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台灣發生了佔領立法院的太陽花學運，起因主要在於青年學生對於執政黨推動《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過程的溝通不足表達不滿，但究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學生認為兩岸自二○○八年和解交流以來，諸多協議並未讓全民共享交流紅利，反而因為制度設計的不公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與相對剝奪感，因此透過激進的手段表達訴求，希冀政府對於未來的兩岸交流能立法謹慎審查，保障人民權益。而香港則是在今年九月由學生展開了爭取真普選的雨傘學運，透過佔領金鐘、旺角及銅鑼灣等地，迫使港人共同思考未來，希冀扭轉北京所設下的普選框架，探究原因也是來自於二○○三年陸港簽署ＣＥＰＡ之後，加速了香港社會型態的變遷，但港府卻未能即時扮演舒緩社會壓力的角色，致使青年學生認為港府的無能來自於政治制度設計的缺陷，唯有獲得民主的直選才能改變當前香港不公平的政經結構，為自己爭取公平競爭的機會。

從兩場運動的訴求來看，青年學生的目標都是希望建構一個對自己較為公平的競爭環境，因而對運動的分析其實都應該回歸到內部的歷史發展進行解構，而非一味將箭頭朝向北京。將活動上綱到陸港衝突或是兩岸矛盾都將讓活動的本質失焦，也難以理解學運背後的真實動機。為能更清楚地掌握雨傘學運完整的發展脈絡，本文試圖從香港過去十七年來的發展進行回顧。

新舊力量的摩擦

　對香港社會發展來說，一九九七年的主權移交北京是一個重要轉捩點。隨著一百五十多年英國殖民管治的結束，取而代之是大陸主權下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對香港人民而言，「一國兩制」絕對是嶄新的概念，牽涉的不僅是香港與大陸這「兩制」如何能夠並行不悖，這當中自然有種種摸索和實踐，而這也是對「一國」的重新想像和認識。由此衍伸的前所未有挑戰，是國家利益與本土利益、大陸文化與香港文化如何進行平衡與調和。與此同時，「港人治港」預示的重新分配權力，無可避免地帶來各種新舊政治力量的磨擦和對民主化步伐的爭論，因是之故，權力的爭奪與理念的衝突相互交織，構成了回歸後的特殊政治景觀。

　香港回歸不久，蓬勃一時的香港經濟隨即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大陸迅速崛起，以及全球化方興未艾的連串衝擊，因而出現數十年來罕見的持續衰退，令局面更為複雜。影響所及，樓市和股市大幅下調，失業率急遽飆升，破產和負資產數量屢創新高，貧富懸殊情況嚴重惡化，政府財政赤字不斷擴大。這一連串的經濟突變來得既猛且急，在毫無準備下，新成立、缺乏管治和危機處理經驗的特區政府措手不及，社會支持度大幅下降。這一方面令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時必然引發的社會和政治重組更加困難重重，另一方面眾所期待的經濟轉型也因特區政府正當性的弱化而變得舉步維艱，因而引起不少的社會矛盾。

　而後，二○○三年因為ＳＡＲＳ的來襲，香港再一次面對經濟的嚴重打擊，讓金融風暴後未見起色的經濟更顯困頓。此時香港政府又因急著配合北京推動《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導致香港民眾擔憂自己的人權與自由可能受到威脅而更加焦慮。最後，政治與經濟上的不滿終於爆發成為當年七月一日五十萬人上街的重大事件。為使香港能儘快恢復元氣，並安撫港人及增強對北京的信心，大陸與香港間簽訂了《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ＣＥＰＡ）以及開放港澳個人遊（簡稱自由行）。

　對香港而言，ＣＥＰＡ的正面影響主要是經濟利益，由於ＣＥＰＡ是以服務貿易為主要重點，這對香港經濟型態持續向服務業轉型具有正面助益，因而香港服務業是最大的獲益者。相較於ＣＥＰＡ，自由行則是更直接惠及一般民眾的政策，自由行成功取代旅行團，成為大陸遊客訪港的主流途徑。在歷經ＳＡＲＳ創傷後，自由行對香港的餐飲、運輸、零售等行業帶來就業機會，並為商店業主、大型商場、酒店、地產商帶來可觀收入。但是隨著香港走出經濟的陰霾，香港社會重新檢視ＣＥＰＡ與自由行的負面效應，發現前者帶來更大的貧富差距，而後者則引發雙非嬰兒、物價上漲、爭搶資源、黑工犯罪、不守秩序、產業排擠等社會問題。

非普選產生的港府難以反映民意

　面對大陸與香港因為融合與互動所帶來的衝突，香港政府在應變上相對顯得不足，一方面由於特首與立法會並非完全直選產生，無法充分反映民意依歸；另一方面，由於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政府實為大陸的地方政府，面對陸港間的諸多矛盾，凡可能涉及政治敏感的議題，多採取冷處理或是緩處理。面對政府在處理社會變遷與陸港衝突的無能，進而讓香港民眾更加期待普選的到來，希冀透過政制的改變，解決香港政府無法反映民意的問題。

　但是政改問題茲事體大，牽涉所及乃大陸民主化問題，實非香港社會一廂情願而能至。面對政改議題，香港政府左右為難，只能順從上意，但不願開罪北京卻又無法面對民眾對民主的渴望，致使政改長期陷入困局，最終導致香港社會內部轉向激進，尤其是在社會中自覺弱勢的青年。面對香港社會對民主普選的要求，北京一方面透過人大釋法規範了政改的進程與範圍，另一方面跳過港府與香港的泛民主派談判協商，種種作為不僅又引發香港社會對於北京不遵守「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疑慮，也讓香港社會抨擊北京阻礙香港普選進程，造成兩地間更多的衝突。

陸港融合的爭議

　二○○八年，香港再次面臨國際金融海嘯的衝擊，不僅衝擊香港的貿易、航運、旅遊等諸多產業，也讓中產階級面臨減薪裁員的龐大壓力，而中下階層的民眾更面臨通膨所帶來的影響。此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認為，香港唯有不斷加強與大陸融合才能持續發展，將持續強大且生機勃勃的大陸當作是生產基地和市場，才能提供香港源源不絕的經濟機遇。因此，香港選擇加強與大陸更密切的經濟融合，包括推動《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二○○八─二○二○年）》、加強陸港間金融合作、加快建構陸港跨境基礎建設（港珠澳大橋、香港深圳機場鐵路、廣深港高速鐵路）、增加大陸居民赴港旅遊試點等。

　固然相關措施對於香港的經濟具有充分的拉抬效果，但與大陸更多的經濟融合，也代表香港受大陸影響的層面更加廣泛。諸如，大陸遊客赴港人數的激增超過了港人可以承受的範疇，引發了兩地的衝突；陸港跨境基建的推進，不僅可能惡化大陸赴港旅遊的現象，也加深港人「被融合」的恐懼；而《珠三角規劃綱要》中打造粵港澳全方位的經濟一體化策略，將使得香港逐步失去經濟政策的自主性，從國際金融城市成為珠三角璀璨的雙子星，這更讓港人對於「被規劃」感到無比的憂慮。

　二○一二年，梁振英當選香港第三任行政長官，梁振英上台後面對社會最大的矛盾主要是解決居住的問題。為了解決香港土地供應不足的困境，梁振英加快了新界東北發展計畫，希冀透過都市計畫變更解決居住問題，更可帶動經濟發展。但此一計畫再次引發官商勾結及陸港融合的爭議，瞬時又成為社會衝突的焦點。

　梁振英另一個引發社會衝突的事件則是國民教育科風波。由於北京認為，香港之所以主權移交北京多年卻仍產生許多陸港社會間的摩擦，主要是因為年輕一代對大陸沒有完整的認識，尤其在二○○七年胡錦濤到訪香港並發表「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後，如何推動國民教育成為香港政府的重點政策，但第二任特首曾蔭權知道這不是件易事，所以遲遲沒有推動，直到梁振英上台。然而，當香港社會質疑梁振英具有濃厚大陸色彩同時，又碰巧遇上陸港社會因自由行陸客產生衝突，梁振英推動的國民教育課程內容隨即被指為是洗腦教材，遂引發近十萬人上街抗議表達不滿。最終雖然香港政府擱置國民教育的推動進程，但是香港民眾質疑政府的立場與作法，再次衝擊梁振英的管治威信，也讓更多的青年學子對港府更加的不信任。

執政者應有胸襟引領社會轉型的艱辛

　回顧香港主權移交北京後十多年來的歷史發展，香港社會變遷深受大陸因素的影響，舉凡經濟、人口、社會、政治等領域無不與大陸有密切的關聯，但是當民眾面臨如此劇烈的變動過程，往往難以在短時間內適應，此時港府理應扮演積極的角色，透過政策減緩變遷的衝擊。但是從香港歷年來所發生的社會衝突事件看來，香港政府似乎自己也適應不良，遑論能協助民眾調適變遷；而其中青年學子尤其對於未來感到徬徨，面對香港產業發展的傾斜、貧富差距不斷的擴大，青年一代的擔憂在得不到政府有系統的協助下，只能失望的被迫以激進的方式期待可以翻轉社會結構。因而，若未來港府不能正視香港深層次的社會問題，進而引導舒緩，這場學運將成為這一代人跟政府無止盡對抗的起點，恐將讓香港社會付出更多代價。

　對此情景，台灣實應引以為鑑，我們慶幸太陽花學運可以和平落幕，也祝福香港雨傘學運得以善了，更期待執政者都有充足的智慧及包容的胸襟引領社會面對轉型的艱辛，讓每一代人都有公平且具尊嚴的生活方式，這才是吾人衷心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