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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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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總統國慶文告─從九二共識談起◆文/左正東(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 更新日期:109-08-16

今(二○一五)年國慶日談話,馬總統再度重申九二共識對維持台海現狀的重要性,並將「九二共識」稱兩岸共識,「維持台海現狀」稱台灣共識。馬總統提到八成民意支持維持現狀,而九二共識又是維持現狀的基礎,因此,以九二共識為代表的兩岸共識應可獲得多數民意支持。然而,八年來仍有相當比率民眾對九二共識抱持疑慮。根據今年七月台灣指標民調的調查,百分之五十九的受訪者認為明年選出的新政府,應與對岸協商新主張,以取代九二共識。姑且撇開問卷設計是否合理的疑問(該公司於今年四月以不同問法,發現百分之四十六認有必要維持九二共識),九二共識與維持現狀的關係,的確值得深思。

九二共識的內涵

兩岸關係自二○○八年來的快速發展,是馬總統八年任內的重要成就,其基礎則是以「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即「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作為兩岸關係的定位。早在二○○七年競選期間,馬總統即提出兩岸依一中各表達成「互不否認對方」的法律定位。所謂互不否認,乃基於中華民國憲法,中華民國主權包含中國大陸,但治權僅及於台澎金馬。儘管雙方基於各自憲法,無法承認對方主權,但是在「一中各表」之下,雙方有各自解釋空間,只要雙方先做到治權的互不否認(mutual nondenial),就能擱置主權爭議,共同解決更迫切及有實際意義的議題。更進一步說,治權互不否認就是對於兩岸分屬於不同管轄權的認知與尊重,這也是兩岸關係要長期發展的重要基礎。

九二共識的貢獻

「九二共識」最重要的貢獻,是帶來八年以和平為基調的兩岸關係,鞏固馬總統所提出的「不統、不獨、不武」和平現狀,並帶來顯著的和平紅利。二○○八年五月,時任國民黨主席的吳伯雄率團赴北京,與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展開兩岸執政黨會談後,隔日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隨即聯繫復談事項,從此展開兩岸之間大交流與大合作的時代。具體來說,二○○八年以來的和平紅利可分為兩岸之間和國際之間兩種。前者為兩岸兩會協商和協議的結果,後者則依賴雙方通過各種管道交換意見而達成的默契,以下分別說明之。

兩岸間的和平紅利

兩岸之間的和平紅利,首推兩岸直航。今天很難想像,在二○○八年前,國人前往大陸要從香港轉機,往往一整天都耗在轉機過程。二○○八年七月兩岸通航後,兩岸航班快速增加,目前一週有超過八百架航班。通航直接受惠的是往來兩岸的商務客、觀光客和國籍航空公司,台北與北京上海形成一日生活圈。影響所及,來自國外觀光客快速增加,從二○○八年的三八○萬人次到二○一四年的九九○萬。與此相關的,則是陸客來台。二○○八年七月開放陸客組團來台,二○一一年開放陸客來台自由行,來台陸客從二○○八年的三十二萬,成長到二○一四年的三九八萬,成長超過十倍。

兩岸間的另一項和平紅利,則是「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的簽署。兩岸自二○○九年開始磋商經濟合作協議,到二○一○年六月正式簽署。由於涉及複雜的產業利益,兩岸內部都有一定阻力,最後階段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宣布對台讓利,談判獲得突破,台灣民意逐漸轉向支持,ECFA順利完成簽署。ECFA簽署後,兩岸設立由政府官員組成的經濟合作委員會,進行後續協議談判。ECFA的簽署,為台灣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打開一條新路。在ECFA簽署前,台灣所簽的自由貿易協定僅限於和中美洲邦交國之間,占我國對外貿易比例約百分之零點二。透過ECFA早收清單,台灣對外貿易在自由貿易協定涵蓋的比例提升到百分之六。

國際間的和平紅利

國際間的和平紅利,則分為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參與世界衛生大會和國際民航組織大會,以及外交休兵。第一,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對外洽簽自由貿易協定一直是政府參與國際貿易規則制定的重要政策目標,特別是東亞國家陸續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後,我國與主要貿易夥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更是政府的迫切任務。只是,受限於大陸的阻力,陳總統任內我國只和邦交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ECFA簽署後,我國立即與新加坡和紐西蘭展開自由貿易協定的雙邊研究,並於二○一三年完成簽署。新紐兩國非中華民國邦交國,新加坡為台灣大五大貿易夥伴,占我國對外貿易比重為百分之四點八,因此二協議,將我國對外貿易受自由貿易協議保護之比例,再提升到百分之十。

其次,兩岸間的和平氛圍與默契,對政府參與國際組織和維繫邦交國,也發揮關鍵的正面作用。一九九七年,我國首次公開爭取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歷經十二年的努力,終於在二○○九年初加入「國際衛生條例」(IHR),並於當年五月以觀察員身分重返世界衛生大會,此後每年皆出席世界衛生大會。二○一三年,我國並以特邀貴賓身分,出席國際民航組織大會。此外,馬總統在首次就任總統的就職演說,公開呼籲兩岸外交休兵。此後,在兩岸默契之下邦交國爭奪戰暫時消失,到二○一三年甘比亞與中華民國斷交之前,有四年維持零斷交的紀錄。對照過去,從一九七一年退出聯合國後,幾乎年年有邦交國斷交,只有兩次維持兩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六∼一九八七)沒有邦交國斷交,有兩次維持一年沒有斷交,而這一次的零斷交,維持了四年。而且,甘比亞斷交後,北京政府並未與甘比亞建交,也降低其他國家循甘比亞模式與中華民國斷交。

民眾的疑慮來源

既然九二共識所創造的和平現狀與和平紅利是如此顯著,為什麼還會有相當數量的民眾對九二共識抱持疑慮呢?這背後有三個重要因素。第一是認為兩岸經貿往來拉開台灣貧富差距,導致台灣貧富差異懸殊。ECFA簽署前,社會對ECFA的疑慮主要是對產業的衝擊,雖然大陸的讓利對提升台灣社會的接受程度有幫助,但貿易往來的社會衝擊,始終是民眾對兩岸經貿協議的必考題,也是後來服貿爭議的核心問題之一。但是,誠如前述,九二共識是兩岸各項事務性協商的政治基礎,它處理促進事務性協商,也讓兩岸透過事務性協商而緩解政治對抗。因此,即便對兩岸經貿協商的成果,在國內或國際有不同看法,但對此一政治基礎,所帶來的和平現狀,國際社會還是正面看待。

其次,對於九二共識和平紅利的期望升高,導致民眾對於現狀益發不滿。正是因為九二共識帶來顯著的和平紅利,提升兩岸政府與民間的期望,從而帶來更大的挫折與不滿。由於各項和平紅利多數來自大陸的讓步,提高大陸對兩岸關係再提升的期盼。待馬總統於二○一二年連任後,將目標瞄準政治談判,希望提升九二共識,作為兩岸政治談判的基礎。兩岸同屬一國的說法,就是當時大陸智庫經常提到的建議。至於我方,則將目標瞄準於TPP和RCEP,希望憑藉兩岸四年累積的互信,參與這兩個超大型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一舉突破台灣在自由貿易協定遊戲中的困局。從事後來看,此二項目標都超過當時對方政府所能接受的範圍。因期望而產生挫折,因挫折所生的後座力,帶來兩岸關係的停滯甚至後退,並升高台灣社會的不滿與焦慮。

第三,九二共識的內涵,為「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其重要精神包含「中國」的概念。此二字在台灣,有一半人願意與之共處,另一半人則恨之入骨。本來嘴上念念,有口無心,對務實的台灣人來說,不是不可能。但從解嚴以來,反對運動以本土化挑戰外來政權,以台灣主權瓦解大中國主權的合法性,作為其動員能量。一九九○年代,經歷李登輝總統時代的民主化與全面普選後,去中國化的社會工程,繼續維持反對運動的社會動員能量。復以從一九九○年代到民進黨執政第一任期間,大陸對台政策極為僵化,如此造就強大的反中社會基礎。更為治絲益棼的,則是快速發展的兩岸民間互動,讓兩岸人民從想像的敵對到近身的摩擦,生活習慣的差異與政經利益的衝突相互糾結,以及香港經驗負面效應的擴散,在在強化台灣社會對「中國」概念的反抗。

九二共識帶來和平 值得高度讚賞

兩岸關係當前的困境非源自九二共識,而是兩個社會逐漸和解與交融必經的過程,要推進此一過程,對造成兩個社會彼此疏離和敵視的原因,必須誠實面對,並從源頭解決。但也必須承認,作為世界唯二的冷戰遺緒,加上兩岸實力相差懸殊,兩岸關係的任何突破都是不容易的。況且,若是能創造令所有人不滿意但可接受的現狀,現狀一旦長久存在,也可能改變人們對未來的想像與期待。正因為如此,九二共識所帶來的和平曙光,和過去八年所締造的和平成果,不但值得高度讚賞,更應該繼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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