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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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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張志軍首次訪台的意義與影響●文/趙春山(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教授)《交流雜誌103年8月號第136期(歷史資料)》

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已結束他的首次訪台之行,並在訪問期間與我方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進行了第二度的會面。雖然各方對張志軍此行的成果評價不一,但「王張二會」後的兩岸關係發展走向,仍受到兩岸與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開啟兩岸官方政策對話管道

 張志軍是第一位訪問台灣的大陸國台辦主任,第二次兩岸事務首長會議能在台灣順利召開,為兩岸關係制度化進程再掀新頁,也為兩岸永續長遠發展,奠定了一個有利的基礎。張志軍表示:「從北京到台灣,飛行用了不到三小時,但邁出這一步,卻足足用了六十五年。」這句話點出了兩岸的特殊關係。自從一九八七年政府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以來,兩岸關係雖從對抗進入互動的階段,但互動的過程卻出現起伏不定的狀態。例如,李登輝總統一九九五年的「康乃爾之行 」,曾導致中共對台實施「文攻武嚇」,使兩岸關係一度劍拔弩張,處於戰爭的邊緣;隨後,由於李登輝發表「兩國論」,以及民進黨執政後陳水扁政府採取與中共對抗的政策,形成兩岸關係長達十年的「冷和」。二○○八年國民黨再度取得執政地位,由於馬總統採取與對岸和解的政策,兩岸關係獲得重大突破。雙方不僅簽署了包括ECFA在內的多項協議,並且逐步建立了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對話機制。儘管如此,兩岸關係還是存在著不穩定的變數。

 舉辦「王張二會」是根據雙方首次會晤時達成的共識。因此,張志軍的訪台是屬於規劃中的一項安排。但今年二月在南京舉行首次「王張會談」後,兩岸之間卻發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讓張的首次訪台計畫,頓時變得十分複雜。首先,台灣社會因反服貿抗爭而引發一場「太陽花學運」,引起「反中」的情緒性效應,服貿協議的焦點被模糊化;其次,大陸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針對台灣前途決定問題做出爭議性的表述,也引起台灣內部的強烈反彈。面對這些紛紛擾擾,不僅對岸內部有人提出取消或延後張志軍的訪問計畫,台灣內部的若干反對人士更藉題發揮,對政府的邀訪舉動提出了質疑。因此,張志軍最後得以如期成行,說明當前兩岸執政當局十分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歷史際遇,決定排除萬難,繼續沿和平發展這條道路走下去。

 有人把「王張會」拿來和一九九三年四月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比較,認為兩岸都想藉此建立一個制度化的高層對話管道。但「辜汪會談」各自所代表的是兩岸官方授權的民間團體,會中達成的四項協議,也僅限於處理兩岸民間互動所衍生的事務性議題;而「王張會」的與談者各具官職,故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雙方雖未達成具體文字協議,但討論的問題已超出一般事務性的範疇。雙方交換意見雖不構成政治談判的形式,但已具有政策對話的性質。 先急後緩處理民生福祉議題

 有關「王張二會」討論的內容,我們透過陸委會對外發佈的新聞稿得知,政府是站在「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原則下,提出我們對當前兩岸關係和兩岸交流的主張,其中包括:第一,有關兩岸經濟合作的問題,王主委提出服貿協議生效後,雙方應儘速依據協議啟動後續磋商,這點獲得對方正面回應,雙方也同意積極安排貨貿協議的後續業務溝通;第二,王主委在會中重申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以及「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意願,認為這是攸關台灣生存的問題,並指出台灣若可順利開展與各國經貿合作協議之協商,將有利於提升台灣民眾對推動兩岸經貿自由化的信心和支持;第三,涉及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的問題,雙方重申人道探視是其重要功能,對人道探視的執行方案、互設辦事機構的行為規範及保障與便利措施等具體安排,表達積極研議處理的態度,務實推動後續業務溝通,並力求完善辦事機構的實質服務功能,才能真正即時有效地為民眾服務;第四,雙方同意安排有關單位,就陸客來台中轉等便利兩岸民眾往來議題,適時進行溝通;第五,維護兩岸旅遊品質市場及提升旅遊安全,促進兩岸旅遊業健康有序的發展,雙方共同努力支持擴大大陸民眾來台觀光旅遊;第六,雙方同意持續推動兩岸文化、教育、科技及新聞等方面的交流,鼓勵雙方基層民眾和青年學生加強交流、增進認識瞭解。

 很明顯地,「王張二會」討論的上述議題,若干已經超出兩岸經貿互動的範圍。因此,「先經後政」雖是當前兩岸交流的序位排列,但在交流進入「深水區」後,如何根據「先急後緩」的原則,務實優先處理攸關民生福祉權益的其他議題,恐怕是兩岸關係處在和平發展階段中,必須思考的政策方向。

深入群眾感受台灣多元特質

 這次張志軍訪台的行程安排,明顯具有多樣化的色彩。為期四天三夜的訪問行程,遍及台灣社會的多個角落,並且安排和不同階層、不同政治色彩的人士,進行了面對面的接觸和溝通。張志軍曾經表示,他此行的目的是在「了解真實的台灣,了解人民的想法」。我們認為這是實事求是的想法,也將成為張志軍此次訪問台灣獲致的最大成果。

 不可否認,中共對台政策從「寄希望於國民黨當局」,到「寄希望於台灣當局」,到現階段的「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顯示出北京領導階層對於台灣內部情勢的了解,已經產生了「與時俱進」的變化。但遺憾的是,北京卻一直未能擺脫傳統唯物主義的觀點思考問題,誤以為「讓利」就能換取台灣人民的好感。事實證明,「經濟基礎」的改變並沒有造成「上層建築」的變化,台灣人民對於中共政權仍存在嚴重的敵視心理。為了縮短兩岸心靈差距,進而加強雙方的互信,王主委提醒對岸可以在國際空間和撤彈問題上,主動對台釋出善意。民調顯示,這是台灣民眾最關心的問題,也是不必經過政治協商,就能片面解決的問題。

 對於少數抗議群眾採取過激行為,從而迫使張志軍取消若干訪問行程,我們深表遺憾。這終究不是一個理性民主社會應有的表現,更不是台灣人民慣有的待客之道。另一方面,群眾對於張志軍來訪表現的不同反應,也凸顯出台灣社會複雜多元的特質。在面對台灣民眾的熱情,夾雜著抗議之聲,以及一些不理智的行為後,張志軍感受到「在媒體報導的熱鬧喧囂的顯性社會之下,還有一個日常的、真實的、具體的隱性社會」。相信張主任在感同身受之餘,更會以「同理心」來處理他眼中的「台灣問題」。

 兩岸在長期分治的現狀下,無論就政治制度、生活方式和行為模式而言,都不可避免存有相當程度的差異性。我們期盼兩岸政治人物都存有「同理心」,能設身處地,站在對方的立場思考問題,並據此構建一個新的兩岸和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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