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二○一三年九月和十月分別訪問中亞四國和印尼時，提出了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構想，合起來簡稱「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的倡議後來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正式被納入大陸政府未來的重點任務。特别是「十二屆人大第二次會議」大陸總理李克強「政府工作報告」中，「一帶一路」特別被放在「二○一四年重點工作」的第二項。可見「一帶一路」是中共企圖連結對內、對外「兩個大局」兩手抓的重要戰略工程。

地緣政治是一門古老的學問，直指存在與生存的時空條件。孫子認為興亡勝負取決於「道、天、地、將、法」。其中的「天、地」兩項都與存在與生存的時空條件有關。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的戰略家們陸續對海權、陸權多所論述，更有直指歐亞大陸為「世界島」，控制「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大約就在中亞）就控制全世界的說法。

當今科學昌明，遠程打擊力量與網路戰、太空戰看似無遠弗屆，但國家與任何有機體不可能無視存在與生存的時空條件，這仍是不易之理。所以布理辛斯基的「大棋盤」與杭廷頓「文明衝突論」所謂的「斷層線」，在新世紀仍風靡不絕。美國的「重返亞洲」、日本的「自由繁榮之弧」、印度的「東望政策」與大陸過去提過的「重北、安西、保東南」都企圖在「大棋盤」上得其先手。習近平現在強力推動的「一帶一路」，更是北京審酌內外環境背景下的地緣政治重大舉措。

外部背景：華府再平衡 vs. 北京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戰略提出的外部背景是國際體系「權力移轉」將轉未轉的尷尬時刻，正結合了孫子所說的「天、地」兩個條件。

所謂「權力移轉」，就是國際體系力量集中點的板塊式移動。冷戰結束後的前十五年，國際體系的權力分布因為美國優越的天、地條件（蘇聯瓦解與美國稱雄兩洋）而呈現為一種單極的狀態。但起於新世紀之初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衝突而在歐亞大陸中心燃起的反恐戰爭，加上二○○八年以後的全球金融海嘯，使得美國單極的位置受到衝擊和挑戰。此時距離一九九○年代中期「中國威脅」傳言的出現已有十五年，當時還流行「中國崩潰」一說，但在小布希反恐戰爭後期，「中國崩潰」已經少人講，代之而起的是「金磚集團」、「中國負責」等新概念。尤其是最近幾年，大陸在經濟總量上超英趕德，僅僅超越日本三年，經濟規模已達日本的兩倍，使體系首強美國不得不抽身中東，以「重返亞洲」和「再平衡」回防亞太，捍衛蘇聯瓦解後在兩大洋享有的絕對優勢。

與此同時，胡錦濤時期後半段北京在東北亞與東南亞的強勢作為，正好有助於美國鼓勵其東亞盟友承擔制衡北京的責任。這樣的形勢變化，使得反恐戰爭以來北京獲得的週邊穩定機遇期遭到挑戰。此後，大陸「韜光養晦」鴨子划水的週邊柔性攻勢與對美軟制衡，在習李領導集體上台後更加轉向「有所作為」。「一帶一路」則是「有所作為」的「路徑圖」。其結果，國際地緣政治的新形勢變成體系超強與上升大國的「雙攻勢」：再平衡 vs. 一帶一路。

海內外觀察家們大膽斷言，「一帶一路」部署可望成為貫穿習李執政時期的戰略與外交重點，是習李當局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的旗艦性工程。

內部環境：「新常態」下實現「中國夢」

胡錦濤領導集體在二○一二年「十八大」交班以來，人們明確看到以「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把握內外兩個大局的執政理念也從中共領導層的指導思想中淡出。習近平執政下把握內外兩個大局的新「抓手」變成是「中國夢／負責任大國」。「中國夢」是習近平在「十八大」後參觀「復興之路」做出講話後的一個全括式理念，指向中共在「雙百」（建黨、建政百年）時間表上實現中國全面復興的目標。「負責任大國」一說雖始自一九九○年代後期，但「十八大」才正式列入中共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

只是此時的「負責」已不是十多年前北京加入ＷＴＯ與締結各種「夥伴關係」的消極「融入」西方現狀秩序，而是如同二○一三年與二○一四年連續兩份「中俄聯合聲明」積極宣示的─「反對歪曲破壞戰後秩序」、「不容任意竄改解讀聯合國憲章」、「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單邊制裁、資助他國改變憲法制度、吸收他國加入某一聯盟」。這些觀點十分契合習近平坦率、直白的領導風格。

但習近平提出「復興之路」的構想遠比「反霸」的積極負責要複雜深刻許多。這是因為江、胡執政二十年來大陸固然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但內部的政經頑疾也十分嚴重。過去的ＧＤＰ發展模式已經在多個治理領域，特別是黨政組織、環境、吏治、社會公正、民族關係等領域造成垮塌式的崩壞，而經濟增長也已經從停滯走向減速，眾多既得利益的權貴集團利用體制弱點內外尋租，腐敗的面積和程度已駭人聽聞。可以說孫子所強調的「將、法」兩項內部條件，都出了大問題，危及中共執政的根基。

無怪乎習近平提出「憲法日」，揭舉「依法治國」，「蠻拼的」打擊大量黨政軍企高官高管，贏得大陸民意「點讚」。但霹靂打擊畢竟只是治標，要壓迫利益集團適應「新常態」，實現「調結構、穩增長」，為政權穩定和「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做出正面貢獻，也必須給這些陷入惰性的力量指明出路。過去大陸國企等力量「走出去」呈現無組織無紀律的盲目，貪腐虧損時有所聞。「一帶一路」正好為這些力量訂指標、給出路，同時要成績。

「亞歐戰略」的大佈局：陸海並進

對應大陸新版「負責」的「中國故事」，北京不和美國「再平衡」顯示的「巧制衡」硬碰硬，而是用「一帶一路」戰略的「巧突圍」予以反制。它既服務於對外睦鄰，也是實現習李政府「調結構、促增長」的重要工具。這樣的「新亞歐戰略」，陸路方面東段基礎是「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版和形成中的ＰＣＥＰ集團，中段基石是中俄關係與上海合作組織，西端南北兩翼的平台分別是「中非合作論壇」與以經濟為主軸的「中歐夥伴」。在「中歐關係」中又有兩個施力點，一個是位於所有對歐平台最核心的「中德全方位戰略夥伴」，一個是形成中的「中國—中東歐國家經貿論壇」。

至於海線方面，這兩年人們多半關注的是大陸在南海與菲律賓和越南的水域和島嶼之爭，以及中日圍繞著釣魚台與「東海防空識別區」的海空較勁。美國強化美日安保、主導「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ＴＰＰ），日本安倍政府同時以「地球儀外交」尾隨大陸出訪領導人踩線拆台，從海線實施政、經、軍三重圍堵的態勢相當明顯。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地緣東南翼的榮景，正暴露在美日的巨大壓力下。而北京的「巧突圍」則是「海上絲路」：最東仍是「中國—東協自貿區」升級版和形成中的ＰＣＥＰ集團，企圖打造「中國─東協」鑽石十年，而後是南亞的部署，重點除了海陸兼顧的中巴全天候夥伴，更重要的是印度洋上的據點─馬爾地夫與斯里蘭卡，同時可牽制印度。從此更向西延伸到中東與東非、南非，向東南則是近年積極經營、習近平去年還親自出訪的南太平洋島國。

「一帶一路」新秩序及其挑戰

簡言之，「一帶一路」就是北京新「亞歐戰略」的路線圖，統括了「大週邊」的睦鄰外交、中俄與中印新興大國的「大國外交」，還積極運用許多自創的、多邊的「新舞台」、「新主場」，且使傳統的「第三世界」話語用新的形式復活，與西方的「普世價值」進行更激烈的檯面下競爭。

至於北京的「首腦外交」、「裝備外交」、「能源外交」、「信貸外交」（包括亞洲基礎建設銀行、絲路基金）則是其實體部署。長遠看來，「一帶一路」企圖建構一套軟硬兼備、足以與美日「亞太」論述相抗衡的世界觀與安全架構，在亞洲重建某種「中國特色」傳統的秩序，在「亞歐」擔當「負責大國」，然後以此為中心，將制度設計層層推展到東歐、非洲、拉美等發展中國家。

不過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大陸的各式各樣「走出去」政策已經在美歐和發展中國家的公民社會遭到許多質疑與反彈。直接的原因是北京所謂「不干涉」政策，正好有利本身利益集團「不透明」的行事風格。不透明導致循私腐敗與無效率，於是只能嚴重倚賴各國「對口」的利益集團，也導致接受大陸支援的國家累積了很多質疑與不滿。緬甸軍政府政策轉向、泰國友中的盈拉政府被推翻，以及今年一月長期與北京合作的斯里蘭卡總統意外敗選等等，都對「一帶一路」構成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