ＡＰＥＣ後亞太新局三大挑戰

二○一四年在北京落幕的第二十五屆ＡＰＥＣ會議，對於亞太區域經濟發展與台灣經濟未來影響較大的三大重要因素：一是大陸大力推動「一帶一路」，二是力推ＦＴＡＡＰ為亞太經貿合作之目標，三是中韓完成ＦＴＡ談判。眾所周知大陸作為全球最大貿易國家，近年來面對區域經濟整合浪潮的加速，特別是面對美國在亞太地區大力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ＴＰＰ占全球ＧＤＰ約百分之三十八），與在歐洲推動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ＴＴＩＰ占全球ＧＤＰ約百分之四十六），這兩個高品質的ＦＴＡ主要都針對大陸。

面對全球區域經濟整合浪潮的可能衝擊，大陸充分運用自身崛起的實力與ＡＰＥＣ主辦國的主場優勢，提出了「一帶一路」與ＦＴＡＡＰ兩大重要戰略，並迅速與韓國完成ＦＴＡ的談判，希望藉此能「聯韓、抗日、弱美」。面對亞太地區已經成為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的重心，各主要國家莫不積極進行合縱連橫策略。對此，台灣更須審慎以對。

大陸版「新馬歇爾計畫」

二○一三年習近平出訪哈薩克和印尼期間分別提出了建設「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絲綢之路經濟帶」旨在於接通從太平洋到波羅的海的運輸大道，形成連接東亞、西亞、南亞之交通運輸網絡，其連接歐亞四十多個國家、覆蓋三十多億人口。而「海上絲綢之路」則面向東協，意圖把大陸和東南亞國家臨海港口城市串連起來、互聯互通。一帶一路貫穿歐亞大陸，東邊連接亞太經濟圈，西邊進入歐洲經濟圈。歷史上，海陸絲路就是大陸與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歐洲的經貿和文化交流大通道。簡言之，「一帶一路」戰略成為大陸立足亞洲、連結非洲與歐洲的新經濟外交發展藍圖。

相較於一般ＦＴＡ側重於貨品貿易的關稅減讓、服務貿易的市場開放，乃至投資保障、爭端解決、貿易便捷化等。一帶一路主要以亞洲為重點方向，以經濟走廊為依託，以交通基礎設施為突破，以建設融資平臺為手段，以人文交流為紐帶，希望透過加強一帶一路務實合作，深化彼此互聯互通的夥伴關係，共建發展為命運共同體。事實上，一帶一路沿線多數為低收入國家，其中九個國家仍是低度發展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尚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上公開宣稱，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要誠心誠意對待沿線國家，做到言必信、行必果，讓沿線國家能得益於大陸的發展。為了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大陸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並設立了四百億美元的絲路基金，力圖打破互聯互通建設中的瓶頸。此一立足亞洲、連結歐洲與非洲的戰略，不僅具有高度的經濟戰略意涵，也深具政治、軍事、文化戰略，難怪歐美視此為「新馬歇爾計畫」，認為是大陸聯歐亞抗美日軸心的主要戰略。面對大陸的新戰略，兩岸經濟與產業合作能否順勢走出大陸，在大陸以外地區建立新的合作模式，將是未來兩岸產業合作的重要課題。

ＦＴＡＡＰ對台灣經貿困境恐緩不濟急

二○一四年ＡＰＥＣ最重要的成果是各會員體達成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ＦＴＡＡＰ）的北京路線圖共識。未來ＦＴＡＡＰ若能具體實踐，將成為一個跨越太平洋、涵蓋世界前三大經濟體的自由貿易區，預計將占全球百分之五十七的ＧＤＰ、百分之四十六的貿易額、百分之四十的人口。眾所皆知，目前全球約有近四百個ＦＴＡ已生效，讓以出口為主的台灣面臨隱憂，據統計，台灣洽簽生效的ＦＴＡ僅占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六九左右，遠不及新加坡的百分之八十六．二八、及主要競爭對手韓國的百分之三十八．六九。面對亞太區域經濟加速整合，未來一到三年內，台灣必須面對五個巨大ＦＴＡ衝擊，分別是大陸與東協的ＲＣＥＰ（預計今年完成）、美國與日本為主的ＴＰＰ、中韓的ＦＴＡ（已完成）、中日韓的ＦＴＡ（預計今年完成）、美國與歐盟的ＦＴＡ（ＴＴＩＰ）。這五個ＦＴＡ總共涉及到四十八個國家，占台灣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二。台灣如果無法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或跟主要貿易夥伴洽簽ＦＴＡ，吾人認為，二○一六年不論由誰執政都將面臨這些ＦＴＡ帶給台灣出口經濟的巨大困境。

台灣作為ＡＰＥＣ成員，若能早日促成ＦＴＡＡＰ，將可藉機加入，避免因無法參加區域經濟整合，而面臨經貿邊緣化的困境。

然而個人認為一方面ＦＴＡＡＰ涉及二十一個成員國、占全球ＧＤＰ近六成，另一方面美國與日本積極力推ＴＰＰ以經濟防堵大陸崛起，是以台灣雖可期待ＦＴＡＡＰ，但恐怕非短期內能獲致成果。因此，台灣如無法參與ＴＰＰ、ＲＣＥＰ或是與主要貿易夥伴洽簽雙邊ＦＴＡ，只一味期待ＦＴＡＡＰ，恐怕緩不濟急。

中韓ＦＴＡ帶給台灣的影響與衝擊

此次ＡＰＥＣ會議期間，中韓宣布完成ＦＴＡ談判，對台灣的出口經濟特別須課關稅的部分可謂影響重大，由於台、韓出口區域高度重疊（大陸、東協、香港、美國、歐盟、日本分占台韓出口的百分之八十四．六與百分之七十），且主力出口產品重疊（ＨＳ８５、８４、９０、３９、７２分占台、韓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與百分之五十三）。二○一三年韓國已取代日本成為大陸最大進口國，韓國對大陸的出口總額也超過對日本與美國加總的金額。

雖然兩岸在二○一○年六月就完成ＥＣＦＡ簽署，並自二○一一年開始進行貨品貿易談判，而韓國到二○一二年五月才開始與大陸進行ＦＴＡ談判，但在去年ＡＰＥＣ會議期間中韓宣布完成ＦＴＡ談判，雖然雙方ＦＴＡ清單尚未完全對外公布，但如果兩岸遲遲未能完成貨貿談判與服貿生效，勢將進一步衝擊台灣對大陸的出口。

根據大陸公布統計顯示，開發中國家平均關稅百分之九．七一（工業產品平均關稅百分之九．二七，農業產品百分之十二．九七）。以二○一三年為例，台灣出口到大陸約一千五百六十三億美元，而韓國則為一千八百二十六億美元。台灣出口到大陸零關稅工業產品有五百八十八項係屬於零關稅，總金額約一千零七十一億美元占台灣出口約百分之六十八．五五，這些產品在大陸市場佔有率為百分之十八．四六。韓國出口到大陸與台灣產品相同並享有零關稅的產品有兩百七十五項，總金額約六百四十五億美元占出口約百分之三十五．三三，這些產品在大陸市場佔有率為百分之十一．○一。這些零關稅產品，雖不受中韓ＦＴＡ降稅之影響，仍可能因中韓ＦＴＡ貿易便捷化等措施而受到影響。

如果進一步比對，可以發現二○一三年台灣與韓國相同出口工業產品到大陸且都須扣關稅的產品有兩千百六十三項，台灣的工業產品為四百九十億美元約占百分之三十一．四五需課關稅，這些產品在大陸市場佔有率僅有百分之七．二；韓國則有九百六十億美元約占百分之五十二．七一須課關稅，這些產品在大陸市場占有率則有百分之十四、一四。最值得關注的是，在非零關稅輸往大陸的工業產品項目中，台、韓產品皆以關稅在百分之五至十的進口金額最多，比重分別占台灣出口的百分之七十一．一及韓國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五八。因此，相較於上述零關稅的產品，這兩千七百六十三項平均高關稅的產品，一旦大陸對韓國降關稅，而台灣在貨貿談判中若無法達成降稅目標，必會造成出口競爭的不利，進而影響到台灣的生產與就業。

台灣面對亞太新局的因應之道

以個人長期參與產官學的相關諮詢粗淺經驗認為，不論是兩岸的經濟整合或是台灣對外的經濟合作，都絕非可以一步到位與一蹴可幾，兩者其實可以透過「辯證方式」同步進行，讓兩岸經貿正常化與台灣對外經濟連結產生正向循環，這不僅可以達到大陸所說的經濟融合，也可以呼應台灣所期待的面向全球。個人有機會接觸不少台灣民眾發現，這些民眾寧願在多邊區域經濟下，接受因為自由化開放必須支付的成本與代價，甚而也願意在與大陸共同參與的多邊經貿組織中，依規定不對大陸採取歧視性與差別性的待遇，他們也無法接受在兩岸的互動中，大陸對台進行所謂的「讓利」。這也是為什麼在今年四月台灣太陽花學運後，許多民意調查也顯示當大陸在台灣國際經貿空間上不反對，民眾也樂見兩岸服貿與貨貿的推動。

因此，不論大陸對於王張會中有關兩岸經貿與亞太區域相銜接的研究如何設想，我方應當積極將其型塑為透過兩岸此一機制，作為我方積極參加多邊的ＴＰＰ、ＲＣＥＰ，與雙邊對ＦＴＡ重要機制。把兩岸經貿的深化與台灣對外國際經貿空間開拓，齊頭並進。當兩岸經貿進一步推動，北京則必須讓我方在對外經貿取得進展，當我對外經貿取得進展也必須進一步推動兩岸經貿深化，只有兩者齊頭並進，相輔相成，方能解開目前的困境與僵局。

台灣作為全球前二十大的進出口大國，且進出口貿易總額佔ＧＤＰ約百分之一百二十，不論是作為ＡＰＥＣ的成員或與大陸的政經互動，都足以影響亞太新局的發展，所以更應審慎因應。未來我們期待台灣朝野能加強與公民團體溝通，促成兩岸監督條例的審議，為兩岸協議談判過程與簽署作業建立一套標準作業程序。此外，也能運用服貿協議審議作為兩岸貨貿協議談判的有力籌碼，並完成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協議簽署，落實兩岸和平穩定的聯繫機制。畢竟一個藍綠分裂對抗的台灣，不論是面對全球化與區域整合的浪潮，抑或兩岸關係的談判與互動，都難有良好的發展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