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新世紀伊始，美中關係之日益複雜與緊繃早已不言可喻；大陸全國人大外事工作委員會主委傅瑩曾以「水乳交融又水火不容」來加以形容，可說是恰如其分的描述。

美中關係：日益迫近之霸權對決

　儘管小布希政府一度在二○○五年起的第二個任期中，以「負責任之利益攸關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取代其前一任期直接以「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來定位大陸的態度，且迄今為止，美國還是在多數競爭指標（包括經濟與軍事）維持著領先地位，大陸崛起之持續可能性仍展露愈發明確的「追趕」態勢，尤其是全球金融海嘯導致雙方地位更加「平等化」的結果，不僅讓美國深感芒刺在背，美中關係亦儼然成為當前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例如，根據二○一四年底發布的《陸軍作戰概念：在複雜的世界中獲勝》研究報告，大陸既和俄羅斯同被列為與美國「存在競爭關係的霸權國家」，其未來似乎也暗示著一場難以迴避的衝突。

　對此，希冀維繫霸權地位的美國勢必有所因應。其結果首先是小布希時期採取的「隱性圍堵」戰略，其次是歐巴馬上台後高舉之「重返亞洲」大旗，至於前國防部長潘尼塔（Leon Panetta）於二○一二年「香格里拉對話」中宣示雖「無意遏制中國」，但美國海軍仍將自二○二○年起將主力六成移轉至太平洋地區以遂行「再平衡」（re-balance）新戰略的說法，則不啻是此一佈局最引人關注之註腳。正是在此邏輯下，美國近期對華戰略似乎透露出「硬的更硬，軟的也硬」的新走向，無論各種強化軍事佈署措施或不斷擴大演習規模等，針對大陸而來的「敵對性」已昭然若揭。

　相對地，大陸方面亦非無所反應或作為。在「不衝突、不對抗」的政策宣示下，根據大陸社會科學院在二○一三年以「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題發表的報告指出，在兩國實力差距縮小及美國戰略重心轉向亞太的影響下，尤其「美方防範心理明顯加重，且加緊在中國周邊投棋佈子」，結果將使美國可能「更多地轉入亞洲地區爭端」，從而亦埋下不確定變數。對此，表面上雖似乎針對日本而來，但近年來大陸海軍在東海地區之頻頻主動出擊，或許其真正目標乃是對美國在第一島鏈之戰略佈署施加壓力，以達成其「反介入」的設計作為。

美印關係：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南方環節

　值得注意的是，繼冷戰時期的蘇聯之後，大陸雖於後冷戰時期成為美國再度啟動「圍堵」戰略的對象，不過，從學術界對此存在高度共識，但美國政府卻始終矢口否認看來，美中之間這場潛在的「新冷戰」顯然與先前的例證略有不同。其主要差異，首先是目前存在著一個更多元且全球化的環境；其次，相較蘇聯大體僅能在核武部門與美國達成「恐怖平衡」，如今則大陸非但在總體國力方面存在迫近感，美國本身也正面臨「霸權衰落與否」的關鍵點。

　在此情況下，重新啟動的圍堵政策不能不有所更張。

　透過一連串雙邊或多邊同盟來建構圍堵網依舊是主要途徑，但變化有二：首先是美國對盟邦的依賴度更高，這點在美歐或美日安全關係上展露無遺；其次則相較蘇聯在地緣政治上被限縮在歐亞大陸內側，擁有近兩萬公里海岸線且直接面對西太平洋的大陸具備更高之穿透力，圍堵難度更高，迫使美國在傳統東（西太平洋島鏈）、西（北約組織）兩道防線之外，必須同時建構新的南方（印度洋）防線。由此，印度的重要性乃自然浮現。例如美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洛克利爾（Samuel Locklear）便曾創「印亞太」（Indo-Asia-Pacific）一詞，來突出印度當前的區域重要性。

　事實上，自柯林頓在二○○○年成為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也是在新世紀初首位訪問印度的美國總統後，二○○四年推動建立美印「全球夥伴關係」並於二○○六年訪印的小布希總統，則透過達成雙邊民用核子合作協議，以間接承認印度身為「核武大國」的地位，交換雙邊關係的實質提升；至於歐巴馬總統更在二○一○年訪印時，公開聲稱美印彼此乃「二十一世紀具決定性且不可或缺的夥伴關係」，甚至明確支持印度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拉攏意味十足。於此同時，美國一方面自二○○九年起邀請日本參與美印聯合演習，在二○一一年促成三邊戰略對話，迄今亦努力拉入澳洲，試圖將印度與澳洲融入以美日同盟為基軸的西太平洋圍堵網路。

　在莫迪（Narendra Modi）於二○一四年初當選印度總理後，儘管雙方先前略有齟齬（美國自二○○五年以來始終拒發簽證給莫迪），歐巴馬仍陸續派遣國防部長、國務卿和商務部長密集訪印修補關係，並於莫迪於九月訪美時，與其共同聯名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題為「復興中的美印二十一世紀夥伴關係」的文章，目的自然是希望推動雙邊互動朝正向發展。

　問題是：美國成功了嗎？印度的決定究竟如何？

中印關係：共同撬動全球平衡之新槓桿

　無庸置疑，美國拉攏印度的目標之一，既為了強化其圍堵大陸的戰略佈局，事實上也欲利用不無磨擦的中印關係以達「借力使力」效果。但情況顯然沒有白宮想像中那麼單純。客觀地說，中印之間確實存在矛盾。

　例如在大陸於二○一一年正式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西方不僅關注它何時將繼續超越美國，《經濟學人》也在同年八月以中印即將進入「世紀之爭」（Contest of a Century）作為封面主題，討論兩者對形塑未來世界政治秩序的影響。事實上，早在二○○四年，美國國家情報理事會便在名為《描繪全球未來》的研究報告中，透過所謂「達沃斯世界」（Davos World）的預言式場景，描繪由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印兩國）接手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可能性。眾所周知，大陸和印度不僅是當前全球成長最快的兩個經濟體，人口相加達到全球總數四成以上，雙方在合作方面並非全無進展，例如在二○○三與二○○七年舉行史上首度海上與陸上聯合演習，便是一例，但此一雙邊關係自新世紀以來仍顯然衝突大於合作，尤其在邊界爭議與能源競標議題上。

　儘管如此，在全球金融海嘯衝擊既有架構的出發點上，二○○九年正式登場的金磚國家高峰會（由俄羅斯、大陸、印度、巴西與南非共同參與）提供了不同的思考點與契機，大陸也藉此向印度發起一連串友善攻勢，包括溫家寶在二○一○年訪印時決定開通雙邊總理熱線，翌年又推動召開首屆「中印戰略經濟對話」所暗示的，無論大陸或印度其實都很瞭解，兩國目前在國際舞台中所受到的高度關注既來自於其龐大的經濟潛力，至於能否將此股潛力化為實際的經濟能量，亦是其各自未來發展所繫。例如習近平在二○一四年訪印之前撰文所稱，「世界工廠和世界辦公室的強強聯合將推動全球經濟增長」，或許並非僅僅是大陸的單方面想像而已。可以想見，一旦中印互動主軸從衝突轉為以合作為主，其「噸位」總和勢將撼動整個世界結構。

美中印「新三國演義」之未來

由前述可知，美中印關係正所謂「各有一把號，各吹各的調」。美國希望如同冷戰後期「聯中制蘇」一般，再次透過「聯印制中」來玩權力平衡遊戲；大陸方面則試圖在消極地破局之餘，也嘗試積極地「聯印抗美」來轉動地緣政治格局；至於印度，或許期盼從略偏美國的「等距外交」出發，見機行事或見招拆招地迂迴前進。

　進一步來說，由於美中之間愈發迫近的霸權對決，正不斷升高雙方關係中的零和性質，中印在過去三十餘年來，迄今累積三階段共三十九輪談判，仍無法在邊界爭議中取得突破進展，印度則因其與俄羅斯的傳統互動與近期變數（包括二○一三年印度女外交官在美國被捕，與新總理莫迪長期受抵制），與美國關係亦不穩定，這些都清楚說明了一點：這齣國際政治中的「新三國演義」，仍有待各方繼續耐心地觀察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