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手機產量規模以及華為、中興等企業在全球手機的排行，致使大陸在世界經濟體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以二○一二年為例，全球手機生產量十七億五千萬支，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大陸生產組裝。以智慧型手機的分類來看，三星、諾基亞和蘋果列居前三名，大陸的華為首度躍為全球第四大。大陸在全球手機市場的快速成長，其背後有強烈的國家角色運作。

大陸移動通信標準：從２Ｇ到４Ｇ的演化

大陸的手機產業發展與移動通訊標準息息相關，可切割為三個階段來看：

第一階段從一九九○年代初期起，大陸跟隨國際主流的第二代（２Ｇ）移動通信標準ＧＳＭ（Global System forMobile Communications）， 並從事製造代工融入全球市場。雖然導致大陸成為「世界工廠」，但大陸從事的是低階代工組裝，而跨國企業如諾基亞或三星在大陸擁有高市場佔有率。此外，大陸技術依賴進口，每年需繳納高額權利金給跨國企業。舉例來說，美國手機晶片商高通二○一三年的營收是二四九億美元，專利授權金收入達到七十八億美元，大陸市場貢獻了五○％的營收。

第二階段從一九九○年代末期起，在「一流企業做標準、四流企業做代工」的思維下，一九九八年大陸政府支持國企大唐和西門子合作，二○○○年在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提交大陸第三代（３Ｇ）移動通信標準TDSCDMA（Time Division- Synchronous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進行超英趕美，但直到二○○九年才發放牌照由中國移動負責營運與推廣。

第三階段則是二○○八年起大陸政府開始大力支持發展大陸第四代（４Ｇ）通信標準TD-LTE（Time-Division Long-Term Evolution） 的研發， 並於二○一三年決定提早發放４Ｇ執照，同樣由中國移動負責營運與推廣，目的在加速實踐大陸４Ｇ標準「走出去」。

自訂３Ｇ標準：鞏固經濟利益

大陸自訂標準的目的，一來是規避繳納權利金給跨國企業，二來是扶持在地化、一條龍的產業鏈，包括從上游的半導體產業（如手機晶片）、中游的移動設備商、到下游的手機終端與其周邊產業。大陸現任工信部電信研究院曹淑敏院長曾說過：「每一個標準背後，都是一個國家的利益」。由此可見大陸自訂標準除意味著科技民族主義情感之外，實質上也期望大陸企業能夠透過擁有自主標準而和歐美跨國企業相互抗衡競爭，來避免國際收支表上高科技產業呈現貿易逆差。

「國家資本主義」模式

在經濟利益與民族主義的情緒交織之下，大陸政府不餘遺力展開一系列的行政措施。首先在二○○二年時，發改委、科技部以及工信部等三個部會聯合輔導廠商成立TD-SCDMA 產業聯盟，啟動七億元研發基金。除資金外，工信部也頒布《關於第三代公眾移動通信系統頻率規劃問題的通知》，劃定了３Ｇ的頻段，讓大陸TD-SCDMA 標準享有更多的頻段。二○○六年，國務院發改委出台《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二○○六―二○二○）》，透過更多的研發補貼來鼓勵本土廠商「自主創新」，掌握核心技術與智慧財產權，以降低對進口技術的依賴。強調廠商「自主創新」和制訂大陸專屬的「科技標準」，大陸政府逐步加重干預市場的角色。

TD-SCDMA 發牌進行商用

二○○九年，大陸政府決定發放TD-SCDMA 牌照給中國移動負責商用以及營運推廣。截至二○一三年底，中國移動擁有七‧六億移動用戶，不但是大陸第一大電信商，也是全球最大的電信商。此外，中國移動資本雄厚，近年來皆列居大陸前十大企業之一。基於中國移動的用戶基礎和資本優勢，大陸政府將「後進發展」的TD-SCDMA 牌照分配給第一大電信商，目的在帶動本土手機產業的發展。

不過，主客觀因素並不利大陸政府大力推動TD-SCDMA 進行商用。首先，大陸自主３Ｇ標準無論在發照與廠商研發時程上，都比先進他國家延遲了約十年左右，其他國家商用歐美跨國企業主導的３Ｇ標準都已經進入成熟階段。其次，３Ｇ移動通訊的核心技術與專利依然掌握在跨國企業手中，大陸在TDSCDMA技術的核心專利數量不足，還是必須要繳納權利金給高通等跨國企業。

貿易保護主義

縱使主客觀因素不利，不過在二○○七年到二○一二年間，中國移動共投資人民幣一六八○億元建設基礎網絡，九○％集中向本土華為、中興、大唐和普天設備商採購基地台等產品。此外，中國移動也於二○一○年和二○一一年透過採購手機，補貼人民幣共二七五億元給本土手機商如聯想、華為、中興和酷派等企業。到二○一二年年中為止， 國產TD-SCDMA 手機產量高達三千五百萬台，「國產化」比率高達八府不支持大陸移動市場儘快上TD-LTE，TD-LTE 在海外市場擴散的機會就越來越低。為了抓緊時機，大陸李克強總理於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明確要求要推動當年內發放４Ｇ牌照。隔（十三）日，工信部則推動當年發放４Ｇ牌照，加快推進TD-LTE 在國內進行產業化。同年十二月四日，工信部向中國移動等三家電信商發放了TD-LTE 牌照，允許他們在大陸內地提供○％以上，也同樣達到「進口替代」。然國企中國移動集中採購國產品之舉，引發外界批評大陸實施貿易保護主義。

加快腳步上４Ｇ

不同於先前大陸在３Ｇ研發與發照時程落後，大陸政府決定提早推展大陸４Ｇ標準在國內發照，以及早推動TD-LTE「走出去」。回顧二○○八年大陸國務院出台《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政策，就已經規劃投入九百億元人民幣進行中國第四代手機（４Ｇ）通信標準TD-LTE 的研發資金。值得注意的是，二○一三年大陸決定發放４Ｇ牌照，和二○○九年發放３Ｇ牌照的時間不過相差四年，這和大陸迫切實質提升國際話語權有關。

根據大陸官方的估計，到二○一三年為止，全球九十五個４Ｇ商用網中，約有九○％採納歐美跨國企業主導的LTE（Long-Term Evolution）標準，剩下一○％是採納大陸TD-LTE 標準與／或同時採納兩種標準，包括有日本、印度和瑞典等國的電信商。因此，如果大陸政府不支持大陸移動市場儘快上TD-LTE，TD-LTE 在海外市場擴散的機會就越來越低。

為了抓緊時機，大陸李克強總理於二○一三年七月十二日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明確要求要推動當年內發放４Ｇ牌照。隔（十三）日，工信部則推動當年發放４Ｇ牌照，加快推進TD-LTE 在國內進行產業化。同年十二月四日，工信部向中國移動等三家電信商發放了TD-LTE 牌照，允許他們在大陸內地提供TD-LTE 的４Ｇ服務。

大陸持續利用國家資本主義來扶持本土產業，但也進行了一些調整。第一個調整是支持中國移動「走出去」。中國移動第一個TD-LTE 商用據點是在香港：二○一二年二月初，中國移動斥資一‧七億港元競拍頻段，七月進行建設基地台，到年底十二月時即可進行商用。第二個調整則是改採取開放、而非保護市場的方式，歡迎歐美跨國企業加入開發TD-LTE 標準的產品。此條件之構成有其外在的客觀因素—即TD-LTE 和主流LTE標準兩者的技術差異性相對較小，研發成本相對可降低，從而間接鼓勵了廠商投入開發TD-LTE 來爭取大陸市場。

台灣的機會與挑戰

在大陸政府決定加速４Ｇ的情況下，中國移動提出「雙百計畫」，將儘快在大陸建設五萬個TD-LTE 基地台，計畫覆蓋全大陸地市級以上的一百個城市，並採購超過百萬部TD-LTE 手機。未來，還計畫建設全大陸共二十萬個基地台，覆蓋五億用戶，成為全球最大４Ｇ網絡建設。

回顧二○○九年大陸發３Ｇ牌照後，指標性龍頭台商如手機晶片商聯發科、智慧型手機商宏達電以及網通等約一百多家台資企業，透過與中國移動合作或華為外包採購等途徑，成為大陸TDSCDMA產業鏈的一環。

因此，在大陸二○一三年４Ｇ發牌後邁向移動標準世代交換的時期，對台商來說是充滿機會與挑戰的。機會是來自於大陸鼓勵各家廠商基於TD-LTE 標準開發相關移動產品，承諾不再採取保護主義而降低了台商進入大陸市場的門檻；挑戰卻是外資企業也加入爭取大陸市場，再加上陸資企業如華為與中興逐年提高研發金額、增加專利產出，預估未來市場競爭會更激烈。

第一個挑戰是有關跨國企業的轉變，從過去不投入研發大陸３Ｇ標準，到現在開始投入研發大陸４Ｇ標準。包括高通、手機商蘋果（Apple iphone）都已經開發和TD-LTE 相容的產品，設備商愛立信已經和中國移動合作，二○一二年在香港協助建設基地台。

第二個挑戰是大陸運用「國家資本主義」模式，逐漸對國際科技社群發揮影響力，特別是中國移動、華為、中興等企業配合政府政策，在海外參與國際標準組織，並擁有多項專利而逐漸發揮出影響力。反觀台灣手機廠或網通廠，依舊停滯在全球產業鏈設計或製造代工的地位，從過去追隨歐美跨國企業，到近年來開始追隨大陸大型企業所領導的產業鏈，值得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