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安倍晉三內閣於二○一四年七月一日閣議與國家安全會議正式通過「建立保障國家生存與保護國民之完整安全保障法制」的決議。閣議重新解釋戰後《日本國憲法》第九條並認定，第九條並未全面禁止日本為維持本身和平、安全與生存而必須「行使」必要且最低限度之「武力」作為防衛措施。閣議強調，在日本安全環境急遽改變的狀況下，即使他國遭受武力攻擊，其目的、規模與情勢的演變也可能威脅日本國家安全與國民權利，在沒有其他手段與不得已情況下，憲法依據國際法集體自衛權原則，允許日本採取最低限度與必要的「武力行使」，進行自衛措施。

解禁集體自衛權

事實上，集體自衛權有四大戰略意涵：

首先，日本戰後國防體制的質變：解禁集體自衛權後，自衛隊「防衛出動」不再侷限於日本受到攻擊，而放寬至與日本關係密切的國家，包含美國、澳洲等戰略關鍵國。戰後日本「專守防衛」的國防基本方針從此走進歷史。

第二，美日未來戰略分工：安倍通過釋憲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無非是積極落實美日兩國未來在網路與太空等新戰略領域的合作關係。美日將強化以衛星進行海洋警戒監視等太空戰略領域合作，加速在太空軍事領域對大陸的制衡。

第三，主動參與國際安全合作：日本自衛隊將能應美國請求共同進行荷姆茲海峽的掃雷任務，也能在公海上提供美軍後勤補給與共同防禦，如果南韓同意，自衛隊也能與美韓並肩作業。在因應北韓飛彈上，自衛隊將能與美軍聯合進行反彈道飛彈，甚至與南韓合作。在南海局勢上，日本將積極建構與東南亞熱各國的準軍事同盟合作，未來自衛隊支援範圍將涵蓋澳洲、菲律賓、越南、印度、甚至台灣等。

第四，對台海局勢的戰略彈性：如果台海發生緊急事態，日本得以在美國要求下，提供必要支援與協助，間接協防台灣。然而，日本間接協防台灣的幅度完全取決於日本首相的政治決定。換言之，解禁集體自衛權給予日本首相介入台海局勢更大、更靈活的政治與戰略彈性，從最小限度的後勤補給到最大限度直接對美軍軍機與軍艦提供武力支援。而大陸則被迫必須將日本介入台海局勢加入對台動武的戰略模擬，大幅增加戰略規劃上的難度與不確定性。

事實上，中日關係從二○一二年九月民主黨野田內閣將釣魚台收歸國有後，歷經不間斷的海空交鋒，到大陸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便進入惡性循環的漩渦。然而安倍能化阻力為助力，大刀闊斧進行日本國防改革的主因有二：安倍外交政策的主動與靈活，以及大陸對安倍政權的誤判。

安倍外交（Abe-lomacy）的主動與靈活

日本過去幾任首相的外交政策，大都陷入美日不對稱的同盟架構限制，或對中、韓的外交消耗戰中，而喪失戰略主動性。安倍上台後重新將對外政策主軸拉回美日中心。雖然與大多數內閣相同，但其戰略企圖更大膽，操作手法也更細膩，主要為重新取回日本的外交主動性。繼承民主黨留下的外交殘局，安倍試圖將對大陸的外交負債轉化為國防改革與對美關係的資產。

安倍外交政策有兩大原則與四大策略。兩大原則為，第一，安內攘外：執政初期積極推動安倍經濟學的三箭政策，並贏得參院改選為基礎後，再全面進行國防改革與外交策略。第二，先易後難：先對友日的國家進行三大主軸外交（戰略、經濟、能源），營造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後，再逐步推動對陸關係的改善。而四大策略分別為：一、同步進行國防改革與強化美日同盟，並在參院改選大勝後，加速推動集體自衛權等重大國防改革。二、以強化國防、美軍基地遷移與駐日美軍重編妥協，以及加入ＴＰＰ，來交換美國對日本短期內不改善對陸關係的諒解。三、積極推動地球儀外交，營造對日本有利的國際環境，並將日本重新帶回國際舞台第一線，深化美國對日本的支持與依賴，以及未來與大陸交涉時，對日本較有利的談判環境與籌碼。特別是與東協諸國如菲律賓與越南等國達成國防合作共識，更是具高度戰略意涵。

東南亞對日本的重要性有四：東協為美國重返亞洲戰略之重要舞台，自然也是美日同盟涵蓋範圍的延伸。東協已建構的協商與溝通平台，是美日兩國制衡大陸的重要機制。東協驚人的經濟成長、市場潛力與豐富天然資源，是日本重要的第二產業基地。南海位處日本海上生命線咽喉，南海爭議的持續發酵，有利日本複雜化局勢，降低大陸採單邊行動的機率。四、以對美與其他地區的外交成果為基礎，推動經貿等實質議題為主軸，逐步改善對陸關係。

大陸對安倍政權的誤判

安倍自二○一二年十二月上台，大陸錯估二次安倍內閣只是後小泉時代的另一個短命政權，再加上自恃對日本國內政治運作的高度熟悉，讓其掉以輕心。沒想到安倍上台至今，一路從中日釣魚台島爭、消費稅、特定秘密保護法、慰安婦問題、參拜靖國神社、新武器出口政策，到解禁集體自衛權，國內民意支持度仍能維持五成上下。

基於戰後日本特殊的歷史背景、強調和平主義的社會傾向、高度侷限首相權力的憲法與政府制度，以及重視派系和諧的政黨特徵，大陸對不合作的日本政權，主要以三種方式升高日本國內壓力迫使就範：第一，透過文攻武嚇以及外交冷處理，傳遞中日關係惡化以及日本可能軍國復甦的訊息給日本民眾。第二，透過正式與非正式方式讓日本企業感受到不合作的日本政權對企業利益的極大損害。第三，拉攏日本國內左派、執政與反對黨中的和平主義者以及親中菁英，形成內閣或首相包圍網，以提升日本國內政治壓力。

然而大陸故技重施一年多來，對安倍並未產生預期效果，主因有四：

第一，日本國內政治力版圖的改變：二○一二年大選民主黨潰敗，日本國內以小澤一郎與田中真紀子為首的親中勢力逐漸式微，也同時奠定日本對中政策緊縮的基礎。另外民主黨與自民黨勢力相去太遠，也無法真正扮演反對黨的角色。再加上第三勢力的整合失敗，讓大陸對安倍的國內加壓策略完全失去著力點。

第二，自民黨內部的暫時妥協：二○一二年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安倍與石破茂取得暫時的政治共識與妥協後，自民黨內部雖然不完全認同安倍的政策走向，但再次失去政權的擔憂超過對安倍的不滿，所以仍能傾向接受安倍的領導。

第三，日本企業的政治支持轉向：民主黨時期急遽惡化的中日關係造成日本企業在大陸巨大的商業利益損失，再加上民主黨的經濟政策過於理想化，也失去企業的信任。反之，安倍一上台就推出安倍經濟學的三箭政策，壓低日圓匯率與寬鬆貨幣政策開始獲得企業青睞。日本經團連改而支持安倍內閣就是一個明顯例證。

第四，日本民心思治：日本社會大眾以及與政務切身相關的官僚目睹民主黨三年的執政亂象，普遍期盼日本能出現穩定的強勢領導。而安倍上台至今所展現的政策強度與實際成果，恰能符合日本民心思治的期盼，才會發生超過六成日本民眾反對釋憲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但安倍內閣的民意支持度仍居高不下的奇特現象。

中日關係未來展望

近期的中日關係隨著大陸境內政局變化、安倍未於八月十五日參拜靖國神社，以及九月三日安倍的內閣改組，開始出現緩和現象。習近平雖然在抗日戰爭紀念六十九週年上仍譴責日本對大陸的侵略，卻也首次公開就改善中日兩國關係表現出正面期盼態度。如果安倍能繼續穩固執政基礎而不被日本國內右翼份子所影響，預期中日關係將開始進入一個高度外交與國防競爭下的互動關係，並有以下四大特徵：

第一，中日關係開始進入摸石過河時期：在大陸已接受安倍內閣將長期執政的現實下，習政權與安倍內閣將重新開始摸石過河，逐步恢復溝通協商管道與互信建立機制。

第二，以經貿為主要突破口：在雙方企業的期盼下，中日將以經貿關係與ＦＴＡ談判為關係緩解的主要突破口。雙方經貿關係改善除能有助雙邊國家利益外，同時對中日兩位領導人的國內執政基礎也有加分作用。

第三，大陸將持續以影響日本國內政治作為對日政策的主軸。只要安倍內閣執政基礎出現動搖，大陸對日的傳統策略就能重新取得著力點。此外，歷史問題仍將是大陸對日的主要談判籌碼，特別是在拉攏南韓聯合抵制日本上。

第四，外交與軍事的持續競爭：中日在外交與軍事上的競爭已成定局，縱使未來關係出現緩和，也無法改變日本在二次安倍內閣已跨出脫離戰後「專守防衛」國防體制的重大一步。換言之，在逐步以經貿為主軸改善關係的同時，日本將持續強化國防改革與美日同盟，特別是在因應大陸日益頻繁的海上活動與海權擴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