願意接受台灣人的「地方意識」

　三一八學運後，習近平在五月七日與宋楚瑜見面，宋提出了「四個體諒」，其中指出「建議大陸多認識與體諒台灣人的台灣意識」。但這個「台灣意識」其實只是一種「地方意識」，就如同香港意識、上海意識。而北京迄今也只願意面對台灣人的地方意識，不願面對台灣人的「國家意識」。

（二）北京認為「兩府論」就是「兩國論」

　對於民間版所強調的「兩府論」，四月十六日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表示，台獨勢力藉兩岸協議監督之名，企圖將「兩國論」和「一邊一國」的台獨主張塞入法條。由此可見，北京將「兩府論」也視為台獨，似乎只要拒絕統一，就是台獨。

明顯的民主價值

　這些新世代自從懂事以來，台灣已經成功轉型為民主政體。所以由公民直選總統、住民自決、言論自由、多元價值、法治與人權、關懷弱勢，他們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基本價值。

　因此，台灣年輕人無法接受何以大陸仍是一黨專政，無法政黨輪替，也無法透過投票表達民意。雖然大陸經濟發展快速，卻是人治大於法治、人權保障不足、弱勢者上訪無門、政府與公務員缺乏服務精神，甚至還限制香港直選特首。

　其次，大陸的言論自由仍受相當限制。雖然大陸在寒暑假不斷邀請台灣學生赴陸「交流」，甚至是「落地接待」，希望讓台灣年輕人瞭解大陸的進步，並產生「血濃於水」的親近感。

　但台灣學生赴陸後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上不了LINE，也無法在Facebook上打卡，台灣的網站也被封鎖，這對他們來說比沒飯吃還痛苦。加上赴陸交流時言行受限，如果在公開場合講到我國、我們國家、總統、中華民國、台灣主權等字眼時，就會出現「關愛的眼神」；如果進一步「白目」的提到大陸的貪腐問題、民主發展、六四、西藏與新疆、法輪功、香港民主等話題，就會出現「善意的提醒」。這使得台灣學生的言行必須「自我調整」，以符合接待單位「兩岸一家親」的期待，而不要造成對方的「困擾」。也只有回到台灣後，才能真正的「解放」。因此，這種兩岸青年的交流，成果並不明顯。

堅強的台灣人認同

　李登輝總統執政後，「本土化」成為台灣社會與教育的浪潮；到了陳水扁總統執政期間，又積極將「去中國化」列為施政與教育目標，因此台灣這些九○後正是接受這些教育的一代。

　加上中共在國際場域「獨佔」了「中國」此一概念，將中國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讓中華民國或台灣分享此一概念的詮釋權。這使得台灣民眾，特別是年輕世代，對於「中國」與「中國人」的概念相當淡薄，進而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因此，當前台灣民眾在身分認同上，「台灣人」已經逐漸取代了「中國人」。長期以來認為自己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民眾，佔絕大部分比例，將近四～五成，但從二○○八年後逐漸下降。反之，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卻持續攀升，二○一四年達到最高的六○‧四％。

　由此可見，隨著新世代的崛起，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增加。但基本上，這個台灣人的意涵，並不是過去民進黨在「大福佬沙文主義」下所稱的台灣人，而是承襲儒家思想，加上各族群與美、日外來文化，所形塑出的「新台灣人」。

對當前兩岸交流的焦慮

　過去以來，大陸在一年內要舉辦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紫金山峰會、海峽論壇、和平論壇等大型涉台會議，但這些「菁英活動」，台灣年輕的新生代覺得遙遠。但如今，大陸對台工作要面對的已不是台灣的政商名流，而是一般庶民。過去「由上而下」的宣傳模式，面臨新的挑戰。

　因此當前中共的對台工作開始針對「三中一青」，也就是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下階層與青年學生。陸方希望透過與青年的交流合作，讓他們感受更多的兩岸和平發展紅利。

　基本上，從台灣與新加坡、紐西蘭所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來看，既引不起台灣新生代的關注，也沒有任何抗議。但對於兩岸服貿，瞭解的人雖然不多，只因與大陸有關，就面臨強力反彈。此顯示台灣新生代對大陸似乎充滿高度的不信任、威脅感與焦慮，加上缺乏自信，以及「恐統」的政治思維凌駕理性的經濟分析，使得反彈四起。而當服貿被等同於獨厚財團、陸企入侵與貧者越貧時，則北京希望藉由經貿來達成「兩岸同胞一家親」的「以經促政」目標，藉此拉攏台灣新生代，都可能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