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以巴衝突爆發時，外界總以正義、非正義；道德、非道德的視角看待以巴關係。但要深入探究以巴衝突對兩岸關係的省思，我們必須得先從巴勒斯坦內部探究起原因。否則，只是隔靴搔癢，無法藉此啟迪。

尤其，面對軍事、經濟高人一等的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弱勢和困境，約略類似台灣面對塊頭極大的大陸。

二○一三年十二月，筆者造訪巴勒斯坦西岸的伯利恆市時，其市郊的艾達難民營（Aida Camp）裡，由聯合國資助的小學老師正在發動罷工。

罷工原因很簡單：這群巴勒斯坦老師領的薪俸是約旦幣（ＪＯＤ），但約旦幣對雪克爾幣（shekel）卻不斷貶值，而巴勒斯坦西岸的民間商家又多以雪克爾幣計價，升貶之間，原本就稀薄的死薪水變相縮水；原本，巴勒斯坦自治區政府允諾的加薪又跳票，老師們只好擺爛不幹。

二○○七年，巴勒斯坦的貨幣主管官員阿貝德曾宣示，巴勒斯坦自治區打算在二○一○年準備發行巴國貨幣。但七年過去了，巴勒斯坦也已在二○一二年升格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國家貨幣」的進程卻宛如什麼事都沒發生過。

作為國家生存要素之一的「貨幣主權」，巴勒斯坦即便升格為「觀察員國」，卻付之闕如，等同每天向以色列上繳可觀的「鑄幣稅」。

巴勒斯坦國，有名無實

二○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大會表決巴勒斯坦國升格為「非會員觀察國」提案，儘管當時遭到美國和以色列政府強烈反對，但最後，大會仍以一三八票支持，四十一票棄權、九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六七／一九號決議。

巴勒斯坦取得「聯合國觀察員」身分的成果，令諸多支持台灣獨立建國的人士感到振奮，亟欲從巴勒斯坦的案例中，尋覓出值得參照的希望火苗。但身為「國家」，巴勒斯坦的建國之路卻比台灣崎嶇坎坷，甚至更不可能。諸多巴勒斯坦人對於「巴勒斯坦國」的「實質獨立」，私下抱怨連連，甚至認為「一點用也沒有」。

晉升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後，巴勒斯坦自治區政府原本想利用參與聯合國的職權，在國際法庭控告諸多以色列高官，違反國際人權。但以色列警告，若巴勒斯坦一意孤行，以巴和談及援助巴勒斯坦的物資、經濟資源，一切免談。最後，巴勒斯坦政府臨陣退縮。

經濟命脈被掐死，無法自給自足

制約巴勒斯坦以致無法順利建國的重要因素，還有經濟民生資源被掐死。至今，巴勒斯坦地區仍高度仰賴以色列和國際社會的援助。走在巴勒斯坦的街道上，除了觀光業、農業外，缺乏重大支柱產業，尤其缺乏規模龐大的製造業，難以吸收就業人口。主要經濟資源命脈，多握在以色列手上。

許多農業技術甚至還得靠「以巴合作」的技術團隊或國際援助的組織進行輔導，才得以讓巴勒斯坦農夫苟延殘喘生活下去。

巴勒斯坦中央統計局統計，二○一二年，巴勒斯坦人年均收入只近一千七百美元。西岸地區的失業率超過二○％；加薩走廊更慘，逾三○％民眾失業。

在全球人類發展指數中，巴勒斯坦「國」排名第一一○名，尚屬中段班學生。

一次機會， 我搭著巴勒斯坦友人的車子前往巴勒斯坦西岸的加油站加油。原以為，人均收入不到以色列國民所得六％的巴勒斯坦，油價會比以國便宜。但當加油站掛著售價「每升七‧ 三元以色列幣」時（台幣六十三元），我驚訝地質問：「巴方的油價為何和以色列幾乎一樣？」

友人只能苦笑說，「沒辦法，巴勒斯坦自治區政府和以色列政府簽的協議。以色列賣給我們的油價，接近以國的價格。」接著，他不肖地咒罵著，巴勒斯坦自治區政府養著一群貪污賣國賊。

人才外流嚴重，宗教保守傾向明顯

和以色列相比，以卵擊石的虛弱經濟力，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之道實在少得可憐。

擁有一技之長的巴勒斯坦技術人才，大多外流到海外，不是對建國之路失望透頂，決定當失根異鄉人；或者是前往阿拉伯國家，擔任「高技術外勞」，淪為阿拉伯兄弟國的二等公民。

留下來的人，除了從事小生意外，有一點知識水平的，就想盡辦法擠進國際援救組織工作；有人脈關係的，即拉幫結派，進到政府部門。

但最慘的，都不是上述這些人，而是對未來茫然的失業青年（不少是大學畢業生）。他們極易被宗教吸收，甚至走偏成具專業能力的極端主義者，以致於，多年的以巴衝突，失業率極高的巴勒斯坦青年，經常成為對抗以色列的街頭常客。

一位任職於伯利恆大學的生物系教授馬辛告訴我：「越貧困的人，越想去尋求宗教的慰藉」。因此，更多人湧入教堂、跪在清真寺裡禱告。透過團體的慰藉，尋求心靈的安定。還有更實際的：團體安全保護。

曾在美國待了二十八年的馬辛比較說：「三十年前，伯利恆這裡幾乎沒人要去上教堂、去清真寺」。他描述了一段自己的觀察：「三十年後，當回到家鄉，我發覺這裡越來越﹃宗教化﹄、保守主義氛圍更濃厚」。

在巴勒斯坦，外人常會見一幅非常詭異又突兀的畫面：由破舊、斑駁石塊建成的民房旁，樹立起一棟棟壯觀、美麗、宏偉的清真寺。這些清真寺的建造資金，不少源自同是阿拉伯民族的兄弟國。

內部政治分裂，難以抗衡以色列

此外，阻礙巴勒斯坦「國家正常化」的，就是巴國內部政治。其政治分崩離析、官員嚴重腐敗，綿密的裙帶主義，讓巴方難以擁有團結有力的堅定力量，共同對抗強大的以色列。

過去二十六年，巴勒斯坦湧現諸多政治派別，無論是巴解組織、哈馬斯、更激進的卡桑旅，他們不僅相對獨立，且一點知識水平的，且各自擁有相對自主的政治和武裝力量。尤其，以法塔赫為主的巴解組織和哈馬斯的對立最為尖銳。過去十年，還爆發多次武裝內鬨，齟齬更衍生到校園選舉。

類似的兄弟鬩牆戲碼，也同樣在哈馬斯主政下的加薩走廊上演。雖然二○一一年，兩大派別實現「基本」和解，但本質矛盾並未消弭。

往往，當法塔赫所領導的巴勒斯坦政府和以色列政府進行和談，哈瑪斯或少數激進勢力就會從中作梗，破壞以巴和談。

二○一二年底，哈瑪斯曾射火箭彈到以色列境內（以色列發動「雲柱行動」反擊），其中原因就來自政治因素。當時，巴解政府成功讓巴勒斯坦進入聯合國觀察員名單，哈瑪斯不希望自己的勢力因此被削弱。

最後，哈瑪斯決定「外銷轉內銷」，用強硬手段，凝聚哈瑪斯在加薩地區的政治實力；哈瑪斯也認為，巴解政府對以色列妥協太多，背棄了「革命」理想。

爭執多年後，今年四月，哈瑪斯和巴解終於達成共識，建立「聯合政府」。原因是：哈瑪斯幾乎彈盡源絕，連公務員都快發不出薪水，只好向自家兄弟求救。

以巴關係只能維持「冷和」

談到以巴關係，歷代以色列總理都在左右之間，尋求和巴勒斯坦的關係「正常化」。綜觀過去二十五年（自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義起），從左派的拉賓所達成的「奧斯陸協議」，到「以安全換和平」的已故右派總理夏龍，都亟欲追求以色列的安全生存。

但無論是拉賓或夏龍，都無法解決現實的重大難題：長達近一世紀根深蒂固的族群和利益衝突，即便雙方高層想用一紙和平協議談定，或更強硬的手段制裁或反制，底層民眾的反彈和不信任感，都無法一筆勾銷。

時至今日，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和阿拉伯人雖似「同屬一國」，但彼此間的不信任感和心理隔閡卻有增無減，更甭提以色列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兩造，難以消弭的恩怨情仇。

連以色列內部也呈現左右兩派的懸殊觀點：右派罵左派太過天真無知；左派的後錫安主義批右派無人道和包容精神。

訴求和解、左派路線的拉賓，其逝世這二十年來，讓右派政府扮演了十四年的政治主角；以巴關係也從和緩，重回至抗衡。

右派的利庫德黨深知猶太社會對阿拉伯人的強烈不信任和巴人大起義，不斷力陳強硬主張，獲得以國民間的選票呼應。

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雙方的內外糾葛、愛恨情仇交織下，以巴關係能維持「冷和」，就屬萬幸，永久和平，實難成真。

以巴關係對兩岸關係的啟迪

以巴衝突史和巴勒斯坦內部局勢，對照兩岸關係的互動，充滿著令人省思的借鏡，值得台灣思索：

一、要在內部陣營和自己人達成共識、合作，往往比和敵人握手言和，更為艱難。以色列內部有左右派的紛爭，巴勒斯坦內部更有黨派的利益傾軋；

二、當主政者脫離現實社會氛圍太遠，步伐邁得太快、太猛，必定引爆另外一方反對勢力的反撲。這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內部情勢皆可印證；

三、若人民或群體之間缺乏堅實的信任作基礎，和對手的和平是不切實際的，隨時可能被逆轉；

四、弱勢而不實的「國家」之名，若經濟實力不夠強韌堅實，無法維持一定程度的自主獨立，和強勁對手談判或抗衡時，高下立判，最終只能被迫淪為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