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普選特首的政改，在由北京定調設框下，一如預測般會引出港人強烈的反彈，但沒人能料到，這種反彈會由籌備甚久的「佔領中環」，演變成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三大鬧市樞紐；沒人能料到，快閃式「和平佔中」行動，會因九月二十八日的催淚彈，變成了無終期的「持久戰」；當然，更沒人能料到，抗爭行動的預定主力「雙中」，即中年人和中產者，一下子變成了大學生和中學生。

　正是這些沒人料到，令北京決策者、港府、支持和反對抗爭的港人三方，都陷入困惑中，因為香港政改方案推行的可操控，變成難把握；香港政改危機的可化解，變成難收場。

　香港這場政改危機，是來因導出變局，但來因不能決定去勢，香港的未來，充滿了變數。 一拖十年的積怨

　要認識香港這場政改危機，要看一個倒數十七年、一個倒數十年。所謂倒數十七年，就是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北京為了香港主權移交能平穩過渡，提出了「一國兩制」的方針，默認了「民主回歸」的情緒，接受了「港人治港」的現實。這為後來香港政制發展的訴求，帶來希望，也為一定會出現的衝突，埋下了導火線。

　另一個倒數十年，說的是按照香港基本法，應該有個落實普選的時間表。原來的說法，是二○○七年，也就是香港回歸十年之際，就可以落實普選，但北京人大常委會以釋法之術，令其放慢進程，把特首普選和立法會普選切開，先行一步的特首普選，放到二○一七年。所謂倒數十七年，是說香港民間爭取普選，由回歸開始爭了十七年之久。 雙線並行的硬撞

　北京說二○一七年香港「可以」普選特首，希望爭取民主普選的港人，本來以為看到方向，但之前的特首拖延政改方案的諮詢，一直到二○一四年，北京劃定的「政改五部曲」不可再拖，第一步政改諮詢二○一四年展開，衝突隨之而起。

　這個衝突本來是雙線並行，最後到政改諮詢期中北京宣布人大決定，雙線交集，產生強烈的硬對硬撞擊，就導致了政改危機的出現。

　所謂雙線並行，一條線是「佔領中環」行動。面對香港泛民主派政黨在爭普選上的乏力，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行動，後來有中大的陳健民、天主教的朱耀明加入，形成發動「和平佔中」行動。

　「佔中行動」目標是爭取「真普選」，主要動員力量是對香港政治現實極度失望的中產階級，基本目標是五千人至一萬人，想達致的結果，是快閃式佔領香港金融中心區中環，以公民抗命的悲壯，來引起港人和國際社會的關注。

　與之同時，北京和港府決意摧折「佔領中環」行動，最好是令其不要出現，出現後也能快速地取締。在強硬思想的主導下，北京一方面責令港府以七千警力高強度應對，一方面北京決定在政改方案上，親自動刀，拿掉「佔中行動」提出訴求的一切機會。 　於是，有了人大常委會「八‧三一」決定，對香港特首普選，實施預防性的定調和設框的安排。在香港爭取「真普選」的民眾眼中，也包括被稱為溫和民主派者的眼中，都被視為未曾料到的「關閘」行動，由之激起了強烈的反彈。

　這個強烈的反彈，是香港爭取「真普選」民眾，與北京在香港事務上的首度直接對抗。在此之前，香港除了一年一度的六四事件紀念活動，除了個別的激進團體，基本上沒有直接針對北京中央的大型抗爭。

　與此同時，北京的所謂智庫，或者是說由學界和退休官員組合的港澳事務進言者，一開始就預設了「外國勢力」和「顏色革命」兩頂帽子，令中共最高領導者相信事態危急，採取了強硬應對的進言。於此，兩條強硬的政改路線，產生了直接的撞擊。

三大矛盾的積累 　這一直接的撞擊，出現了人所未料的跌宕起伏。北京方面原來以為只是數千人的小風波，所以交待港警處理就可，大不了還有駐香港解放軍，以防止「動亂」為由出動。以對香港人一般的了解，遇硬則退是必然的。

　另一方面，「佔中」發起人也以為只能動員不到萬人，場面未見壯觀，結果可能壯烈，大不了大家向警方投降自首了事，不一定成為民主的獻身者，不一定爭取到「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卻一定成為市民中的英雄。 　但誰也沒料到，大學生和中學生出來了。香港大學生的罷課行動，連發動者學聯也沒料到，首次集會就有逾萬人參加。當學生進軍香港政府總部抗爭，警方按預設方案高強度擠壓，特別是施放八十七顆催淚彈之後，出來抗爭的就是數以萬計的學生和民眾了。而抗爭行動，也就由小規模的「佔中」，變成了大規模、多點式的「佔領」，以及持久性的抗爭。

　香港政改危機，走到今天這個局面，有多方面的複雜原因，除了政改本身長期拖沓不行的民間積怨，除了本屆特首民望低落和施政乏力，除了北京治港者決意改變治港之策等表層原因外，還有多重深層的矛盾。

　在香港目前錯綜複雜的矛盾中，有三大深重的、結構性的矛盾。一是「一國」與「兩制」的矛盾，一是發展前路迷失中激化的階級矛盾，一是舊體制與新社會磨合中出現的代際矛盾。

　這三大矛盾，每一個都深重而繁複，只能簡而言之。以「一國」與「兩制」而言，作為一個政治理想，可以試驗，作為一個政治現實，則一定要有相互撞擊的心理準備。但香港回歸以來，理想說得多，現實處理少，「一國」與「兩制」衝突加劇，由政制改革來引發危機，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所謂香港的階級矛盾，在殖民地時期不大突出，是因為香港是個難民社會，人人都想用「獅子山精神」的自我奮鬥，混出個有安樂的生活，所以香港社會貧富之間，各得其所。但到「港人治港」的今天，中國社會傳統的官商勾結，開始盛行，連特首之下最高官員都貪腐，連廉政專員都不廉政，階級矛盾當然就會激化。而以普選為課題的政制改革，是以中產為主的民眾，認定的唯一希望。

　香港的代際矛盾，其實是最大的難題。此次政改危機，北京最終忍住不敢用軍隊下重手，是因為發現面對的是的大學生、中學生。香港政府透過這次事件，也才發現，他們過去完全不知道，他們已失去了整整一代人的合作與信任。而香港之所以出現代際問題，跟「一國兩制」有密切關係，階級矛盾是直接來因，因為香港現在的青年一代，沒有「上流」的管道，失去了個人奮鬥的前景，連樓都買不起，婚都沒法結，甚至畢業等於失業，怎能不上街住帳蓬抗爭？

四種可能的結局

　香港的政改危機，目前大危機已過，但處於持續的僵局中。那是因為，香港的學生無可進，北京決策者說不能退，「中間人」又乏可登高一呼，萬眾景從者。這一大型的抗爭行動結局，由四個方面來看，有四種可能結果。

　第一種，是港府方面傳出的訊息，叫「以拖待散」。由於港府在處置危機上，只能看北京眼色，所以對港府最好的辦法，是能拖則拖，最理想是拖到抗爭者自己四散。

　第二種，是對北京的猜度。北京領導層為維護權威，一定會有人提倡「以硬治港」。但迫於國際輿論壓力，硬不可硬到動武，於是發動「愛國愛港」勢力，「港人治爭」，比拚佔領與反佔領，示威與反示威的強弱，最後在民意壓力下迫散抗爭行動。

　第三種，是抗爭者主要是學運領袖們，還有點理想主義，不會接受學生運動永遠失敗的歷史傳統，一定要爭得結果，就算不能獲取統治者讓步，也要叫停不真的普選方案。所以港府對話無趣，就直接找北京。希望最後北京定出讓步方案，運動有所成果，大家齊下樓梯。

　最後一種，也是最理想的一種，是目前仍在幕後秘密協商的，即制定折衷方案。大陸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香港政改決定不用放棄，北京護住「依法」的面子，在制定香港普選特首的政改方案中，引進學生和香港社會的部分訴求，令這場運動，終算有所獲。也就是說，大家都沒有退，但都有所獲。這看上去難度相當大，但北京傳出訊息，最高領導層要求「堅定不移地推動香港依法實施普選」，這意味著，北京最高層已樂見最後一種理想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